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老大哥的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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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老大哥的靴子(11-12-23 10:08)

——苏联帝国覆灭20周年祭 　　1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他的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经历69年解放全人类的美丽梦幻之后，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终于在全世界的诅咒中寿终正寝。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共产主义阵营成为地球上最大的多米诺骨牌。20年前——1991年12月25日，沙俄帝国的继承者——苏联终于在地球上消失。这一年，美国思想家福山声称，专制的历史已经终结，一个民主的时代已经到来。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而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这就是历史的终结。 　　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世界的例外。二战结束迎来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胜利，但中国却“例外”地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极权时代。1949年，阿伦特完成了巨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也是这一年，奥威尔发表了《1984》。在这部极权主义技术大全中，通过对权力、反抗和征服的解构，奥威尔塑造了一个极权主义的象征物——“老大哥”。“老大哥”没有身体，没有起源，也不会死，因此他是永恒的。尽管“老大哥”如同皇帝新装一般没有真实的存在，但人们却每时每刻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老大哥”的统治——“老大哥在看着你”。 　　“在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老大哥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所有的成绩、胜利，每一项科学发现，全部的知识、智慧、幸福、美德，都直接来自于老大哥的领导和启发。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他只是出现在标语牌的画像上，电幕的播音中。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确信他不会死，但他出生的时间却已经很难确定。老大哥是党的化身，党借他来向世界展示自己，他的作用就是成为一个中心，让种种更容易投向个人而不是组织的情感，比如热爱、恐惧、尊敬，都汇聚到这一点上。在老大哥的下面是核心党，它的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是以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为限。核心党的下面是外围党；如果把核心党说成是国家的大脑，它就是国家的四肢。再下面是我们习惯称作‘无产者’的麻木不仁的群众，他们约占总人口的85%，用我们早先的分类来看，他们就是下等人。” 　　700多年前，达到古典文明巅峰的大宋帝国亡于一场冷兵器时代的暴力征服，此后百年间，古老优雅的中国与草莽时代的俄罗斯一起沦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野蛮的暴力与非正义的极权成为奴隶与奴隶主的共同追求。这种野蛮文化在17世纪改写了东方史，女真人征服了中国，哥萨克征服了通古斯高原，甚至跨过了白令海峡。19世纪之后的几代沙皇以“白色可汗”自居，孜孜以求征服中华帝国，直到现代化的日本用一场发生在中国的战争终结这个梦想。在两个从未发生过启蒙运动的暴力之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红色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了红色中国。东方世界次第进入老大哥时代。 　　作为唯一一个领土毗邻的欧洲大国，苏联从一开始就被后满清时代的中国奉为兄长——“老大哥”，直到“老大哥”斯大林在梅毒中死去。从此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打倒苏修”；直到有一天，“苏修”真的倒塌了，虽然不是被中国“打倒”的。没有“老大哥”的日子里，中国陷入一片兔死狐悲的失魂落魄中……其实早在1983年，塞缪尔·亨廷顿就在《美国政治》一书中预言了苏联必然崩溃。更早之前，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更加神奇地断言，所有的极权统治最长不会超过70年。我们无法知道罗素是如何“计算”出来，但令人惊讶的是罗素定律竟然如此精确：从1922到1991，69岁的“老大哥”终于寿终正寝。 　　从1949年“老大哥”诞生于奥威尔的笔下至今，60多年过去了，“老大哥”早已崩溃，但《1984》仍有无数人在读。叶利钦在1991年说：“我认为共产主义在苏联国土上试验了70年，是人民的一场悲剧。遗憾的是这个主义发生在我们国家。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美丽而愚蠢的乌托邦，虽然还有些国家虚伪地坚持，但是我相信这些国家的人民会慢慢发现这个事实的。”与斯大林的古拉格不同，“老大哥”作为后极权主义的形象，其统治主要依靠宣传和洗脑，从外部到内心，从身体到思想，从情感到本能，每个人最终都被彻底征服——仅有服从是不够的，重要的是爱上“老大哥”，接受其统治已经成为一种本能。与此相比，暴力和恐怖则显得极其愚蠢而拙劣，“不战而屈人之兵”。新一代极权主义者汲取了古代暴君的教训：“决不能制造烈士”，改造比消灭更有意义，与其不让他说话，不如让他说只说一种话，就是你想让他说的话。 　　2 　　黑格尔没有看到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也没有看到昂纳克的“窃听帝国”，更没有看到柏林墙的崛起与崩塌。但在柏林墙时代，中国又一次成为硕果仅存的“例外”。在红色中国，一场张扬民主与自由的学生运动以极为惨烈的悲剧而收场。这次红场运动成为中国历史一个关键的节点，其意义甚至超过现代发轫的“五四运动”。在未来的日子里，参与其中并被它影响的整整一代人成为中国的启蒙伏笔。与这种正动相反，这场民间对官方军人思维的大规模杯葛与反动，使国家的教育方针发生重大转变。 　　运动之前，精英教育的高考制度使大学生成为真正的时代骄子，他们作为“共产主义接班人”担负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个诞生于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精神也是70年后那一代人的理想与抱负。国家为“八九点钟的太阳”提供了社会地位（国家干部）、经济地位（工资高于普通工人）、社会福利（免除学费）、就业保障等等种种优待。这场悲情的“太子造反”之后，权力对“未来主人翁”的态度变得警惕起来。虽然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扩招策略使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全面转向职业教育。 　　在职业化时代，大学生由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接班人下凡到金钱统治的人间，成为谋取白领生活的职业培训，这实质也是另一种变相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既然是职业培训，为自己赚钱谋福利，所以“国家”就没必要为你埋单了——当然你还要为国家纳税。人类的历史证明，教育的最大受益者绝对不是个人，而是无数个人构成的国家。因此，世界上理性的国家都当仁不让地承担其教育福利的经济成本，就连落后的非洲，甚至靠中国抚养的北朝鲜，都比中国的教育制度“慷慨”。 　　那场运动实质是一场整个民间与官方保守派的政治对话；准确地说，是城市市民（公民）的集体政治参与。纠其原因，当时的中国城市本身就是工人阶级的城市，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是领导阶级，有责任有义务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且国家给予了工人阶级极大的社会待遇——一个终身保障千金难买的商品粮户口。运动之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工人阶级的母体——国企纷纷破产改制，成为一些官员（官派厂长）的私人财产。事实上，这次体制分肥的可耻程度远远超过苏联帝国解体时期，无数权力者近水楼台先得月，依靠MBO的初夜权而一夜暴富，成为富可敌国的富豪家族。 　　老去的工人阶级突然间遭到遗弃和瓦解，沦落为下岗（失业）职工，甚至吃饭都成问题。典型如沈阳铁西区，工人阶级的子女甚至沦为娼妓；从《铁西区》到《二十四城记》和《钢的琴》，这种悲情足以使打动每一个人。中国新锐导演王兵用9个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描述了这里几百座工厂的没落凋敝，刻录了一曲中国“工人阶级”的挽歌：“我们想创造一个世界，但最终这个世界崩溃了。”在失去组织力之后，曾经享有无数荣耀的所谓工人阶级也与政治逐渐脱离关系。随着工业化的到来，无数卑贱的农民被机械化农业和城市化扩张从土地上驱逐；这些新兴工人阶层被官方以“农民工”的政治定位褫夺掉一切权利和福利，成为“中国崛起”的廉价垫脚石。 　　与此相反，国家依靠新剪刀差疯狂的敛聚继续完善和扩大官方的体制阵容，不断加强暴力机器和舆论控制，在社会地位和福利方面对体制内加大投入力度。变革之后，逐渐形成一种令全世界为之惊诧的“中国模式”：体制外无力无心也无权杯葛官方，体制内当然屁股决定脑袋，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但和谐并不代表和解。 　　1949以降，自生自灭的数亿农民就一直被压制禁锢摒弃于社会底层和边缘。1989之后，富于理想和激情的大学生只能着眼于自己未来的职业生计；以农民身份为主的工人阶层在经济大潮中逐步成为边缘化的产业工人；知识分子精英群体被体制招安圈养，堕落为丧失批判精神的犬儒，只敢在皇朝故纸堆中做下肉麻道场。 　　当阳光下的白领们纷纷陨落之时，阴暗角落里的黑领们正在中国全面崛起。官员、明星和资本家成为这个社会的唯一精英和主流。人民代表由政治权利变成政治荣誉，和平崛起的新贵——名人（明星）与资本家们通过与官吏的媾和，由富而贵，名利双至。这个庞大的精英群体通过利益交换和结盟，通过联姻性交和世袭，最终建立了一个封闭排外的利益共同体。不知不觉中，这个暴力、权力和解释权三位一体的利益集团已经成功窃取了一个国家，国家成为他们的禁脔私器，他们就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皇帝，其他人都是没有任何尊严、没有任何权利和没有任何分别的“普通老百姓”。 　　“社团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在去政治化和去公民化的权力体制精心设置下，整个中国社会格局实现了华丽的转身。社会原始组织生态被消弭于无形，社会自我组织能力和批评能力被成功消解，硕果仅存地只留下官方这唯一强大正确而严密加神秘的社团化组织，其触角从中南海伸入至农民村组（村官）和城市街道（办事处）。整个民间社会至此已经彻底原子化、沙粒化、无害化，成为官方的义务啦啦队——热烈鼓掌再加“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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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行不义必自毙”，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所有的帝国最后都死于“自杀”。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苏联都是一个没有皇帝的帝国。这个继承了成吉思汗暴力和沙皇集权的专制杂种，甚至一度改写了人类的命运，将世界带入一个难以入眠的冷战时代。许多人或许不相信，统治历史达69年的苏共垮台，在很大程度上竟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这些社团成员成为唯一一个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群体。通过对社团的消灭，这些利益群体长期以来非法盗取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被洗白和合法化；也就是说，腐败的特权阶层即“党国精英集团”仍然是社团体制破产的直接受益者和最大受益者。“私有化没有使国有财产落到最有权利获得财产的人手中，也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私有化实际上是“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前苏联官僚阶层玩弄的顺水推舟的把戏而已。

　　秦晖先生总结过，极权主义运动必然经历三个阶段，直到解体。首先是无限道德美感追求的乌托邦迷梦，人间天堂的美好图像；然后是造成巨大的人间灾难与血腥恐怖；最后是丧失一切信念，“看破红尘”，虚无导致无限的贪婪和罪恶，远超过他们曾经要打倒的“原始资本”敌人。20年前，这个世界最大的小偷帝国在一夜之间崩溃，整个国家陷入分赃的纷争中，而大多数民众则陷入困顿；20年后回头再看，中国的权力精英一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彻底瓦解了发生类似政治危机的温床。民间诉求完全丧失了对话的能力和可能。在法治文化阙如的背景下，群氓化和暴力化演变为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民众的维权与权力的维稳在断裂中展开一场悲壮的博弈。伴随着新媒体的诞生，民间思想和野草一样一直在坚韧成长，言论不自由并不代表思想不自由，除非你放弃思想。即使你响应官方号召，追求小康生活，你其实也在为买房子还是买车而思想——假如这也算思想的话。

　　在《苏联解体20年祭》一文中，金雁先生借用一位俄罗斯学者的话说，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现代化中，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面子工程，这是一种伪现代化的帝国模式。事实上，苏联普通工人的收入按照折算平均只有沙俄时期的1/2。“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2010年5月初，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

　　泰坦尼克号没有沉没之前，没有人会想到它会沉没。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全球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政府能像苏联那样权力稳固，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制定清晰的政策”。所有的极权都热衷于道德的自我标榜。苏联曾经塑造一个告发亲生父亲的小学生为少年英雄，并奉为全体苏维埃人的道德楷模，然后拉开的就是全国性的大清洗运动。维持极权统治的秘诀一是谎言（控制舆论、管制媒体，营造主旋律），二是暴力。诺贝尔奖得主索尔仁尼琴说：“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的支柱。”面对这个道貌岸然的谎言帝国，作家鲍里斯?瓦西列夫说：“谎言够了，奴性够了，怯懦够了。最终，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公民。一个骄傲国家的骄傲公民”。

　　除过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庄园》，反极权主义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重要命题，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和哈维尔（《无权力者的权力》）等，都做出了不懈的贡献。哈维尔将谎言统治的老大哥体制称为后极权时代，以示与暴力化的传统极权时代不同。在后极权主义时代，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动”，权力者已经失去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残酷性，消费主义盛行，腐败严重，社会冷漠，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前东德《青年世界》杂志编辑舒特说：“我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就像扣外套的纽扣，第一颗就扣错了，但要扣到最后一颗，才知道错了。即便如此，有外套还是比没外套来得暖和。”在后极权时代，政治只是一种作恶手段，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又是参与者和创建者。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卒。在一个极权时代，没有人是无辜的，没有人可以超然世外。哈维尔在《无权力者的权力》中指出：要摆脱这样的社会，“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

　　2007年的《时代》周刊发表了《沙皇诞生了》一文，批评普京说“我，在掌控一切”。为了维持稳定，普京可以关闭电视台和报纸，拘捕商界反对派人士，压制反对党。“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美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迪米特里·西梅斯毫不讳言地说：普京是一个被选举出来的沙皇。2011年岁末，数万名俄罗斯人聚集在莫斯科等地，抗议议会下院（杜马）选举涉嫌舞弊，不少示威者喊出反对普京的口号，要求重新选举。这是人们对普金的权力专制化担忧的一次总爆发，也是俄罗斯20年来爆发的最大规模民众示威活动。毫无疑问，今天的普京不可能成为斯大林，更不可能成为沙皇。在整个苏联的古拉格群岛时期，累计将近有6000万哥萨克人、富农、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各种“阶级敌人”被以饥饿和饥荒的形式“肉体消灭”。经历过长达69年的恐怖极权统治之后，今天的俄罗斯人无论如何再也不愿回到那暴力与谎言的老大哥时代，民主文明需要由每一个勇于说“不”的公民捍卫和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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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因斯坦说过：“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从某种意义上，成吉思汗才是真正的老大哥。这个邪恶极权的始作俑者以暴力至上的军国主义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野蛮共产主义。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动物农庄，种族灭绝与文化灭绝相映成辉，种族奴役与严酷镇压珠联璧合。蒙古人用大屠杀完成了对文明的野蛮征服，有2亿人死于蒙古人的屠刀之下，超过当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单单中国，就有60%的人口彻底灭绝，“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屠之”。几百年后，美国总统布什在主持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典礼上说：“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死亡最惨重的世纪。共产主义在这个世纪里夺走一亿人性命……”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指出：“极权主义独裁者像一个外来征服者，将每一个国家（包括自己国家）的自然财富和工业财富看作战利品。”曾经风靡红色中国的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年》中，有这样一个经典的桥段：一个苏联农民来到克里姆林宫，问列宁要寻找“农民的真理”；他说：“我们农民要是不给你们粮食，你们怎么办？”列宁斩钉截铁的回答：“你们要是不给我们粮食，我们就强迫你们给！你们要是胆敢使用武力，我们就用武力来消灭你们，这就是我给你们的真理！”

　　在蒙古帝国时代，与悲惨的罗斯人一样，被征服与奴役的中国人（汉人）也属于“贱民”，与一头驴同价。为了完成体制内蒙古人对体制外汉人的铁腕统治，帝国老大哥在户口管制的基础上，创立了菜刀实名制与村长制度等维稳政策。对野蛮的蒙古帝国来说，文化是可怕而邪恶的，因此一切都向着反文明反人性的大一统帝国滑落。文天祥临死前曾预言，“虏运从来无百年”，屠刀上的蒙古帝国维持了整整99年。与蒙古帝国的狼图腾一脉相承，铁锤与镰刀作为一种野蛮暴力的象征，从一开始就是反文化反人性的；从这一点上，老大哥不过是成吉思汗的借尸还魂。老大哥的崩溃证明人类文明前行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即使会有坎坷迂回，但野蛮势力终是抵不住文明的历史大趋势。

　　在“老大哥”寿终正寝之后的20年来，中国以“大国崛起”复制了又一个“动物农庄”式的共产主义传奇，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一样举世无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邓小平生前提出的小康社会或者共同富裕，相反，中国社会群体和地区间的收入差异已是领先于世界，中国面临的一个荒唐局面就是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差距就越大”（郑永年）。在国富民穷官富民穷的背景下，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范围覆盖已经缩小到仅限体制内。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异类似之前的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国家一方面对体制内采取利诱安抚，另一方面通过信息垄断对体制外始终警惕和愚化。现在官方常说的“普通老百姓”指的就是后者，“极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也是后者。

　　权力对体制内依靠经济利诱（保障）和思想控制（学习），成效显著，相对而言，对体制外的政治区隔和“市场化保障”则始终令人不安。从层出不群充满暴力色彩的“群体事件”（如织里事件）和“恐怖事件”（郑民生案）中，可以窥见官方利益与民间利益之间的博弈一直处于地下的扭曲的紧张的状态。非暴力的、松弛的对话一旦缺失，势必产生暴力的、紧张的对抗，这是更危险和更可怕的方向。过去的多少日子里，我们就一直战战兢兢地徘徊在暴力与对抗的轮回中而不能自拔；生命一次次成为革命的供品。

　　“尊严高于面包！”这是突尼斯民主革命的口号。10年时间，10多亿中国人虽然没有变成公民，但却变成了网民。中国民间思想依靠这种互联网非政治的技术平台得到广阔的传播。但传播与对话就如同法治与道德一样，这是两种概念。权利诉求的出口仍需落到现实。几乎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社会事件中，隐姓埋名窃窃私语的网络舆论总是扮演着正义陪审团的角色，这是官方垄断媒体的尴尬，更是官方的尴尬。但这已经好过受到暴力和权力伤害而求告无门的“弱势群体”想国外媒体救助。在民间权利意识和公民理性已经全面崛起的现代背景下，官方的被动灭火往往陷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敷衍粉饰和应付，而缺乏对法治和程序充满诚意的长远考量。这无疑是一个走向危机和危险的伏笔。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早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与此同时，中国民众也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贫困者，为此权力当局祭出了超过国防开支的镇压维稳费用，而不是提高微不足道的社会福利。经济学家佩蒂斯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说，中国政府应当把财富从国家转移到普通大众手中，利益集团必须停止掠夺大众财富。佩蒂斯指出，中国持续的快速增长是由越来越浪费的投资带动的，是由不可持续的债务增加带动的，这显然牺牲了普通大众的利益。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专制体制下，不受杯葛的政府以保持高增长来维持其统治的合法性，其结果仍免不了使广大体制外民众来为接连不断的灾难埋单。

　　老大哥与成吉思汗都是暴力狂热者，列宁毫不讳言苏联是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正是苏联与德国这两个邪恶帝国联手瓜分波兰，从而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幕；从大清洗、乌克兰饥荒、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到红场革命，暴力是这个古拉格帝国唯一的语言。与成吉思汗相比，老大哥唯一的不同就是发明了“宣传”，从此以后，谎言成为恐怖之外必不可少的另一个统治手段。“斯大林花了30年时间才控制了列宁时代尚未出现的宣传机器，来使自己的名字不朽”（阿伦特）。控制一个人身体远不如控制一个人的思想更合算，如同强奸不如诱奸更“文明”。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这就是老大哥的“三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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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纪伯伦将人类分为奴性、人性和神性3个阶段。从西方的文艺复兴到中国的五四，都不过是一个从奴性向人性进化的号角，其核心是公民精神的崛起。200多年前，《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在新大陆诞生，但奴隶并没有被解放。200多年后，一个黑奴的后代成为美国总统，权力困境中的中国还是一个只有“老百姓”而没有公民的国度，这里没有人性，更没有神性，只有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无所不能的权力文化。

　　丘吉尔曾经说过：“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民族能够被永远的奴役。宣传机构可以用谎言填充他们的思想，混淆真理达数代人之久。但是，人们在漫长黑夜里被迷惑、被冻结的灵魂，会因为不知来自何处的火花而觉醒。谎言和压迫的机构将随即受到审判……”毫无疑问，五四运动是一场关于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可惜这场启蒙最终被“救亡”和“革命”终止，从此启蒙成为一种禁忌。不可思议的是，在一个一切都是政治，政治就是一切的国家，政治竟然也是一种禁忌，或者说是奢侈品，政治从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禁脔，绝不容民众置喙。去政治化和去公民化体制下，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如今已经很少有人提起。移民成为一种最时尚和最贵族的生活理想。在一个没有公民的中国，国家谁来问鼎？未来的主人翁不知现在在哪里？在监狱里？在党校里？还是在“大学生村官”里？但想来不会是写字楼里，更不会在资本家的流水线上。

　　畸形的体制导致中国正呈现出一个倒丁字形社会，这与那个传说中的“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渐行渐远。中国社科院2007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中国知识精英的流失也成为全球之首。自1978年以来，中国有107万海外留学生，而只有27.5万人回国，有近3/4的人才流失海外。从知识精英到权力精英、商业精英，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正陷入人财两空，被当作末日帝国般遭到精英群体的抛弃。

　　在这一年岁末之际，刚刚参加完官方作代会归来的著名作家阎连科向国家最高元首求救，因为这个典型的中国中产已经连他自己的家都无法保全。很快这份发在网上公开信被人们嘲讽为“蛋疼”和“撒娇”。事实上，比起唐福珍钱云会夏俊峰来，阎连科的遭遇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老大哥时代的中国，没有谁不是权力施虐下的“弱势群体”。如同一场“俄罗斯轮盘赌”，大家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这把左轮手枪，没有人知道对准自己脑袋的枪管里会不会有子弹。

　　“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不关心未来，只关心当下；不关心社会，只关心自己；不关心政治，只关心钱；不关心权利，只关心权力；不关心是非，只关心利益……这是老大哥时代的中国困境。在这种困境中，冷漠、郁闷、焦虑、敏感、无助是全民的典型情绪。提起理想和未来，更多的是无聊、无奈、恐惧、愤怒、伤感和荒诞。

　　《圣经·旧约》中说：“一代逝去，一代又来，大地永存。朝阳出来，夕阳落下，归于出处。风往南吹，又往北转，起起落落，转回原道。江河填海，海却不满，源自何处，仍归何处。”进入后毛时代之后，中国专制体制的权力就不断发生下移，从一人独裁到集体领导，再到群龙无首。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实际仍是中国传统的胥吏与文官的权力争夺，此消彼长，地方权力一直在扩张。从人类历史来看，权力下移和普及并最终成为权利，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政治最终将不再是权贵享用的奢侈品，而是普罗大众的日用品。公民权利作为权力的出处和终点，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和现代政治的基本常识和诉求。政府从一只丧心病狂的狼回到一条看门守夜的狗，公民对国家权力的驯服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观和政治底线，老大哥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民国二十九年，即公元1940年，五四运动的旗手和中国社团的创建者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中写道：“苏联20年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求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其时，暴力下的中国正步苏联的后尘，即将踏上一条通往奴役的不归路。斯大林和毛万岁分别为人们装扮了两个不同版本的老大哥。当时老大哥刚刚诞生20年，一转眼，如今老大哥已经死去20年。一生一死之间，这就是不堪回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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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年前，“枪杆子”上的社团入主蒙古人建造的“汗八里”（北京），那片红墙绿柳中隐秘的皇家宫廷支配着中国走过了一段风雨如晦不堪回首的岁月。在一个没有公民的权力共和国，贱民与贵族被体制彻底隔离，菜刀实名制与“村官”再度归来，暴力维稳与群体维权重复着一个帝国的想象。20年前，红场上的坦克宣告了一个野蛮的结束与文明的出发。同样是一片蒙古铁骑践踏过的土地，虽然走上了貌合神离的不同道路；然而殊途同归，每一条江河的终点都是文明的蓝海。“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借用福山的话语，所有野蛮的极权的历史最终都将走向终结。

　　20年时间如一夜春风，匆匆而过，当年的人们和当年的豪情都难以挽回地老去。从80后到90后，物质丰裕时代的一代新人正在长大成人，他们代表着一个新的理想，他们象征着一个不同的未来。这个世界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更坏，或者更好，这取决于人们的理想。一个美好社会不是一天建成的。在一个平民化时代，文明已经成为每个人的需要；权力成为罪恶的代名词，而极权更是人类的公敌。从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到卡扎菲，每一个暴君以“反人类罪”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这都是人类和正义的共同胜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人类的历史就是民主的历史，当民主彻底实现的时候，历史也就走向终结。从光荣革命到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王权被消灭了；从天鹅绒革命到玫瑰革命、突尼斯革命，强人被消灭了。所有的历史其实都是启蒙的结果。面对2012年的总统竞选，梅德韦杰夫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治，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

　　马镫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它传入欧洲后，被称为“中国靴子”；站在马镫上的骑士以尊严平等的名义限制国王的专制权力，创建了现代民主和政治文明。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单口相声叫《扔靴子》，从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是苏联这个“老大哥”的另一只靴子。当第一只靴子已经落地之后，全世界就失眠了，一直等待着另一只靴子落地。20年前，苏联绝然地扔下了政治改革的靴子，而中国在扔下经济改革的靴子之后，抱着另一只靴子重新入眠。

　　在板桥水库崩塌的1975年，遥远的伊比利亚半岛掉下第一只靴子。这一年，囚禁中的“异见分子”萨哈罗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虽然苏联当局阻止了他去领奖，但并不能阻止自己走向崩溃。最终获胜的是一个老大哥的囚徒——他设立了萨哈罗夫世界人权奖。戈尔巴乔夫与萨哈罗夫站在一起，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他说：“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在戈尔巴乔夫70岁生日的时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去贺电：“你改变了苏联，从而改变了世界。”

　　老大哥的骤然离去象征着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与崩溃，失去老大哥的中国重又祭起皇权时代的木乃伊。仅仅数年时间，财大气粗的中国政府就在全世界88个国家援建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课堂，耗资达200多亿；其中在非洲18国就建了28所，在郑和公公当年“皇恩浩荡”的地方，中国皇帝的精神之父再次复活与光临。当诺贝尔和平奖被颁给一名中国囚徒之时，自称北大教授兼孔子73代孙的孔庆东为党国争光，立即创立了“孔子和平奖”。2010年9月23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由文化部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设立的“孔子世界和平奖”公益基金在北京大学正式启动。

　　虽然“战斗到最后”的卡扎菲同志没有赶上孔子和平奖，但作为“21世纪的匈奴大单于”的普金同志还是赶上了。虽然和首届颁奖一样无人认领，但这并不影响颁奖者的执着与热情。2011年12月9日，在北京郊外的某动物农庄，第二届孔子和平奖颁奖仪式如同一场没有情人的性爱，正在悄悄地进行……对着几名假装代替普京的俄国留学生，首席评委孔庆东发表颁奖词：“鉴于弗拉基米尔·普京先生在担任俄罗斯总统和总理期间政绩斐然，在内政外交方面均取得了卓越成就，给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带来了福祉；以及他于2011年春夏之交，坚决反对北约轰炸利比亚，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杰出贡献，从而为当代人类和平史提供了经典范例，特此颁发2011年第二届孔子和平奖。”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在启蒙发生之前，人类的历史大多都是一种了无生趣的重复与轮回。20年前，一个世界第二经济体在刹那间哗啦啦似大厦倾；20年后，一个在皇帝新装下裸奔的中国成为新的世界第二经济体。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哪个更重要、哪个更艰难？当资本化的中国加入世贸10年之后，一个民主化的俄罗斯姗姗来迟。“瓦良格”航母，这个“老大哥”的遗产在中国手里咸鱼翻身，重新成为权贵中国的权力图腾。10年前，中国从WTO走向世界；10年后，世界却离中国越来越远。从突尼斯到埃及到利比亚，这些都是地球上的传说；当世界互联网变成中国局域网，“绝不”的人们坚信，自己身在月球。




　　7

　　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30年时间，中国人都用上了抽水马桶；今天，中国人迎来了没有皇帝的第100年。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皇帝仍然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活着。皇帝被赶走了，公民却没有到来。胡适说过：“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一个梦醒时分，该发生的总要发生，留下的一切都是昨天的故事。今夜在星光下睡去，或者失眠，有人会问：明天会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对西方人来说，上帝死了，人还活着；对中国人来说，人死了，而中国没有上帝。在一个失去皇帝和“万岁”的中国，谁是上帝？

　　一个世纪以来，经济越来越自由，贸易走向全球化；政治越来越自由，民主走向全球化。半个世纪以来，老大哥一个接一个随风凋零，专制国家从56%减少到10%。

　　当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地球上最后一个斯大林式的“老大哥”按照罗素定律准时死去。从萨达姆、卡扎菲到金正日，无一逃脱69式诅咒。如果说20年前“老大哥”的崩溃尚不是完全的“历史的终结”的话，那么今天“老大哥”的死去正式告诉人们：历史已经终结。正如古老的玛雅传说中，2012将是一个旧时代的末日，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时日何丧，吾与汝皆亡”。似乎冥冥之中，一直等到“太阳神”咽气，作为人类的良心的哈维尔才安然离去。22年前，捷克与中国分道扬镳，走上了一条通往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22年后的今天，在世界民主排行榜上，捷克排在第19位，中国排在第136位，好在还有朝鲜叨陪末座；颇为讽刺的是，“民主主义”竟是这个夜郎国的名字。

　　对一个人来说，22年构成一段漫长的人生，对整个世界来说，22年只是弹指一挥。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家维尔纳·桑巴特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宫廷史。”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毫无疑问，历史正在以令人不可思议的加速度走向终结。是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在这辞旧迎新之时，让我们重温哈维尔当年那段著名的新年献词：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生产了多少百万吨的钢，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