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
武斗(原创)
那真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1966年,中央下发5.16通知和16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在此期间,全国各地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工人、农民、解放军、学生、干部都戴上了绣着黄字“红卫兵”的红箍。开始,由红卫兵组织批斗“四类分子”,既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我们村的红卫兵召集全体社员到广场,然后把几个地主分子、“白脖”(参加过土匪的人)带到场中央,进行批斗。让他们交代,旧社会是怎么剥削贫下中农的,干过那些坏事,说出来,就挨打;不说也挨打,说他态度不老实。还让他们“喷气式”(大猫腰),在脖子上挂砖。时不时就喊出一连串的口号,什么“打到地富反坏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人领着喊,全场的人都跟着喊,真是震耳欲聋。
我还记得红卫兵批斗一个地主分子的情形:
“你打过人吗?”一个红卫兵头问。
“没有。”答。
“好好想想。”命令。
“想不起来.”答。
“他不老实,给他挂几块砖。”另一个红卫兵头头威胁。
“喷气式”在脖子上挂上个绳套,下面放上几块砖。不一会,这个人汗珠子滴答滴答往下掉,实在坚持不住了。
“我想起来了。”答。
“说!”命令。
“把砖摘下来我就说。”要条件。
砖拿下来了,慢慢地抬起头说:
“我跟某某逗着玩,弹了他两个脑镚子。”
“他不老实,打他!”威胁。
“别打,别打,我说。”
“老实交代!”命令。
“我有两条人命。”被逼得无可奈何。
全场鸦雀无声,人们都在急切地等待。
“我,在,在南洼‘七百二’(地名),碾死两条蝲蝲蛄。”
全场一片大笑,经久不息。笑声过后,一个红卫兵头头说:
“这小子太不老实了,我看还是把砖给他挂上。”威胁。
“别,别,还有了。”
“说!说大的。”命令。
“唉,大的,有。邢台地震是我拱的。”
全场再一片笑声。
“打他!”继续威胁。
“别打,别打,还有呢。”
“说!说真的。”命令。
“行,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挑起来的。”
全场又是一片笑声。接着又是连一串的口号。
有一个村当时斗四类分子,让他站在一条板凳上,在脖子上挂砖,他承受不住了,就摔倒了下来,这时红卫兵就喊起了口号:“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有些人就随着口号声把被斗者踩在底下,等抬起脚来,人已经死了。
那真是一个漂浮不定的时代,今天你还是一个革命派,说不定明天就是一个走资派,反革命,被戴上“帽子”去扫大街,挨批斗。
一个贫农出身的农民,老实巴交,人员也好,就因为他的儿子在毛主席像的眼睛上用针扎了个小眼,全家老少被拉到台上批斗,白天整了黑天整,成了斗争的对象。
我们邻村有一个文化人,他家在台湾有亲属,写了一首爱情诗“夜半三更门半开,小姐等到月牙歪,山高路远无音信,哭断肝肠郎未来。”让新来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去猜一个字,知青们猜不出来,就将此事报告了红卫兵,第二天就给他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挨批斗,说他反动,同蒋介石穿一条裤子,用绳子吊起来打。
有一个老头曾经当过土匪头子任广斌的保镖,正在台上挨斗,台下的一个人打报告揭发他的罪行,指出他交代问题的错误。人们反问他:你怎么知道的?原来是他们在一起给任广斌做事,这样他立刻就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拉到台上被批斗。
当时,有一个“坏分子”由于扫大街积极,表现得好,红卫兵组织经过研究决定,摘掉了他的“坏分子”帽子,他和自己关系不错的人说:“摘了帽,这下我可凉快凉快吧。”被旁人听到告发了,第二天,这个“坏分子”帽子就又给他戴上了,他不得不继续挨批斗、扫大街。
后来,中央下了文件,说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真是一呼百应,下面马上就转了过来,开始批斗大大小小的头目。说是“一小撮”,其实打到的是“一大片”。在学校里,批斗校长和老师,当时我上小学三年级,,高年级的学生都写大字报,画漫画,贴得大街上满墙都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两张漫画,是画刘耀永和马景华老师的,一张上面写着“火烧刘耀永”,另一张上面写着“油炸马景华”,都是彩色的,人物画得活灵活现,马景华老师还戴着深度近视眼镜。
在村里,红卫兵就让村支书、村长戴着用白纸糊得上面写着“走资派”高高的大帽子游街。而后,红卫兵又分了好几派,我村就分成了三派,一派是造反派,美其名曰“东风造反团”,一派是保皇派,美其名曰“红色造反团”,还有一派是中间派,还是红卫兵。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矛盾就甚嚣尘上,有些村、农场两派发生武斗,还打死了人,留下的“后遗症”至今难以摆平。这是“天下大乱”的时期,有些人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干了一些非法的勾当。
再后来,中央一声令下,“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就渐渐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再后来,村里进驻了工作组,成立了各级革命委员会,人们的生产生活渐渐正常而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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