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问题

古哇

一集体记忆之一：大槐树传说故事诸文本
　　
　　“若问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关于大槐树和老鸹窝（其实文献中多写作老鹳窝），即使地方文献也有不同的理解，如署光绪十年（1884）的河南焦作阎河村《始祖刘旺登墓碑》记：“刘氏相传本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村人也。”署光绪十三年的山东菏泽粪堆王《王氏谱序》说：“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老鹳窝木查村。”这都是把它们传为地名的。另外也有署康熙六十年（1721）的河南内黄邢固《王氏祖碑》称“山西洪洞县枣林村，乃余家祖居也”，而众所周知，枣林村或枣林庄是山东移民通常传说是自己祖籍的地方。还有山东滕县的黄氏族谱称祖先来自洪洞的喜鹊村，江苏沛县孙氏家谱称来自洪洞喜鹊窝，这应该是因“老鸹”即乌鸦通常被视为不祥之物，而故意改为表示吉利的喜鹊，“鸹”写作“鹳”或亦因此故。因此，应把大槐树和老鸹（鹳）窝视为民众便于传承历史记忆的符号，而不必与历史真实联系起来。
　　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围绕着这首脍炙人口的民谣，形成的诸多关于洪洞大槐树与明初移民的传说故事及其背后隐藏着的某种历史记忆。
　　首先是关于迁民缘起的故事。关于从洪洞迁民的缘起，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普遍流传着《胡大海复仇》、《燕王扫碑》和《三洗怀庆府》等传说故事。
　　《胡大海复仇》说的是元朝末年胡大海在河南要饭，遭到当地人的侮辱。胡大海深感这个地方人情太坏，立誓要报此奇耻大辱。后来胡大海投入到朱元璋的军队中，请求朱元璋允他去河南报仇雪恨。朱元璋踌躇再三，答应他一箭之地。胡大海刚到河南地界，恰逢一行鸿雁飞来，胡大海飞箭离弦，正中最后一只雁的后尾，那雁带箭向前飞去，胡大海也统兵向前杀去，那雁飞过河南，又飞向山东，造成了河南、山东尸积如山。朱元璋后来只好下令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往没人的地方迁民。
　　《燕王扫碑》说的是明朝河北、河南、山东广大地区闹“红虫”，把人吃光了，才从洪洞大槐树处往这儿迁民。所谓碑实际上就是南京城的功德碑，即明皇族的祖宗碑。朱棣起兵靖难，造成中原、江北地区“千里无人烟”。燕王的军队头戴红巾，所以百姓称之为“红虫”。“红虫”含有瘟疫的意思，所以民间有“红虫”吃人的传说。
　　《三洗怀庆府》说的是今天的河南修武、武陟以西，黄河以北地区。元末朱元璋的军队与元军在这里展开了拉锯战，双方都要让百姓在门面挂上拥护他们的牌子，老百姓苦于应付。这时有一个年轻人想了一个办法，在牌子的正面写上拥护农民军，在反面写上拥护元军，这样不论何方攻过来，只要一翻牌子就可以了。有一次农民军攻来，有一块牌子从门上掉下来，恰巧落在常遇春马前，被常遇春识破机关，朱元璋立即下令常遇春把怀庆府地区的百姓斩尽杀绝。朱元璋继位以后便下令从人口密集的洪洞县往怀庆府移民。
　　其次是关于移民过程的传说。官府强迫或欺骗迁民的传说较早见之于世，如署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一月的河南偃师《滑氏溯源》中记：“或有问未迁之先，祖居山西何地，故乡尚有何人，熙曰无据。老人相传，自洪洞大槐树下迁来。一说山西迁民不迁洪洞，故人多逃聚此邑。骤然行文，独迁洪洞，所以传至今日，凡属迁徙者，各族皆有此说。”由此说敷衍成的传说即所谓《迁徙记》。
　　该故事说明初由于灾荒和战乱，黄河流域居民大为降少。政府便从人口稠密的山西往这儿迁民，洪洞县大槐树处就是明政府办理迁民手续的地方。附近各县的百姓，都聚集在大槐树下，往别处迁发。山西境内有个凤凰窝村，村内有许多人在朝里做事，皇上下令凤凰窝的人不迁，别地的百姓都要迁，于是人们纷纷逃往凤凰窝投亲靠友，安家落户，并且人越来越多。这样一来，朝廷着了急，又发布圣旨说：“凡是凤凰窝的人必须外迁，不然灭族。”聚居在凤凰窝的百姓没有办法，被官兵押解着办理了迁民手续，奔向黄河流域的各个角落。这样类似的传说还有很多。河南林县的传说包含了前面两个方面的内容以及“打锅牛”分家的传说，如《胡大海血洗林县的传说》说：元末有个姓胡的举子上京赶考，走到一座山下，一只母猩猩扑来，把吓昏的举子背到洞里。日子长了，猩猩生下一子，起名叫胡大海。胡大海长大了，力大非凡，举子就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儿子。一天，趁母猩猩出洞捕食，胡大海掀开洞口巨石，父子俩跑了出来。胡大海走村串户，乞讨为生。当时这一带叫林州，属河西北路彰德府管辖。胡大海丑得可怕，林州一带的人们见了他都躲着走，称他为“毛老虎”。后来，胡大海成了大明朝的开国元勋，启奏皇上要到林县雪耻报仇。朱元璋念他开国有功，准奏他杀一箭之地。部将王虎一箭射在老雕身上，老雕带着箭飞遍全县，王虎带兵也杀遍全县，造成尸骨遍野、血流成河的惨景。事后，皇上下旨将泽州、潞州一带居民迁往林县。
　　山西居民不愿背井离乡向河南迁移，官府便下令：“凡不愿迁移者，限三天内集合到洪洞县老槐树下。”人们齐往老槐树下跑，很快就集合了很多人。这时，官兵围住，给这些人加上违背皇旨的罪名，强令迁移。其中姓牛的一家弟兄五个，就有四个跑到了老槐树下，临别时，兄弟五个依依不舍，打破了一口铁锅，分为五块，各执一块，作为后代认亲标志，称为“打锅牛”。林县民间有“洪洞老槐树下是咱老家”的传说，其实这与胡大海血洗林县是有直接关系的。
　　在各地流传最广的还有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的传说。这些传说，构成了“洪洞移民”后代的祖先故事。
　　传说由于其世代传承的特性，决定了它的非个人性或群体性，而移民传说的内容本身亦加强了这一特点。在这里，我们当然可以发现传说如何通过传奇性的故事成为集体记忆的重要渠道；我们也可以发现集体的历史记忆，尽管记忆的历史并不见得一定是传说中的主要情节或母题，但却会发现其他重要的历史侧面，从而证明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关于“历史重构不依赖社会记忆”论断的片面；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发现，一方面正如哈尔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说，记忆是由社会所建构的，个体记忆依赖于集体记忆的框架，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集体记忆影响，甚至取代个体记忆的过程——当然，或许还可以看到在这个影响、取代的过程中个体记忆的残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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