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母亲最后的力量

常辉居士

她已经87岁，到了衰老的时候，但当她得知65岁的大儿子因盗窃入狱后，她以最原始的方式，步行近百里地去看他。这个一生贫苦、没识过字的老妇人，背着馒头、西瓜和鸡蛋，一天内来回走了近两百里地，只为短短半个小时的探视。

　　　　赵巧云许多时候已经开始犯迷糊。蒲扇刚刚还拿在手上，可出去收了趟晒在院里的被子，就记不起搁哪儿了。蓝头巾前一天明明还在床头，第二天不知怎么到鸡窝上了。自己10个孩子的名字，她也甚至记不全。她已经87岁，渐渐“迷了，老了”，到了人生中最后的一段时光。
　　　　但有个念头在她心里却一直很清晰－－她想念儿子。　　
　　6月，她收到周口监狱的一封来信。邻居对着不识字、耳朵又背的老太太，足足喊了10多分钟，才让她明白，65岁的大儿子因盗窃罪入狱了。
　　　　这是大儿子第三次入狱，她并不太吃惊。“彪儿（大儿子乳名）打小都不学好。可好儿子，赖儿子，都是俺儿子。”她这样对村里人说。
　　　　因为不知道儿子在监狱过得怎么样，能不能吃饱穿暖，她决定去看望她的“彪儿”。她一点不清楚，从她家所在的河南省太康县大许寨乡黄寺村到周口监狱到底有多远，究竟要过几座桥，穿几个村，经几个县。她只知道，她得去看“彪儿”。
　　　　等两只母鸡下了8只鸡蛋，她决定上路。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要出远门，包括住在附近的小儿子。临走前一天，她亲手蒸了10多个馒头，又拿麦子换了两个西瓜，还用手团了4个酱豆饼，统统装进一只编织袋。
　　　　7月10日，天刚麻麻亮，赵巧云就准备出发。她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因为床头裸露着指针和电池的钟，已经好几年不走了。她从床边的红绳子上扯下一件旧得看不出底色的衣服，套上她瘦小的身板，又穿上一双带绊儿的绣花黑布鞋。她揣上几乎所有的积蓄，总共85元，这其中“还有一张是50元的大票子”。她把那只编织袋扛在背后，然后动身了。她打算走着去监狱，因为舍不得一出门就花钱。“老了，赚不来钱，一分钱看得跟磨盘一样大。”她总这样唠叨。　                                                                                             
    方圆数十里地,她很熟。年轻时，她在周围讨过饭，所以“路感”很好，甚至还能分出“南北”。但走出这片地后，她就迷路了，只好拿着监狱的来信四处问路，问路边开小店的，问豆子地里正在干活儿的农人，还不时拦下骑自行车的汉子。她不停地走，饿了，就从编织袋里掏出馒头，边啃边赶路。渴了，就去路边人家讨水。尽管两个小西瓜在背上滚来滚去，可她舍不得吃。
　　　　她固执地想：“那就该是给儿子的。”　　
　　她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还有多远。她只是不停地走，就像出嫁前“淹三年、旱三年、蝗三年”那会儿，她跟母亲四处逃荒，走的路看不到头。
　　　　天越来越热，衣服湿透了，湿裤脚裹在腿上，害得她好几次都险些摔跤。脚上没有穿袜子，鞋浸着汗，一走就“咯吱咯吱”响。编织袋像雨布一样贴在背上，越来越沉。她不得不一次次歇下来，找一棵树，贴着树干蹲下，再脱下鞋，塞在屁股下，最后坐踏实。不过她很克制，歇不了一会儿，就又站起来走，因为怕“歇久了，腿软了，站不起来”。身上经常汗津津地发痒，她就在树上蹭蹭。
　　　　“跟牲口一样。”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她要去看望的“彪儿”，是她10个孩子中活下来的4个孩子之一。大女儿嫁到了河北，在她看来是孩子们中生活最好的，“生意做得大，发了大财，一年能赚一两万呢”。小女儿嫁在同村，如今在温州打工讨生计。快50岁的小儿子是个泥瓦匠，家里日子也紧巴。唯独大儿子最让她操心，也没少挨她打。村里人总能见到80多岁的母亲举着棍子、拿着鞋子追着60多岁的儿子打。前些年大儿子常年不回家，回一次，就往母亲手里塞钱塞礼物，但做母亲的拿着钱就往地上摔，说这钱不干净。“我啥也不要，我只要你好！”母亲苦口婆心地嚷嚷着说。
　　　　每个孩子在她心里都“般般重”。直到去年，年近九旬的赵巧云还帮着小儿子放羊。在她早年拉扯孩子最艰难的时候，曾有人要收养她的孩子，她哭了好几天，哪个也不舍得给。最后，她不得不带着最大11岁、最小6个月的孩子外出讨饭。尽管如此，每年春节，她还是会分给孩子们每人5分钱的压岁钱。“那日子，拔不出来的苦！”她如今回忆说。　但这一辈子，她可没想过放弃。这一次，也一样。
　　　　她又上路了。走得时间长了，腿肚子越来越硬，“突突跳得疼”。终于一步一挪地捱到了西华营，她有些支撑不住了，“累得像根面条”。眼看着一趟趟从西华营到西华县城的长途中巴打身边过，她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上了一辆。为此她花出5块钱。
　　　　这5块钱让她少走了近40里地。但西华县城到监狱还有好一段路，揽活儿的摩托车开价10元。“贵得吓人。”她嘟囔着。又开始闷头往前走。
　　　　终于，在离监狱不太远的地方，两个好心的姑娘用摩托车把她送到了目的地。有人给她算了算，从她家到监狱大约110里地，她走了足足有70里。
　　　　当赵巧云踉跄着来到监狱时，下午探监的时间还没到。她就坐在门口等。她似乎一辈子都在等这个儿子。他总是在外流浪，很少回家，一到春节，她就苦苦地等他。她还记得自己吃的最后一餐肉，是去年春节年三十，跟大儿子一起包的饺子。
　　　　这回，她又等来了自己的儿子。当她被领进探视间，隔着双层玻璃，她一眼就看到了她的彪儿。　　
　　不等开口，眼泪就顺着满是褶子的脸颊滚落下来。亲属和犯人只能通过玻璃两边的电话通话。她耳朵背，听不清电话里说什么，只是一口一个“彪儿”地叫，边喊边比划，急得哇哇大哭。
　　　　儿子知道母亲走了近百里路看他，他嚎啕大哭。儿子紧紧地把脸和手贴在玻璃上，赵巧云就隔着玻璃，不停地摩挲着，一遍遍“摸”儿子。
　　　但时间很快到了。按照规定，探监不得超过半小时。又有规定，监狱不能接收外面带来的食物。于是赵巧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儿子，自己又扛起那只装着西瓜、馒头和鸡蛋的编织袋，走上了回家的路。
　　　　从大约下午4点离开监狱，她又开始了漫长的行走，走走歇歇，天一路黑下来。幸好在离家最后20里地的公路上，她遇到同村的熟人，用摩托车把她送到家。老人从编织袋里掏出原本带给儿子的那8只鸡蛋塞给他，他死活不收。这时，天早已经黑透，她“累得像团棉花”。　直到几天后，有记者从北京拜访她，赵巧云才知道自己上了报。她家里没有报纸，甚至连一张手纸都没有。她也不知道自己的故事上了互联网，她从没见过电脑。事实上，她已经8年没用过电了。
　　　　8年前，一场大雨摧毁了她住了30年的土夯的房屋，3间屋塌了一大半，她只能住到没有窗子烟熏火燎的厨房。墙像熟透裂开了的老甜瓜，一下雨就漏。她用化肥袋搭篷，躺在床上，一睁眼就能看见化肥袋上的美国国旗。她不知道那是国旗，只知道“那满是条子和星星”。
　　　　她把空玉米棒子塞满床底，因为那是屋里唯一不漏雨的地方，这些可都是做饭用的柴禾。本应吊电灯的地方，吊着竹篮，篮子里装着馒头，那是唯一不跑老鼠的地方。
　　　　她习惯了黑暗。8年里她没用过电灯，一只比铅笔略粗的蜡烛能点上半个月。屋里最值钱的一笔财产，要算是床头一桶5升的大豆油，她已经吃了8个月，还剩下小半桶。她没有牙膏，没有香皂，没有抽屉，也没有一件新衣服。家里来了外人，她甚至拿不出第二个小板凳，只能搬出一块砖头来让客人坐。客人想上厕所，她就领着走到种有三排葱的菜地。
　　　　因为感动，也因为有记者来访，周口监狱特批给赵巧云一个机会，让她可以不再隔着玻璃，而是面对面地看到儿子。听到这个消息时，她老迈的眼睛突然有些发亮。“现在就走？”她兴奋地嚷嚷着，可一下又懊恼起来，“可我带什么给我儿？啥也没准备。”
　　　　路上，监狱工作人员请老人吃饭。坐在餐桌边，赵巧云感到吃惊，她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大的桌子”，也“没见过这么多的菜”。服务员给她盛了一大碗面条，她吃不下，却又舍不得浪费，硬撑着吃完。因为，“麦子从出苗到收割，要经历83场雨。”她喃喃地对坐在身边的人说。
　　　吃完饭，她紧紧攥着打包了一张大饼的塑料袋－－她终于又有了给儿子的礼物。显然，她又忘了监狱不收食物的规定。
　　　在周口监狱，赵巧云再次见到了儿子。这次，他们紧紧贴着坐在一起。因为愧疚，儿子拿手捧着脸哭。而做母亲的则哽咽着：“为了你，我的眼泪都流干了，你要好好改造，好好相信人，可不能再做那事了。”
　　　　“彪儿，我回去了，给你改名，要让全村人叫你‘改净’、‘改净’。”风烛残年的母亲发誓般恨恨地说，“你要不改净，我死都不会再看你一眼。”
　　　　但其实她知道，下次也许她还会再走上百里地来看他，只要她还有力气，只要永远离开的那一天还没有到来。 来源：龙泉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