以负责任的社会运动倒逼中国转型

文安育才幼儿园

以负责任的社会运动倒逼中国转型

——我的人权联署自白书

笑蜀

2月26日，一批知识界和中产阶级人士发布公开信，呼吁全国人大尽快批准国务院早在14年前就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始作俑者是谁？什么目的？事态会怎么发展？这一定是有关部门最关心的问题。在从香港返回内地之前，谨公开陈述如下。

一

始作俑者是我，这我从不隐瞒。所有征集联署的电邮，我都是大大咧咧地群发。我知道其中相当比例一定会被截获，但这有什么关系？第一国家机器那么强大，我怎么可能跟国家机器躲猫猫？第二，人权联署合理合法，正大光明，又何须瞒他们？他们明察秋毫本来就在我的意料之中。所以，不久前有联署人转告，说他们请他喝茶时明白无误的说，他们知道都是我干的，我一点不惊讶。
接下来，说说人权联署的来龙去脉。
发起人权联署的灵感，最早出自我去年春天的台湾之旅。陪同我的台湾朋友知道，我一路上最感兴趣、驻足最多的，是台湾的人权地标，如马场町公园，如228纪念馆，如景美监狱、绿岛监狱。转型前后台湾人权状况的沧海桑田，给了我很大震撼。基本人权是中国最大的紧缺品，基本人权问题是所有中国问题中最致命的问题，我更坚定了这样的判断。
从台湾归来即筹备联署，决定呼吁全国人大，尽快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首先推动该公约在中国落地。呼吁版在春节之前定稿，其核心理念人权立国，即直接师法台湾而来。本来想在今年两会前的2月28号发布，但26号得知，媒体已接禁令，任何涉及人权公约的文字皆不得见报。有关部门显然已快速反应，国内所有传播通道都被掐死，再不赶紧发布，以后更没有发布空间。即于当天仓促启动联署征集。
知识界和中产阶级反响的热烈就不用讲了。尽管国内没有任何公开的传播渠道，唯有电邮可供征集之用，但截止3月28日，仍然发布了8榜联署名单，一千多个师长和兄弟姐妹以实名加入联署。既包括高层人士，也包括草根人士；既不乏自由派人士，也包括左派人士。即它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凝聚了广大的中间人群，堪称2008年以后，知识界和中产阶级最大规模的集结。3月15日，公民联署blog开通，人权联署进入常态运作，我的作用就不重要了。3月26日，我向管理公民联署blog的几位志愿者发出告别函，宣布即日退出联署的全部组织工作，以后我就只是一个普通的联署人，以此身份重返书斋，继续煮字为生。
平生最刺激的一次精神出轨到此为止。过而不留，这正是我要的状态——作为历史研究者和江湖行走者，政治之各色嘴脸我见太多，堂皇旗号掩护下的肮脏恶毒与狰狞，其实岂限庙堂？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政治并没有进化到适合我等书生卷入的地步。何况，政治本来非我志业，我最终还要靠文字立世。可参与，但不沉溺其中，是我一向的原则。

二

发起人权联署基于我对基本人权的信仰，更基于我对转型路径的思考。
我对转型路径的思考，用一个词集中概括，可称“倒逼论”。首先我不相信统治者自上而下的自我革命是可能的。他们的利益太大了，同时他们也太傲慢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别无选择，他们凭什么要转型？人们通常以蒋经国为例来证明统治者转型的自觉性，但蒋经国是特例，在中国大陆不具备可复制性。因为当时台湾的利益结构并不复杂，一个蒋经国就够用。今天中国大陆利益结构之复杂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就算出一百个蒋经国，也根本不够用，根本无可奈何。
但同时我也不相信自下而上的传统革命，尤其不相信为传统革命提供理论基础的所谓政权中心论，即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更替了一切迎刃而解，政权不更替百事莫为。稍具历史常识的都知道，这实际上是经典的列宁主义理论。它根本就是本末倒置，把政权问题的解决，当作所有社会变革的前提而不是社会变革的结果。
政权中心论者的最大荒诞，则是生在公民社会全球化的时代，脑袋却停留在前公民社会时代即列宁主义时代，所以只有政权的视角而没有社会的视角，只有权力的视角而没有权利的视角，看不到社会成长和权利生长的大趋势，不相信社会的成长和权利的生长是改变的终极力量。没有了社会成长和权利生长的中间地带，以及中间地带潜伏的巨大变量，转型就被简化成非黑即白的极端二元冲突，简化成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
转型路径丰富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就这样被否决。以政权更替为唯一评价标准，所谓转型就始终不能超越传统的对敌斗争模式，不能超越冷战思维。实际上是把自己降低到当政者的层面，跟当政者在同一个道德海拔上，在同一片政治丛林中较量。这等于自废武功，注定山穷水尽无出路。
要柳暗花明又一村，非有新思维不可。新思维的第一个要素，就是超越狭隘的政权视角和权力视角。不是说政权不重要，但它肯定不是唯一重要。当下的新生力量更多集中在社会，最可期待的是社会。当自上而下的传统改良和自下而上的传统革命都已途穷时，居于中间地带的社会的成长，为转型提供了新的可能，即中间突破的可能。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或是当下中国转型最大的福音？
这即是说，转型视野本身需要转型，需要从政权中心论转到社会中心论。政权更替是转型进程的自然结果，而非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但社会是我们的主场，社会成长和权利生长的主动权在我们手上，我们完全可以反求诸己，把推动社会成长和权利生长的使命承担起来。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政权更替会在哪天实现，但我们知道的是，在那天到来之前，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社会的成长和权利的生长需要很多的积累和准备。
最需要做的事，在我看来就是社会运动。前面讲我主张倒逼，倒逼谁？当然是倒逼体制。那么拿什么倒逼？祈求不可能倒逼，绝望愤激自暴自弃不可能倒逼，破罐破摔一锤子买卖不可能倒逼。唯有社会运动能倒逼，唯有积极的、进取的、理性的、负责任的社会运动能倒逼。很难通过直接的政权更替改变中国，但一定能通过社会运动的倒逼改变中国。
这样的社会运动，毋宁说是驯兽运动。所谓转型实质上就是一场持久的驯兽之战。社会有多软弱，政权就有多野蛮；社会有多强悍，政权就有多规范。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律。如果野兽不被驯服反而持续伤人，驯兽师一定难逃其责，仅仅责怪野兽没有意义——伤人本来就是野兽的天性。同理，如果一个政权一直横行霸道，社会一定难辞其咎，一定是社会运动的倒逼不够。
这就是我多年以来，一直呼吁公民社会建设的原因。我的公民社会建设的高脚杯，装的都是社会运动的鸡尾酒。最早主张围观改变中国，围观即属于初级形态的社会运动。后来主张的组织化维权，则属于成熟形态的社会运动。但无论是初级形态的围观，还是成熟形态的组织化维权，都需要主题，都需要素材。如果说围观的素材只是个别事件，只围绕着个别利益展开；那么组织化维权则需要一定的超越性，即不再局限于个别事件和个别利益，而要上升到普遍权利和公共利益范畴。即组织化维权所需要的主题和素材，应该界定在基本权利的层面，应该围绕着基本权利展开，应该带动基本权利的生长。最终以权利约束权力，倒逼体制变革。
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一路走到了今天即走到了人权联署。即我想象中的人权联署，主要使命就是为新时期的社会运动即组织化维权提供素材，提示方向。但我不是以政治人的身份，而仅仅以评论人的身份。因为我一直确信，评论人的天职不是所谓一事一议，而是为自己的时代打下底色，为自己的时代设置议程。即我的所作所为，无非我作为评论人的职业使命使然。我的初衷，无非以专业为支点，为社会运动添砖加瓦。
这就是说，我主张的社会运动，固然不直接以政权为目的，但最终的指向，仍然包括政权在内。即一方面以社会运动来重建社会，一方面以社会运动来逐步地改造政权。即我认为中国需要补社会运动这一课，需要一个社会运动时代。这既因为社会的成长和权利的生长需要一个过程，有待社会运动来拉动；也因为需要给当政者一点余地或者说一条退路。这实质是一种调和，即虽然从中长期讲人民主权是绝对的因而不可让步，但眼下可暂让步，至少我个人对你的政权没兴趣。但我有附加条件，就是你必须容忍社会运动，你的政权必须接受社会运动的压力，必须因应社会运动的压力而改变，而非拒绝转型，坚决五不搞。通过双方让步，使社会运动逐步去敌意化，逐步脱敏化，中性化，直至最终制度化，亦即引入民主和法治的轨道，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实现社会运动的常态化，使朝野双方能够通过社会运动的平台，首先学习对话，学习互动，学习妥协，学习良性博弈。

三

但是，你的想法可行么？全国人大可能批准人权公约么？这是我经常遇到的一种质疑。
我当然不会天真到以为人权联署一启动，当局就会马上批准公约。但问题是，非要一步到位才叫有用？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就叫没用，就可以什么都不做。
其实，人权联署本质上就是一个告知的过程，一方面告诉国民，居然有那么一个人权公约，规定了国际最低人权标准，而且中国政府居然早就签了字，即承认了那个国际最低人权标准。
这同时也是告知政府，你们给了国际社会和自己的人民一个承诺，承诺就该兑现，欠账就该偿还。如果不能马上偿还，起码要承认账的存在，不能装得没事一样。然后，我们需要公开的讨论，公开的对话，跟政府一起商量还账的具体步骤和具体办法。
这种双向告知怎么叫没用呢？就算当局始终不理会，且不说它如何理亏，如何丧失信用。这种双向告知至少可以推动国民学习人权公约、普及人权常识吧？至少可以起到人权教育的作用吧？而人权教育不正是中国社会所急需么？
另一个质疑，是认为就算全国人大批准了，也未必有用，宪法写得够漂亮吧？但不照样束之高阁？对此我同样无法认同。宪法确实没有兑现，但宪法不兑现的真正原因，有人想过吗？不兑现无非因为是当局自己愿意那么写的，主动那么写的。一言以蔽之，所有那些看起来很美的宪法条款，都不过是当局恩赐的结果，而不是压力倒逼的结果，不是博弈的结果，不是谈判的结果。恩赐的不叫契约，对当局没有任何约束力，它不兑现确实拿它没辙。但如果我们有力量迫使当局批准人权公约，人权公约就跟所谓宪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即它属于地地道道的契约，对当局有约束力——我们既然有力量迫使当局批准公约，当然也一定有力量迫使当局兑现公约，而不可能让它再束之高阁。所以，只要它能在我们的压力下批准，那么它就一定有用。
再说了，必须成功了才叫有用，必须有用才认为值得，才愿意付诸行动，这种过度的功利主义，恰恰是公民行动的心理天堑。成功是一种概率，而且这概率往往属于天意，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人只能做人该做的事，即谋事。至于是否成事，既然是天意，那就交给天去决定，人不用管太多。
这即是说，中国的社会运动要上台阶，还需要价值观的提升，即需要一种超越，不仅是对狭隘的政权视角的超越，更是对整个功利主义文化的超越。凡事只问是否符合自己的信念，只为捍卫自己的信念，不计成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值得欣慰的是，加入人权联署的一千多个师长和兄弟姐妹，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已经为一个看起来前景黯淡的事业，开始了自己的奋斗。这就是希望。是社会运动的希望，更是未来中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