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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的为什么不经查？ 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出事了。当官的不经查，说的是涉嫌贪污腐败的官员，一查一准是贪官。 2012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上实名举报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称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巨额骗贷、与商人结成官商同盟、对他人恐吓威胁。随即，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新闻发言人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上述举报纯属污蔑造谣。 不幸，学历可以造假，腐败的谣言一般都假不了。2013年5月12日，记者从中央纪委获悉，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还是网友说得好：“自己的领导出事了，不像狗一样冲上去护主的新闻发言人，不是好发言人。”事情发展至此，一是说明微博力量确实大，二是说明中纪委已经掌握了铁证。 那么，当官的为什么不经查？涉嫌贪污腐败的官员，为什么一查一准是贪官？ 我最近在《中国不一样》这本书里提出一个说法，叫腐败的“制度与文化组合决定论”。简单地说，按照中国当前这种特殊的“制度文化组合”，现实必然是无官不贪，十官九腐；不是不腐败，而是有些腐败已经不被当成腐败；只有查不查，没有经住查；法律的有罪推定不能搞，但道德的有罪推定错不了。 大家可能还记得，电视剧《金婚》里有一段精彩的对白，由张国立扮演的老公在外头“彩旗飘飘”给逮着了，还企图辩解说：“我干什么了，我？我连她的手指头都没碰”。由蒋雯丽扮演的老婆一点都不含糊：“你没有碰她的手，但你碰了她的心没有？” 严格的腐败是“手碰”，但中国贪官的腐败问题是“心碰”，而且是“有实质的心碰”。如果没有“有实质的”这个限定，那会是一种“道德上的有罪推定”，但由于存在着“规则人情观”和“道德宗教观”中的“易腐性”，中国贪官的“心碰”就是腐败。这就是为什么鲁迅会在“纪念刘和珍君”里说：“我向来是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 更不幸的是，中国的腐败还不止是贪官的问题，问题是“全民腐败”。 在腐败的问题上，中国人只有三种：一是腐败的供给者，二是腐败的需求者，三是腐败的潜在需求者。在当今中国，腐败的“诛心之论”不会有大错。至于说“腐败的潜在供给者”，腐败没有潜在供给者，腐败不是“地下党”，根本用不着“潜伏”。公共权力太大太广，“被动腐败”也是腐败。“无官不贪”的判断错不了，“全民腐败” 的判断无大错。 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制度由于缺乏权力制约而腐败，中国人的心则由于缺乏道德和信仰的双重制约而腐败。道德制约的失效是一种长期的“演化博弈均衡”结果，这种结果几乎足以使任何“道德的有罪推定”成立。就是说，做肯定是做了，问题只在于给逮着了没有。谁敢说现在的腐败不是泛滥成这样？ 更直白地说，中国的腐败已经转化成一种“社会稳定预期”。人们“仇官妒官”，不是出于对原则和法律的敬畏，而是因为缺乏“羡官攀官”的机会，“仇官妒官”与“羡官攀官”于是出现了一种奇妙的结合。“仇官妒官”更通俗的说法是：好处不能都让你占了，凭什么你能贪那么多？“羡官攀官”的更通俗说法则是：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朝中有人好办事。因此，在中国，反腐败经常是反别人的腐败，不是反自己的腐败。 当腐败是“社会的稳定预期”时，不腐败往往会被认为是“假正经”。有谁要胆敢逆世俗潮流而动，他就很可能因“吃不开”而被“划入另册”，从而可能“很难混下去”。腐败不难，不腐败反而难；腐败漏网不难，可有了网络的“新江湖”，大腐常腐不落网就开始难起来了。 腐败的社会气场很强大，反正清官也已经不好找，所以，中国人怕的不是腐败，中国人怕的竟然是别人不腐败或自己无法腐败。现实中的腐败是一种“选择性腐败”，没有可靠的关系和信任，腐败就有风险，有时风险还极大。对中国人来说，“托不着人”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即便有清官，“找不对人”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人们在经验中已经学知，难搞的不是腐败，而是“不完全腐败”，“不完全腐败”带来的反而是“不确定性”，因为你弄不清对方是“暂时廉洁”，还是“嫌少装清纯”。 一句话，当官的不经查，因为腐败是由“制度与文化组合决定”的。腐败的责任在个人和制度，原因却是在制度和文化，重要的是去深究制度与文化的细节。（作者新著《中国不一样》） | 
发表于 2013-5-17 09: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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