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的宣传部长怎样工作的？(转载)

大眼贼

　　宣传部长是一个严谨严肃甚至有些严厉的人，他不允许党和国家的宣传工作有任何纰漏。

　　每天早晨，首都主要报纸和电台的主编们都要聚集到宣传部里来，宣传部长或者他的助理会当面向他们发布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宣传部长的指示一般都非常具体：什么新闻可以报道，什么新闻不可以报道，什么新闻以怎样的方式怎样的角度甚至怎样的标题报道，以及当天应当写怎样的社论评论，都有明确的交待。宣传部长不认为新闻的功能就是提供消息，而是要赋予它政治任务。

　　宣传部长担心口头的指示容易引起误解，还会同时给各个媒体下达书面指示，对外地媒体则发出电报指示。

　　宣传部长不仅控制媒体，也对出版和其他文化领域进行全方位的控制，每本书的出版和每部电影的发行都要预先报送宣传部审查。他是研究艺术和文学史出身的，他认为通过渗透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可以更好地教育和改造人民。他强调艺术为大众服务，为政治服务。要求艺术形象包括建筑形象要追求高大，要体现战斗的精神。

　　宣传部长对党对国家对领袖无比忠诚，政治上可靠。他不折不扣地动用国家可以动用的一切手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灌输最高领袖的思想。在宣传部长卓有成效地领导下，全国人民所知晓的天下事都出自一个口径，一个论调，全国的舆论高度统一，全国人民看到的书籍和电影也都千篇一律。领袖的语录无所不在，对领袖的赞颂无所不在。宣传部长营造了举国一致空前团结的政治局面，深得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的看重和器重。

　　这位宣传部长就是德国纳粹政权的舆论总管戈培尔博士。


　　戈培尔年轻时就是个坚定的爱国者。他4岁时因为生病腿瘸了，但这并不影响他坚定地走在复兴伟大的德意志民族的征程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18岁，尽管有残疾在身，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地申请参军，遗憾的是都未获批准。没有条件在战场上为国效力，戈培尔选择了在政治文化领域实现理想。他在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就开始了政治生涯，加入了纳粹党。


　　戈培尔是从做党报编辑开始为纳粹工作的，那是1924年。当时纳粹党还是个没有多少影响力的小党，党员多是工人和复员军人，党的高层领导文化程度都不高，最高领袖希特勒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戈培尔是一个博士，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为什么加入这样一个看上去由一群低素质的人主导的小党呢？是纳粹党的宗旨吸引了他。戈培尔坚信“只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才能拯救德国。”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党，早期的宗旨恰恰这两个主义的结合。


　　戈培尔喜欢读书，善于思索，才华出众，讲演口才极佳，又有高学历，在纳粹党内鹤立鸡群。他很快被希特勒看中，他也折服希特勒的思想和魅力。特别是在德意志民族至上和国家至上这方面，他特别崇拜希特勒毫不掩饰的极致的狂妄。复兴人类最伟大最优秀民族的伟业令戈培尔无比兴奋，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党的事业中。1928年，他被任命为党的宣传部长。5年后的1933年，纳粹党夺取了政权，他又担任了政府的宣传和国民教育部长。


　　希特勒是一个非常重视宣传工作的政治领袖。纳粹党起家主要依靠三大法宝，即：宣传、群众运动和制造恐怖。其中，宣传这个法宝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希特勒认为：历史上的大规模的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是理智号召的结果，而是鼓动群众热忱的产物。如何鼓动群众的热忱呢？就是要靠宣传，那种能激起群众狂热的宣传。希特勒说：“狂热是唯一能吸引广大群众的巨大力量。”

　　人类历史上的强人――为了实现目标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强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实现他所认定的目标过程中，完全不受道德的约束。

　　对于如何向群众宣传，希特勒直言不讳地说：“群众对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反应较多地表现在情感领域。情感宣传需要摆脱科学和真相的束缚。”“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有设想编造大的谎言，因而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希特勒继承和发展了马基亚维里主义。

　　马基亚维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思想家，是现代政治学的鼻祖，他是个唯目标主义者，他主张：为了实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马基亚维里还清醒地指出，若要维护专制统治，必须依靠暴力和欺骗两个支柱。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越是极权，越离不开谎言。


　　戈培尔与希特勒一样，也是唯目标主义者，为了实现党的目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在宣传上可以不择手段，撒谎也无所谓。戈培尔说到：“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它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党的思想理论改造人民。” “宣传是一个组织的先锋，宣传永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宣传如同谈恋爱，可以做出任何空头许诺。” “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尽管德国的政治文明在欧洲是最保守的，德国的新闻出版自由比英法等国要晚许多年，但早在普鲁士威廉四世时期的1840年，德国就放松了报刊出版物的审查制度。到了1874年则取消了预先审查制度。1914年德国彻底开放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纳粹党在夺取政权以前充分利用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进行宣传，但在夺取政权以后立即取缔了言论出版自由。纳粹党的逻辑是，为了实现自己政党的政治理想，绝不允许别的政党存在，也绝不允许别的声音、自由的声音出声。纳粹党的党纲规定：“报纸在国家中，为最有影响的工具之一。因此所有报纸如与公众利益抵触，必须予以禁止。”

　　希特勒则直截了当地说：“报纸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必须使其为国家而服务。”“报纸上的言论，应当趋于一致的目的，不能被出版自由的邪说所迷惑”。“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


　　虽然希特勒没有像列宁那样把宣传媒体和有关机构都收归国有，直接嵌入权力机器，使之成为权力机器上的螺丝钉和齿轮。但他的做法与列宁也相差不大。在戈培尔具体策划和组织下，纳粹政权取缔了所有反对派的报纸，迫害监禁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反对纳粹的人员，把所有媒体置于宣传部的控制之下，强令所有的出版物和媒体必须宣传纳粹党的思想和方针，对于媒体从业人员进行政治上的甄别，只有在思想上与纳粹党保持一致的人才可以从事媒体工作。


　　戈培尔是个做事情追求效果的人，他要求宣传工作要达到一呼百应唤起群众共鸣的效果。本来，纳粹党的政治主张就容易激起狂热，“民族优越”“国家至上”和“平等社会”的承诺在群众中远比自由、民主和博爱更具有号召力。再加上希特勒与戈培尔不惜用撒谎的手段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就更容易让群众热血沸腾。

　　戈培尔知道群众渴望什么。一个卑微的人渴望自己伟大，他把民族和国家的强大看成了自己的外延；一个贫穷的人渴望平等，他把伟大领袖的承诺看成了实现平等的唯一途径。

　　戈培尔也知道什么最能煽动群众的情感，那就是制造敌人。

　　于是，戈培尔紧紧抓住“民族主义”“国家至上主义”和“平等社会”的主旋律进行宣传：我们是最优秀的民族，我们是最伟大的国家，我们如今的不幸是我们的敌人――犹太人和与犹太人勾结的英法资产阶级――造成的，我们只有跟随党和领袖，才能告别耻辱，振兴德意志，才能实现平等社会。戈培尔的宣传简单清楚，卓有成效。戈培尔认为：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

　　戈培尔在宣传工作中还格外注重仪式，突出声势，讲究细节。纳粹党集会一定会有仪仗队乐队，会有无数面飘扬的党旗，会有嘹亮的歌声，会有与会者整齐划一的肢体动作，会有瓦格纳雄壮的乐曲。戈培尔在参加群众集会做讲演时，甚至故意迟到，让群众等一段时间，以制造入场时的欢呼浪潮。

　　戈培尔不仅重视软件，也重视硬件。纳粹时期收音机刚问世不久，戈培尔发现广播宣传的作用巨大，于是下令生产了1000万台收音机，让每个德国家庭都能通过收音机及时听到党的方针和领袖的指示。戈培尔没有忘记指示收音机的生产厂家，必须把收音机设计得只能收听德国电台。戈培尔还要求德国人在听收音机时要放大音量，打开窗户，以便路过的行人也能听到广播。戈培尔非常得意广播宣传的效果，他宣称：“由于广播的作用，我们的制度消除了一切反抗思想。”

　　戈培尔不仅对国内实行饱和宣传，还向全世界输出纳粹思想。德国一共建立了53种语言的广播电台，对全世界广播。

　　二战爆发以后，纳粹政权更是重视广播宣传，德国军队每占领一个国家，宣传机构就会立即在这个国家开展工作，首先做的就是建立纳粹广播电台。希特勒说：“战争期间，语言即是武器。”戈培尔更是把宣传看作是与飞机、大炮和军舰并驾齐驱的武器，他说“未来的历史学家将要对第四种武器致敬，这第四种武器就是宣传。”


　　宣传部长得意地把宣传比喻成第四种武器，但是他不清楚，任何武器都不能消灭正义，也不能维持邪恶。

　　希特勒和戈培尔迷信巨大的宣传机器的功效，他们靠宣传起家发动群众夺取了政权；他们通过摧毁新闻出版自由，把德国人民封闭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人民只能愚昧地盲从党和领袖的指引；他们把德国人民带到了他们所梦想的征服世界的征程上；他们靠宣传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然而，他们不会获得最终的胜利，靠谎言支撑的邪恶不可能获得终极的成功，彻底灭亡是必然的归宿。

　　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灭亡是彻底的。戈培尔的灭亡也是彻底的。1945年4月29日，宣传部长亲手毒死了自己的6个天真烂漫的孩子，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5岁。然后，他与妩媚动人的太太饮弹自杀。

　　这就是试图把谎言变成真理的代价。德国人民和全人类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