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糖块记

柔情似水

吃糖块记

在那个“大饼子夹盐粒”一统零食天下的童年，糖块（我们当地叫糖疙瘩）绝对算得上奢侈品中的奢侈品，其奢侈到什么程度，绝对不亚于今天的苹果手机。我只能在今天，在这里，和四五十岁以上的朋友面前讲上这么一两句话，绝对不敢在我侄子侄女面前讲什么时髦、流行、奢侈之类的话题的，因为一张嘴就被人家笑掉大牙，不是落后了N个年代，就是驴唇对不上马嘴。

在这一点上，我得到了我的老妈妈的真传，对历史的、民俗的东西，不用专门记，听一耳朵，就能全部记下来，而且还是终生记忆，想忘都忘不了，对时髦、奢侈之类的东西，就是专门地、玩了老命地记，不是记不住，要不记混了，好容易记下来，早已进入秦始皇兵马俑，成为历史文物了，套用现在时髦一点儿的话，就是标准的、不可救药的、冥顽不化的“髦盲”或“奢盲”。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俺的哥哥嫂嫂搞对象，搞对象就搞对象吧，还非要到县城玩会儿，象买几件新衣服，倒还在老妈妈容忍接受的范围之内，买了新衣服，还非要到电影院唱什么卡拉OK，卡拉OK是什么东西，是当吃、当穿还是当烧？气得老妈妈逢人就讲：

“现在的年轻人呀，真是了不得呀，还唱什么五十K！”

乐得我那一帮哥哥姐姐们前仰后合：

“大婶，人家不是唱五十K，而是去唱两红尖儿！”

老妈妈愣愣了神，好象嚼出一些揶揄的味道，气得扬了扬手：

“小兔崽子们，竟敢拿你大婶寻开心，还不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回过头咱们再来说糖块，对我产生神奇的魔力并不在于其甜美的味道，因为在七岁之前，糖块并没有和我的嘴唇做过零距离接触，倒是其华丽的外表，没少吸引我的眼球。因为在那个偏远的小村子里，整个村子的男女老少，都穿得破破烂烂的，只有糖块，荣居我们村唯一的小卖部的货架的顶端，而且穿着花花绿绿的新衣服，其惊艳程度绝不亚于村子里最爱臭美、最爱摆货的大姑娘！

有一次，我从妈妈手里接过几枚或一分或二分的硬币，小时候，我能够把硬币和这个世界上能建立起联系的事物无外乎酱油、醋。我拿着硬币，踮着脚尖儿，放在我们村唯一小卖部的柜台上，所谓柜台云者，其实就是用几块红色的砖头垒起来，再用洋灰抹出一个硬面来。我之所以要提一下红色的砖头，是因为红色象征着高贵，是得用真钱买的，村子里绝大多数人用得是蓝色的砖头的，那是不用花钱买的，只要有的是力气，利用农闲时间到地里刨砖头。过去的穷人死了买不起棺材，就用蓝色的砖垒一个简易的墓，想不到沉睡了几个世纪的阴宅终于得见天日，变成了人们得以居住的阳宅。

我嚅嚅地说：“大伯，给！”

大伯从我手里接过硬币，然后用屉，根据瓶子的形状、大小，决定是给打酱油还是给打醋。在大伯打酱油的空当儿，一缕阳光透过小卖部的窗户，照在小卖部货架顶端糖块的花花衣裳上，晃得我睁不眼，这算不算我看糖块的第一眼呢，我记不清了，但绝对可以算得上我对糖块的第一印象。

我有一个堂兄，我们大排叫着，我叫他五哥，我们虽然同岁，但是五哥比我大整整一年。这多出来的快一年的阅历，使五哥不但发现了硬币和酱油、醋的联系，还发现了硬币与糖块的联系，这个发现在我整个童年绝对可以算得上一个惊人的发现，用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来作比较毫不夸张！

一次，五哥抱着大婶的大腿，磨着：

“妈，俺要吃糖！”

大婶打开一层层小手绢儿，从里面排出两枚一分钱的硬币，郑重其事地把一枚放在五哥的手心儿，一枚放在我的手心儿：

“去，老四，跟你五哥哥买块儿糖吃去吧！”

我和七弟八弟在岁数上相差不小，因此在很长时间，我是我们整个家族的老疙瘩，现在，在我们村子里，稍微上一点岁数的人，见了面都称呼我“老四”。我跟在五哥的屁股后面，忘了怎样到的小卖部，忘了怎样从大伯那长满厚厚老茧的手里接过来穿着花花绿绿新衣服的糖块，忘了糖块怎样和我的嘴唇作得零距离的接触，忘了糖块怎样进入我的嘴里，只是糖块那甜美的味道一直霸占了我整个童年，成为我整个童年里最强烈的、最遥不可及的梦。

后来，大婶辞世前的一段时间，我向单位告了长假，从超市里，把货架子上我能看到的糖，每样买了一袋儿去看大婶。大婶从被窝里伸出枯瘦如柴的手，紧紧攥着我。我小心地把糖剥好，放进大婶嘴里，糖在大婶的嗓子眼儿里直打转儿，已经咽不下去了。从大婶发青的大眼里，淌出两滴粘粘的、混浊的、滚烫的泪滴。大婶的嘴唇动了动，五哥慌忙把耳朵贴近大婶的嘴边，过了好半天，五哥才起来跟我说：

“你大婶说了，她挺高兴，老了老了，得了老四的际了！”

那时候能吃到糖块的，一般都是有家庭背景，外面有关系的，比如父亲在外面上班，或者有伯伯、大娘在天津北京工作的，他们探亲之际，会从他们的包里，变魔术一样变出各种各样的糖。我们家唯一能到大的地方工作的就只有叔叔父亲，每年到农闲的时候，他们要到很远的地方挖河打堤，父亲甚至还到过很大的城市——天津，回来后没少跟我们讲新闻，比如一到天津就赶上大集了，比如天津那个地方如何如何富得冒油，连灯泡都带草帽（灯罩儿）了，天津那个地方就是怪，管车把式不叫车把式，非得叫司机，你喊车把式没人理你，我们对此之类的新闻、旧闻一律不感兴趣，只是眼巴眼望着父亲或叔叔的大手，盼望着也能象别人的父亲或叔叔的大手一样，变魔术一般，从大提包里变出花花绿绿的糖块。为此，我们不得不曲尊大驾，屁颠颠地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甚至人家上茅子也不肯放过，直到有一天，我们趁父亲或叔叔不家，打开了他们的旧提包，才发现一个惊天的秘密：原来里面除了发了馊的破衣裳臭袜子以外，一无所有！

我也曾把我的这个强烈的愿望，在妈妈心情好的时候，抱着妈妈的大腿，小心地告诉过妈妈：

“妈，俺也想吃糖！”

妈妈抚摸着我的头：

“孩子，想吃糖就要用自己的双手挣呀，只有用自己的双手挣来的钱买得糖块吃着才最甜呀！”

我似懂非懂，从妈妈手里接过筐头和镰刀，打猪菜、打猪草、熬猪食，提着快到我下巴科儿的大木头猪食桶，爬坡过垄，赶上下雨闹天，连猪食桶带人一起滚到坡下。捉黑盖子虫喂鸡，从河底捞小玻了（田螺），从田里捉青蛙喂鸭子。眼看着小猪变成大猪，瘦猪变成肥猪，最后猪圈变空了；眼看着我们家盛鸡蛋、鸭蛋的小篓由满变空，由空变满；眼看着我们家盛钱的小红匣子里的硬币越码越高，然后换成纸币，最后换成一张张大团结。

在一个初冬的黎明，我朦朦胧胧地觉得母亲打开了钱匣子，父亲把一摞摞厚厚的大团结揣在怀里。过了几天，父亲和几个叔叔推着每个车子上绑着四根檩条的自行车出现在我们家门口。原来父亲和叔叔到很远的河间去买檩条，等买到檩条，天下起了大雪。几个人舍不得住店，就推着近千数斤的自行车，踏着厚厚的积雪连夜往家赶，渴了捧几捧雪，饿了就啃几口冻了凌渣儿的干饼子。

小时候，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吃上糖块儿，而妈妈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住上新房子，我们家临村子边住，一天，一位当家的哥哥找到妈妈：

“婶子，你们家什么时候能住上新房子呀，你不能晃得一个村子的小伙子都娶不到媳妇呀？！”

我们自己丢人也就罢了，看来还丢了整个村子的脸！

为此，妈妈哭了三天三夜，哭得两眼就跟大桃似的，无论我们哥四个轮番怎样劝，怎样说，怎样问，妈妈什么也不说，就是哭，我们只得不吃不喝，咧着大嘴陪着妈妈一起哭。

农村盖房的“盖”字只能适用于那些有大把银子的主儿，对于我们家只能适用于一个字：叼，象燕子一样，今天叼两块砖，明天叼两根儿檩，终于把盖房所用的东西全部叼齐了。

盖新房的那天，我们村的一个不和我们一个姓的爷爷，拉着我妈妈的一个劲儿地说：“闺女，不容易呀，折腾了大半辈儿，这就要有自己的大砖房了，翻翻身转转远吧，不容易呀！”

老人无论侄子孙子怎样劝说，执意要上交待板，六七十岁了，从交待板上掉下来摔个好歹的，怎么好呢？但是老人说：

“你们的海年叔给人们盖了一辈子阴宅（打棺材），我只有在活着能动弹得的时候，给你海年叔，垒两瓦刀，死了，我躺在你海年叔给我盖的阴宅里，我也是安心的呀！”

真正帮把我吃糖块的梦想变为现实的，是我大哥。由于弟兄们比较多，大哥背着我，拉着三哥去上学，戴着眼镜的下乡知识青年老师说：

“没有看见这样上学，你要是放不下你这帮子弟弟就不要上学了！”

大哥一赌气，不上了，十一个岁就跟着大人们去上河打堤，争强好胜的大哥，白天干了一天活没觉得如何累，晚上是趴在大车的后面被拉家来的，一直吐了一道。我的一个爷爷找了我爸爸妈妈去，指鼻子挖眼地把我爸爸妈妈臭骂了一顿：

“有你们这么狠心的爹妈吗，孩子是你们亲生的吗？有这样使孩子的吗？孩子才十一岁，还是一个娃呀！”

在我这个爷爷的力荐下，生产队队长给大哥安排一个换洋火的轻尚活儿，看孩子、挣功分两不误。每天不亮，我趴在小车的后面押辕，大哥拉着小车和我，挨家挨户换洋火，一簸箕灰给一盒洋火，一筐头灰给两盒洋火（火柴）。赶上好心人：

“洋火还没有用完呢，灰你们先拉走，先记着吧！”

也有急着用洋火而没有灰的：

“昨天才掏了灰，明天掏了灰给你攒着，先赊一盒洋火吧！”

回来的时候，我在小车的后面推着，大哥在前面拉着，把换来的灰倒进队里的灰池子里，放进水淋，然后把淋下来的水，倒进大锅里熬，熬出硝再去卖。

也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吧，我发现灰池子里除了可以熬出硝来，还可以捡出铁丝儿，先是几根儿，然后是一把儿，然后是一小捆儿，拿到大伯开的小卖部里可以换成糖块，我终于用自己的双手缘了我的糖块梦啦！

我把我的战利品，连同我吃到糖块的秘密，和我最要好的小朋友分享了，没有想到这个消息比鸡瘟传得还快呢，没有几天的功夫，我们队的灰池子里，趴满了象黑盖子虫似的小脑袋，有用树枝剜的，有的干脆就用开了五指挠儿（手指），一天把个灰池子翻腾八个个，别说铁丝了，就是钉子帽儿也不容易找到。

我拿着八天下来的劳动成果——两根儿铁丝儿，踮起脚尖儿，把脑袋伸向小卖部的柜台：

“大伯，糖块儿！”

大伯没有理我，我重复了N遍，大伯吼了一声：

“哪凉块哪儿呆着去！”

我不死心，用脏兮兮的小手紧紧攥着两根儿铁丝。直到月上柳梢头儿，大伯要关门了，扭过头骂我：

“天黑了，怎么还不家去吃饭去！”

“大伯，俺想吃糖块！”

大伯从货架子顶端拿下来一块糖块，塞在了我的手里：

“给，跟谁也别说啊，家去吃饭去吧！”

我接过糖块，把手里的铁丝儿伸向大伯：

“大伯，给！”

“不要啦，攒多了再拿来吧！”

想不到一块普通的糖块，竟引发了我们这个只有五百多人口的小村，建村一千多年来最大的盗窃案！

那群趴在灰池子里掏铁丝的小黑盖子虫里竟然出了一个屎壳螂，在多次挖铁丝无果的情况下，在吃糖块的强烈欲望的支配下，竟然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潜入我们村唯一的小卖部，血洗了小卖部里的所有糖块，把他们能见到的糖块全部掠走！

事情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我们这个岁数的小脑瓜所能想象到扒瓜偷枣之类的事，大队部逐级上报，最后，我们平时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只有日本鬼子和汉奸才能坐上的挎斗摩托，“嘟嘟”地停在我们村大队门口，从摩托车上蹦下两位身着绿军装，腰里别着匣子炮，手里拿着明晃晃手铐的公安战士。

大伯嘴唇哆嗦着，花白的胡子挂满鼻涕、眼泪，在公安战士面前，拍着胸脯，以自己五十年的人格，三十年的党龄，表白自己的清白。

公安战士决定，在村子里进行拉网似搜查，而且网眼越来越细，越来越密，从十岁以上小男孩定为怀疑对象改为八岁，又由八岁改为六岁，由小男孩进一步扩展为小女孩儿。大伯含着泪看着一个个孩子进了大队部门口，几个小时后由两个大人架出来，不是吓得尿了裤子，就是吓得腿肚子转了筋。大伯最后被迫承认下了所有的罪行，并且含着眼泪给北京据说是一位很大的干部写了一封信，大伯在抗战时期曾用自己的脑袋保护过这位干部的命，坐过日本人的老虎凳，以致于落下了终身残疾，不能干重体力活，大队这才照顾他，让他看小卖部。北京的大干部来了封信，以党的名义证明大伯的历史清白，最后公安战士才法外开恩，代表人民、代表党、代表政府，对大伯进行了最严厉、最公正的宣判：

罚停记工分三个月！因为公安战士大伯家里翻箱倒柜，实在拿不出钱或象样的物来，来弥补给小卖部造成的巨大的经济损失。

直到大伯去世，那群“屎壳螂”（我们那里小男孩之间习惯互称屎蛋）才在大伯的灵前交待了自己的滔天罪行，大伯含冤三十年，死后才得以昭雪，还大伯以历史清白。

原来大伯的孙子利用大伯中午吃饭替大伯看一会儿小铺之际，摸清了所有路径，伙同他人，在月黑风高之夜潜入小卖部，血洗了小卖部的所有糖块儿，每人分得赃糖五块。为掩盖自己的滔天罪行，把吃剩下的赃糖纸投入自家的茅子里，后来风声日紧，几名盗窃犯从自家黄黄的、粘粘的茅坑的屎里捞出赃糖纸，埋入场边热汽腾腾的大粪堆里，又从热汽腾腾的大粪堆里掏出来埋进离村较远的大堤下面的臭水沟里，又从臭水沟里捞出来，一罪犯从家里偷出一盒洋火，把所有的赃糖纸收集在一起，焚尸灭迹！其心何其毒也，竟然瞒过了文安县公安战士雪亮眼睛达三十多年之久！丰各庄三十多年未破的历史悬案，由于罪犯良心发现，主动坦白，最终得以真相大白。

你说吃吃一块糖块容易吗，需要经历多少辛酸，多少风险，不值得作记吗？

后记：我一直主张非虚构、原生态的创作方向，没有曲折的情节，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结构，娓娓道来，就象坐在炕头拉家常，因此我把我的作品集为《炕头拾遗》。一句话，我写东西，不讲究什么设计，不追求什么雕琢，想起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写到哪儿就算哪儿，一群庄稼人，讲着庄稼话，说着庄稼事，道着庄稼理。或许我的作品能打动你，那不是我的作品而是我的生活本身打动了你，我只想我我拙劣的笔告诉你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生活本来就这样，生活本该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