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毛主席做的一次“放疗”手术（转）

古洼之魂

黎阳：“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放疗”
原文地址：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3-12-16/39861.html

针对当下种种囿于自身狭隘经验和个人利益得失而对文革产生的不理解，黎阳的文章是最好的回应：我自己当初对“文化大革命”是极不理解、极其反感的。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生也许不会如此坎坷。但是现在，我理解了“文化大革命”，更理解了毛泽东。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毛主席试图消灭中国政治体制内“癌症”的一次“放射治疗”，那就不难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一切。
　　用放射治疗法治癌症，不可避免要伤及大量无辜的健康细胞，会给病人带来很大痛苦。但为了消灭那些致命的癌细胞，就不得不忍受这些痛苦。无论患者还是亲属都不会硬说用放射法治疗癌症是犯罪，而会承认这是为了保全生命、挽救整体而不得不承受的必要的代价。即使治疗效果不理想，那也不能因此追究医生责任。相反，应该承认医生已经尽了力，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如果怀疑采用放射治疗的医生动机不纯，是存心害人，那只要看看医生及其亲属是否利用治疗损人利己就行了。如果人家没有得到任何私人好处，那凭什么怀疑人家的动机?
　　那中国政治体制内的“癌症”是什么?那就得先看看最令今日中国普通老百姓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的都是些什么人。毫无疑问，是腐败，无孔不入的腐败，无法无天的腐败。那么是谁制造了腐败?一是贪官，二是专为贪官出谋划策的骗子“学者”。他们一个是通过行政权这种“硬”权力以权谋私，一个是通过话语权这种“软”权力以权谋私，二者“软硬兼施”，狼狈为奸，专门祸害老百姓。
　　那么形形色色的奸商恶霸呢?他们的民愤难道不大?当然大。但他们不过是贪官的“副产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贪官，奸商哪里有空子可钻?奸商之所以能成“奸”，全因为有贪官的支持包庇。没有贪官，奸商就“奸”不下去，只能老老实实经商;有了贪官，不是奸商也变成奸商了。刚解放时奸商还少吗?行贿捣鬼还不猖狂吗?但一个“三反”“五反”就全老实了。问题的关键是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
　　那么贪官和骗子“学者”从何而来?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不小心吃错了药蹦出来的。只要是大权在握又无人制约，从好人蜕变成贪官和骗子“学者”不过是一念之差，轻而易举。贪官之所以能成为贪官，骗子“学者”之所以能行骗，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了实际上不受制约的权力，有持无恐，没人管得了他们。从理论上讲，这些人的“顶头上司”应该能管，但实际上即使想管，管得过来吗?一个两个的也许还凑和。但如果是问题遍地开花，谁有可能一个一个去深入调查落实纠正?实际结果就是只要不捅出塌天大祸，根本就没人管得了。正如一个贪官自己供认的：“官做到了我这一级，基本就没人管了。”“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既然这些人的权力实际不受任何有效制约，那他们不腐败也要变腐败了。
　　有些“精英”一提制约绝对权力就要求共产党下台，搞西方“多党制民主”，说非如此不能防止腐败，甚至说“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意思是只能在亡党与亡国二者之间选择一样。这实际是“精英”们给中国人下的一个套，借口反腐败搞政变而已。无论是用政党制约政党，还是用衙门制约衙门，本质上都是用同等性质的东西互相制衡。这在理论上似乎头头是道，在实践上根本行不通。自古以来中国的皇帝们不知搞过多少监察机构特务衙门之类来制约臣下的权力，但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最终都避免不了因贪污腐败、官逼民反而王朝覆灭的下场。因为它没办法解决制约别人的权力机构本身由谁来制约的问题，所以只能制约别人的腐败，却制约不了自己的腐败。而一旦自己腐败了，再想制约别人就难了。结果迟早是“你烂我烂，大家都烂”，最后应了《红楼梦》里的那句话：“只有门口的那两个石头狮子是干净的”。不管是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还是国民党的“军统”、“中统”，虽然制约了别人，但谁来制约它们自己?它们带头搞腐败，谁能管得了?“抽刀断水水更流”。靠官僚制约官僚，从长远来说除了制造出一大堆专门互相扯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官僚外没有什么积极效果。西方的“多党制民主”用政党制约政党跟中国自古以来用官僚制约官僚的老法子没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靠“精英”制约“精英”，靠政客之间的狗咬狗斗法，说到底还是为了少数人的私利，跟为广大老百姓的利益完全不是一回事。政客“精英”们能为了自己的私利互相制约，就也能为了自己的私利互相勾结、互相合作、互相包庇，“官官相护”、“党党相护”，所谓“制约”不过几年一度的逢场作戏，合伙胡弄老百姓而已。历史反复证明，单纯靠少数人制约少数人的道路是死路。因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制约别人的人本身存在一个被制约的问题。如果无制约，那这制约别人的少数人迟早会无法无天带头闹腐败。如果有制约，那腐败势力必然会利用这种制约大做文章，想方设法利用这种制约来制服那些负责制约别人的人：收买、蒙蔽、栽赃、陷害、诬蔑、暗杀、离间、扯皮、牵制、要挟、浑水摸鱼……只要是单纯依靠少数人制约腐败，那腐败势力就总有办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迟早把这少数人搞定，至少让他们发挥不了作用。但如果发动全体人民参与制约腐败，那腐败势力就束手无策了。腐败伤害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只有全体人民这个整体才跟腐败永远势不两立。你不可能靠小恩小惠长期收买全体人民，也不可能靠谎言永远蒙蔽全体人民。因此从理论上讲，长远来说只有直接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制约少数人的权力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中国人在孙中山时代不是没试过“多党制民主”，结果除了制造了一批袁世凯、北洋军阀和蒋介石之外又得到了什么?“精英”们总是企图让人相信过去的人都是傻瓜，所以“西方多党制民主”行不通;现在的人突然变聪明变文明了，所以过去行不通的“西方多党制民主”现在莫名其妙就突然能行得通了。如果相信他们的胡说八道，自以为聪明，对历史的教训置若罔闻，这就已经当上傻瓜了。
　　毛泽东的原则是既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又要防止“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决不坠入“精英”们要么让共产党下台搞“多党制民主”，要么放任官员学者“精英”腐败泛滥的二难陷阱中去。毛泽东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坚持要不断地敲打各级干部，坚持要“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坚持要制约他们的权力，逼着他们夹着尾巴做人，不准他们拥有“绝对权力”。所以毛泽东时代的腐败基本不成气候。但毛泽东仍然认为靠官僚制约官僚不能从根本上防止腐败。因为他明白即使以毛泽东的威望和传统也只管得了一两代，管不了几代之后。他主张靠人民群众直接制约官员和学者“精英”的权力，从而彻底杜绝“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这的确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改革尝试。它打破了要么让共产党下台、搞“西方多党制民主”;要么任凭“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二难陷阱死循环，指出了第三种选择：专业与群众相结合，少数与多数相结合，依靠人民群众直接制约官员学者“精英”的权力，确保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这个角度说，“文化大革命”就象一次政治“放疗”，目的就是通过人民群众的“放射治疗”消灭“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癌细胞。从权力制约的角度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就凭这一点就可以说毛泽东的思想伟大深远。然而正是因为史无前例，没有任何经验借鉴，因此具体执行起来就无章可循，自然免不了偏差失误。这就如同放射治疗科学刚刚开始创建，只知道原理正确，但具体设备、规章要领、操作人员、操作技巧、照射部位、照设角度、使用剂量、持续时间、防护设施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空白，全靠在实践中不断发现解决。摸索过程中自然难免有种种不当之处。最初接受放射治疗的患者承受的痛苦中有些是治疗本身必不可免的，有些则是可能避免的。但在初创阶段，这种情况一是无法避免，二是无法分清，三是即使发生也不能因此说治疗本身就是错误。而另一方面很多的偏差失误并非毛泽东所致，而是其他人为的破坏捣乱。比如武斗打人，毛泽东从来就没有赞同过，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停止武斗。但有人就是不听，一直阳奉阴违，我行我素。最后是毛泽东不得不派出军队强行干预才最终制止了武斗。而现在“精英”们则无孔不入连篇累牍地说武斗是毛泽东搞的。这是不折不扣的诬陷栽赃。

古洼之魂

坦白讲，我自己当初对“文化大革命”是极不理解、极其反感的。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生也许不会如此坎坷。当年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我曾举双手赞成。但是现在，我理解了“文化大革命”，更理解了毛泽东。我承认“文化大革命”有种种不当之处，但我更承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向都没有错，用政治“放疗”可以解释一切。一切具体的问题都出自于1.“放疗”本身不可避免的副作用。2.因为无例可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中难免的操作失误。3.国内外敌人的蓄意破坏。4.来自我这样的自己人的愚昧无知不配合。

　　促使我重新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因素是客观现实，是改革“精英”们这些反面教员。他们的一切“改革”都是反毛泽东之道而行之。经过了他们这么多年不懈的反面教育，总算让包括我在内的中国普通老百姓重新认识了“文化大革命”。

　　“精英”们的“改革”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取消对“精英”的一切制约，为自己取得了“改革”的“绝对权力”。也就是说，“精英”的“改革”是不受任何制约的“改革”：没有法律制约，没有权力制约，没有舆论制约，没有计划制约，没有良心制约，连起码的形式制约都没有。“改革”改了27年，要改成什么样，要改多久，分哪几步走，每步解决什么问题，如何部署，如何组织，如何考核，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所有这一切全都是“黑箱作业”，中国老百姓一概不知，连谁组织、谁负责都神秘兮兮，见不得人。“精英”们一方面自己也承认胸中无数，要“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又拒绝一切不同意见，蛮横规定“不争论”，否则就是“反改革”。“改革开放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十几亿人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整个整个行业的命运，几千万人的饭碗，几万亿的国有资产，不经过任何辩论审核，不经过任何人大立法程序，几个“精英”偷偷摸摸一拍脑袋，一纸文件就全决定了。改砸了，没有人为此上法庭，也没有任何人受任何处罚，甚至连名字都不让你知道。比如，谁决策的“教育产业化”?谁决策的“医疗产业化”?谁决策的“买断工龄”?谁决策的“贱卖国企”?谁决策的MBO?那么多国有企业没了，那么多工人下岗了，谁出的主意?谁提的方案?广大老百姓根本就都不知道!“精英”们不受制约的“改革”绝对权力必然导致他们以“改革”名义进行绝对腐败。他们首先把国有企业资产偷光，再借口“资产重组”、MBO全部卖光，来个“焚尸灭迹”，把一切消灭得干干净净，让你查帐都找不到地方。“改”就是“卖”，“卖”就是“改”，不“改”不“卖”，不“卖”不“改”：卖国企，卖银行，卖资源，卖环境，卖苦力……整个“改革”的全部内容实际就是把国家的一切以“卖”为纲，全部抢光。“精英”们不是口口声声要“与国际接轨”吗?你倒是跟美国“接”个“轨”试试，看在美国能不能只凭“精英”这顶头衔就随心所欲处理如此庞大的国有资产，更不用说巧立名目变成个人私财了。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这顶“经济学家”的头衔都是假冒伪劣。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国内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他们可以把最好的三五篇论文(无论发表或未发表)寄给国际上排名75-100名的经济系，申请副教授的职位，看一看他们能否在候选人的名单中排名前三位;或者是把他们最好的三篇文章，寄给国际上排名20-60名的学术期刊，看一看能否刊登。我非常希望有人做这样的尝试，如果有好消息，我非常愿意承认自己错了，愿意为他们庆功。”“我国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评价标准肯定是国际化的。通过对我的反驳我才了解，国内经济学界有那么多人并不知道本学科的国际学术标准!”无论是按西方经济学的标准还是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标准，“主流经济学家”们都不够格当什么“经济学家”。他们的“经济学家”的资格本身就是靠“傍大腕”、“走后门”、“扣着屁眼上楼——自抬自”抬出来的，一出娘胎就来路不正，往后的路就更一溜歪斜。他们叫嚷“改革”就是要“与国际接轨”，但自己定的规矩自己就带头不“接轨”。他们的“经济学家”的资格、决策“改革”的权力、“企业改制”、“资产重组”、“贱卖国企”、MBO等等一切决策没有一样是按“国际接轨”那样经过的必要的公开辩论、审核、立法等程序，而是无不充满了鬼鬼祟祟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靠“走后门”当上“经济学家”的“精英”搞“走后门”式的“改革”，改来改去再“改”也跑不出“见不得人”的结果。现在中国老百姓都已经有经验了：只要“精英”一喊“改革”，准是又要变着方地从老百姓身上什么地方再刮一层油。改了这么多年，从来只见“精英”巧立名目占老百姓便宜，推卸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从来也没见哪项“改革”是“精英”给老百姓送好处的。“精英”对中国老百姓从来是只捞不给，对外国垄断资本则是只给不捞。“改革”改来改去就一个方向不见动摇：“量中华之物力，结于国之欢心”。所以对外资在华汽车厂收税7%，对奇瑞等中国的民族汽车厂要收税33%。让中国的政府专门替外国垄断资本收拾中国的民族工业，当今世界上恐怕也只有中国的“改革精英”们才干得出来。

　　“精英”们说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但市场化的经济必须有良好的诚信环境才能实现良性循环。而“精英”们一开始就破坏了一切诚信原则。他们“经济学家”的头衔来的就不诚信。他们“改革”的“绝对权力”来的就不诚信。他们借“改革”假公济私的一切活动全都不诚信。他们搞的“工人下岗”、“买断工龄”更是把诚信的原则破坏殆尽。多少年来，中国实行的是低工资终身雇佣制。这实际是工人与国家达成协议：工人接受低工资，国家承诺对工人终生负责。而“精英”却在工人履行了自己义务，轮到国家履行义务时却突然赖帐，把年迈力衰的老工人一脚踢开不管，使国家失信于民。这就彻底破坏了整个国家的诚信基础。不能取信于民的国家还能有什么诚信环境?还谈什么市场化?就凭这一条就可以说，“精英”们所谓“改革市场化”的美妙预言纯粹是骗局。“改革精英”搞的一切都假：“经济学家”的头衔假，“为全体中国人民谋利益”的口号假，“国际接轨”的原则假，“市场化”的目标假……连“精英”们自己都直言不讳：“就是要骗出一个新体制来”!如此样样都假的假“改革”居然能改出一个以诚信为基础的良性循环的市场经济，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弥天大谎。他们毫无诚信的“改革”就连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都不够格，而只能把中国重新带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

　　“精英”们的“改革”同时取消了对各级官员和“学术权威”们的一切制约。“厂长经理负责制”代替了党委负责制，一切由“一把手”说了算，“院士”“权威”说了算。除了顶头上司，他们有了实际不受任何人的制约的“绝对权力”，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结果呢?

　　过去的财务制度下，头头脑脑盗窃挪用大宗公款的事几乎行不通，财务出纳就能抵制。但现在不行了，谁敢抵制领导?财务监管体制形同虚设，大小贪官如鱼得水，动不动就成亿成千万地往国外搂。至于头头任人唯亲、假公济私等等就更不在话下。这样的国有企业岂能不亏损?

　　“院士”、“权威”们无论怎样剽窃伪造弄虚作假也不受任何惩处，反而成了成名发财的捷径。结果中国学术界学术腐败登峰造极。

　　有的医生说：“医务界流行着一句顺口溜：‘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小到一个科室，比如科主任、护士长，位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没有人监管他们。科室中普通成员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从研究生开始，你能不能毕业，能不能留校，让不让你考博，让不让你外出学习，给不给你晋升职称，全都是科主任说了算。没有民主、公平的机制来评价你，你会觉得活得很压抑。我们主任的孩子生病了，要由科里的住院医生打车到学校接出来，亲自送到门诊看病，就像家仆一样。到了年终院里考核，科里的成绩都成了科主任的功劳。民主评议时，主任就盯着你是否给他画‘优秀’，谁敢不画呀!”

　　连医院这样在人们印象里文明程度很高的“白领”部门都变成了“封建地主庄园”，各行各业更是纷纷“封建把头化”，冒出了一大批无法无天的新时代“土豪劣绅”。他们所谓的“现代化”连资本主义社会都不象，倒是越来越象封建法西斯。难怪连警察都感慨：“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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