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开心
2016-9-2 15: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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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天数: 1050 天 [LV.10]以坛为家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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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营记忆（三）
1964年春，我上了小学，学习成绩一直不佳，上三年级时，教音乐、写字课的陶玉书老师，在写字课上表扬了我，在巡视学生们写字时，看了我写的毛笔字后，举起我的写字本向同学们说：“同学们看，联营同学写的字多好啊！”使从来没听到过表杨的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从而对学习产生了兴趣。后来新来的刘桂英老师教我们，当我们的班主任，她工作认真，课讲得也好。在刘老师的教诲下，我学习有了显著进步。但又始逢文革，高年级的学生天天写大字报，批斗老师，学生们又搞军训又劳动，文化知识没有学扎实。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是毛主席1961年2月看到女民兵训练，有感而发，写的一首诗——《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管是在兵营，还是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只要是中国的公民，就都会背诵这首诗词，就都会唱这首革命歌曲，并且以此为座右铭，大搞军事训练，备战备荒为人们，真是七亿人民七亿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起，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昔日的老大哥变成了“亡我之心不死”的“苏修”；印度政府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挑衅；侵略中国长达8年的日本，还未同中国恢复正常邦交。而此时，美国在朝鲜战场遭到失败后，又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南大门外。在此以前，美国还多方支持国民党武装特务窜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企图建立大规模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而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企图利用大陆的暂时困难“反攻大陆”。1969年3月苏联对我国发动了“珍宝岛事件”，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使得中苏关系更加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我虎视眈眈，不断侵扰我国边境。台湾国民党反动派亡我之心不死，经常派飞机或特务潜入大陆搞颠覆活动。虽然都说美帝、苏修、原子弹、氢弹都是纸老虎，但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能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
那时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不仅各单位有军宣队进驻，连学校的年级建制也实行军事化，不叫几年级几班而是叫几连几排的，我们班就叫三连二排，相当于现在的三年级（2）班。高年级的哥哥姐姐要参加红卫兵，还要用木头自制仿真步枪回校军训。看着他们扛“枪”回校操练，真是很羡慕啊。小学生则要参加红小兵，还要自制红缨枪带回学校练刺杀呢。学校也经常组织学生行军拉练，到大洼野营，同学们个个穿上绿军装、解放鞋，扎上军腰带，带上军用水壶，军帽上还要扎上相思树叶作掩护，边行进边唱着语录歌“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齐踏步向前。我还清楚地记得，为了锻炼学生们的胆量，那天夜里学校组织我们在大洼坟地宿营。 那时候工厂、农村都要建立民兵营或民兵连，还要经常进行步枪、重机枪实弹射击演习，逢“八一”、国庆还要到广场进行全县大集会，真可谓“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全国人民积极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防止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武装侵略，特别是防止他们使用核武器和空降兵，按照上级的指示，全国各地掀起了挖地道，挖防空洞的运动。像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战一样，家家户户地道相通。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年冬天，上级紧急通知，为防御苏联的袭击，社员们夜里都要到防空洞里去睡觉。
学校每周的劳动课就用来挖防空洞，后来体育课也用上了。男同学大多负责用镐挖，女同学就负责用筐运土。时间长了，手磨出了血泡，老师就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英雄事迹鼓励大家：解放军死都不怕，我们还怕什么！后来各班级还展开竞赛，看谁挖得快，连下课休息的时间也跑去挖防空洞。一些同学还特意安了短把铁锨和小镐，以适合在防空洞内使用。为了超过别的班级，晚上同学们还偷偷地跑回学校，像当年的电影《地道战》那样，点上油灯、蜡烛，不停地挖。 最兴奋的是终于打通了两个班级对挖的防空洞（地道），可以扒过洞口到达另一边，大家拥抱在一起，情形与电影上的一样，十分高兴。防空洞挖好后，学校还搞过几次演习，当空袭的警报响起，大家赶快跑入防空洞，还要计时，练习了几次后，大家跑进防空洞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来了管校代表，他五十多岁，高大的个子，黑幽幽的脸庞，两眼放出夺人的光，说话有点大舌头，爱说损人的话，学生们都怕他。当时学生们上课有限，除了在学校“三场”劳动，就是搞军训，开忆苦思甜大会，排练文艺节目，到了麦假和秋假还要在老师带领下分到生产队去拾庄稼。当有的学生在劳动中偷懒了，老代表就把学生叫到办公室去整治，经常对学生说：“你是狗JB沾香油——又尖又滑。”当学生们犯了错误不承认，他就说学生“你是砖头掉到茅坑里——又臭又硬。”等等。他爱和老师们开玩笑，给老师们讲坏笑话，但他能见机行事，因人而异，恰到好处，尺度掌握得非常恰当，从来没和那个老师打过架。他能和老师们打成一片，给老师们带来了许多快乐。
有一次，老代表和全公社中小学领导去县里参加教育工作会议，晚饭后到大礼堂去看电影。礼堂大门外面，有一个小贩在不停地吆喝：“香瓜子，好吃，不香不要钱，有吃的买来啊！” “老代表请请大伙吧，买点瓜子。”一位校长提出要求。 “行，掌柜的给称二斤。”老代表答应并对小贩说。 小贩赶紧给称了二斤。瓜子还在秤盘子里，大伙七手八脚地抓没了，有的已离开这里，走进了大礼堂。 “大伯，交钱吧。”小贩跟老代表要钱。 “你凭什么跟我要钱？瓜子你给了我了吗？” “他们拿去了。”小贩说。 “他们，他们是谁？我不认识啊。” 小贩傻了眼，一想也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就赶紧从箱子里装了俩捧瓜子递给老代表，并说：“大伯，行了吧。”老代表这才付了钱。
学校的农场收了葵花籽，晒干扬净后，存放在办公室外间的席囤里。老师们下课后闲暇时每人抓一把就嗑着玩，有说有笑的。教导主任老刘早就看着不顺眼，今天看着老师们嗑着瓜子，桌子上地上都是瓜子皮，就气不打一处来，走进办公室，站在老师们面前，黑乎着脸，扬起双手来，就打自己的嘴巴，左一下，右一下，打得啪啪作响，一边打，还一边说：“打你个嘴馋的，没臊的！”见此情况，老师们都停止了说笑，当然也停止了嗑瓜子，谁也不敢再说什么。办公室里只有主任自己在表演，渐渐地，主任打自己嘴巴的劲头小了动作也慢了下来。这时，老代表从一旁站了起来，抹了一下嘴角上的白沫沫，说：“磕出个臭籽。”主任楞了，老师们笑了。
还有一次老代表骑了一辆崭新而特别的自行车去滩里中学开会，这辆自行车前后有灯，车把上有镜子。据说是他借的一位天津下放来的知青的。他把自行车停在了教室前就去开会了。学生们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自行车，感到很新奇，有的就前去摸摸灯，照照镜子，不大一会就集聚了一群学生。他怕学生们把自行车弄坏了，就让学生们闪开了，不一会学生们又围上了，这样反复几次。开会的老师们对她说：“老代表，你也没法子了吧？”“你看我有没有法子。”说着他就走到他的自行车旁，对学生们用不大的声音说：“你们听着，谁要是再上我这辆车子跟前来，谁就是我儿。”学生们纷纷地离开了。他回去对开会的老师们说：“你看我的法子灵不灵。”
王老师是随丈夫下放新桥农场从北京调到我们村这所小学的，她阅历浅，思想单纯，不像农村人想得那么多。那一年她怀孕了，已有六七个月的身架，挺着个大肚子，还坚持给学生们上课。 老代表和老师们（有男有女）在办公室里坐着，隔着玻璃窗正看见王老师朝办公室走来。 老代表对老师们说：“你们看着，我今天摸一摸王老师的肚子，你们信不信？”老师们互相看了看，谁也没说什么。这时，王老师已经来到了办公室。老代表郑重其事地对王老师说：“王老师，我会看肚子里的小孩，是男是女。” “是吗？你给我看看。”王老师说。 “我一摸就知道。” “你就给我摸摸吧。” 于是王老师解开了衣服让他摸，他一边摸，一边说着是男孩的理由。王老师乐得合不上嘴，老师们也乐了，只有老代表不乐。 两个月后，王老师真的生了个大胖小子。
有一次老师们去北洼校办农场劳动，推水车浇园子，老师们轮流着推。有的老师说：“老代表你就别推了，你给大伙讲个笑话吧。”老代表说：“今天，我不给你们讲笑话，我给你们做个好看的玩具。他就用水和土和了一块大大的泥块，找了一块大青砖，在上面捙了好长时间，泥和熟了，然后用手团了两个球，又做了一个棒，用草棍把它们连在了一起，拔了一些茅草敷在上面，用那块大青砖架了起来。北京来的王老师不知他做的是什么，就问:“老代表，你做的是什么？” “我做的是一种武器。” “什么武器呢？我怎么不知道呢？” “你家就有。” “我家可没什么武器。” 正是文革时期，谁家敢私藏武器呢？更何况她丈夫在公安部门工作，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政治问题。 老代表接着说：“不仅你家有，家家都有。” 王老师听说家家都有，原来绷得很紧的神经立刻松懈下来了。接着问：“老代表，你快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呢？” “我告诉你，这是大炮。一个炮筒俩炮弹，小兵犊子有一连。” 其实，老师们早就知道老代表做的是什么，乐得前仰后合。
老代表的这些事情，被公社党委发现了，建议大队里撤换了他。从此他离开了学校，到大队林业队去看果木园去了。
我们村南有一口井，人们称它为黄瓜井。那是一口用古砖砌的、用巨石镶口的、深深的井。听老人们说这是大清时王口的大地主在他家种菜的园子里挖的一口井，所以人们管它叫黄瓜园井。这口井水质好，软而甜，易消化；水源足，几班人轮流摇辘轳打水浇园子，昼夜不停，一连多少天，井里打水从来没少过。浇出来的菜啊，鲜嫩可口，营养丰富。如果天大旱，久不下雨，地主家就组织人们掏这口井，之后不过三天准下大雨 (说的有点邪乎，我不大相信) 。当时人们要想吃这个井的水还得花钱买。
解放后，井和菜园一起回到了人民手中。人们吃这个井的水再也不用花钱了。我就是吃这个井的水长大的。小的时候我常跟着妈妈到这个井挑水。打水需要一定的技巧，人双腿叉开，骑着井口站稳，用一头的扁担钩子挂上水桶梁子，将水桶下沉到水面，用一只手来回晃动扁担另一端，使水桶在水面上左右晃动，当桶口朝下时，轻轻一松手迅即往上一提，水桶不会脱钩，就将满满的一桶水打上来了，这需要一个巧劲。开始学打水的人，因掌握不好节奏常常将水桶掉到井里，只好把钩子绑定在长杆上去捞，要费好大事。开始妈妈不会打水，要等别人挑水时一起给打上来。特别是滴水成冰的严冬井边的大石头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女人和孩子们都不敢上前。后来妈妈就用绳子学打水，渐渐地脱离了绳子，也能用扁担打水了。妈妈每天早早的就去挑水，家里的缸总是满满的。还经常帮别人打水。由于当时父亲在外工作，祖父母年迈多病，我和哥哥还小，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一人身上。
夏天，井水清凉，是消暑解渴的最佳饮料。一天中午，一个青年男子汉从地里干活回家路过这口井，口渴难耐，正遇上一个挑水的中年人，男子汉顾不得说话，就双手扳着满满的一桶水头也不抬地大口大口地咕咚咕咚地喝起来。挑水的见状不好，二话没说用脚踹倒了这桶水，男子汉急了，经挑水的耐心解释才化干戈为玉帛。原来怕男子汉炸了肺才做出了此举。
低指标时，人们在这口井上架上了辘轳，用井水浇灌，种了好多白菜、萝卜，挽救了好多人的生命；生产队时，在这口井上架上了水车，后来又安上了水泵，用井水浇园子，收了好多瓜果蔬菜。到了瓜果成熟的季节，队里派人摘下来，经常分给社员们，一听到消息，我们一群下学的学生，还有一些不能下地在家里带着孩子的老人，拿着筐子、篮子到园子上排队分瓜果蔬菜。人们品尝着分到手里的嫩绿的黄瓜，白白的大菜瓜，火红的西红柿，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1971年春到滩里中学上学，由于自己遵守纪律，认真学习，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为班集体做好事，常受到杨思迁校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表扬。
上初中时，正赶上学校搬迁，我们在管校代表的带领下，天天参加建校劳动，什么搬砖啊，抬檩啊，什么都干。学校建好后，我们又到“三场”劳动，学校在河床上种了好多小麦，春天到了，小麦反青了，河水化冻了，学校组织我们去浇小麦，我们从家里拿来了桶啊，盆啊的，管校代表让我们自动排成两排，从水边一直到麦田，老师在河里提水，我们往上传，水浇到麦田里，喝到水的麦苗，立刻有了精神。
过了一段时间，贫下中农管校代表说有块玉米地里发现了虫子。于是我们每人一个玻璃瓶子，一双筷子，以同样的活动形式来到了位于学校南面的玉米地。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玉米上的毛毛虫用筷子夹到瓶子里。这种活儿对我们这些男同学来说可谓小菜儿一碟，可对胆儿小的女同学来说真是遭难了：一个女同学哆哆索索地夹住一个虫子往瓶子里放，可是瓶口小，一下虫子掉到了拿瓶子的手上，“呀”的一声就把瓶子、筷子扔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而另一个女生听说自已的头上落上了虫子，于是一边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一边拍打着自己的头跑出了玉米地。让我们都非常羡慕的是我们的班长，在这次活动中他捉的虫子最多，因他拿的是一把亮闪闪的镊子。
学校还经常组织我们去“大寨点”劳动，一次去刘家营东洼给玉米追肥，同学们都骑着自行车，带着除锨，我没有自行车，是同学们驮着我去的。劳动时，同学们用筐子往地里背粪，还要用手一捧一捧地玉米苗的根部，不怕脏，不怕累，个个汗流浃背，汗水和粪土混在一起，在脸上流淌。
常言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所以农闲时积肥是农业社每年必做的一件大事。我们的劳动也随之展开。首先选择路边一块空旷的地方，用铁锨堆上一堆土，在这堆土上扒一个坑；接着到别的地方拔草，把这些草放到扒好的坑里；然后再向坑里倒水，最好是臭水。接下来便是象和泥一样，将这些东西混合成草泥。为这，我们这些不怕脏不怕累的男同学纷纷甩掉鞋子跳上泥堆，用脚丫踩来踩去。等和得差不多时，就在泥堆的外面抹上一泥皮儿——这就是我们积的所谓的“绿肥”。最后找队里的干部给开个谁谁谁积绿肥多少车的证明条，交到老师那里，那可是无尚的光荣！到了晚上你再到我们积肥的地方看吧:月牙当空，光线昏暗，一个个圆土堆排在那里，有的长着青草，有的泛着青光，秋虫的低吟伴着远处的狗叫。
1973年底，我们升高中，正赶上全县统考，（此前“文革”中是不考试的）我们村30多名应届生，有15名考上了高中，其中我和侄子景云都被录取。这一年滩里撤了高中班，我们要到左各庄中学去上学，需要走读，如果住校的话，还要自带一个礼拜的干粮，因为学校没有学生食堂。听说大柳河中学有学生食堂，有学生宿舍，学生交面粉，食堂给代做。当时我父亲在大柳河公社工作，我和侄子就从左各庄中学转到了大柳河中学。记得办理转校手续时，我步行踏着皑皑的白雪到大柳河，又从大柳河到左各庄，沿海河大堤经安里屯回家。
第二年春季开学，侄子骑着自行车托着我和行李到大柳河中学报道入学，每隔一两周回一次家。我和侄子同年同岁，他比我小半年，我不能总让他托着，我要学骑自行车，于是在上学来往的路上，在侄子的指导和帮助下，我骑在自行车上稳住车把，他在后面扶着后椅架，他在后面再推上一阵子，这样我很快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很快家里也给我购置了一辆崭新的“大铁驴”，这“大铁驴”车体长，用无缝钢管焊接，特别结实，骑着稳当，可托重物。那时，对我来说确实是一大幸事，我终于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家里距离学校25里的路程,两个多小时就能往返一次。赶上雨雪天气，道路泥泞，骑不了自行车，我们就早早地起床，超近道走在通往学校的土路上。那年初冬，周日的夜里下了一场小雪，周一凌晨雪花还在飘，我和侄子踏着雪去上学，一边走，一边欣赏着雪景。不一会，太阳出来了，照在铺了一层雪的大地、村庄和树木上，发出耀眼的光，真是红妆素裹，分外妖娆！随着太阳升高，天气暖和了，树上的雪挂啪啪地往下掉，地上的雪也化了，道路变得泥泞了，我们脚上穿的球鞋，沾了好多泥，已变成大皮靴了，等到了学校，已经十点多了。
秋天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一会变三遍。那天我独自一人走在通往学校土路上。本来晴好的天气，一声沉雷拖着长长的尾音，像一盘磨在远处颤抖着传到了大洼深处，接着又是一声，音也不甚高，只是尾音更长，发出一声撼动人心的闷声叹息。
“天要下雨了！”我以手遮阳西望，但见黑沉沉乌鸦鸦黑染似的墨云峥嵘而起，缓慢的但又毫不迟疑地向已偏西的太阳压去，仿佛要闭合封锁整个湛清无云的天空。隐隐的雷电，金线火蛇一样闪击着云幕，却并不出头。稍顷，远处林梢一阵唰唰响动，凉风卷着浮尘袭来，我浑身顿觉清爽，原来晴好如洗的东半天也都被怒海翻腾的云涛压得黑沉沉的，惊雷一声接一声，忽儿把天地照得光亮，忽儿又隐在云层中不停地滚动，把整个天空遮挡的严严实实，暗黑得像黑夜一样，使我辨不出东西南北，什么也看不到。顷刻天亮了，暴雨如注，我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也找不到一个避雨的地方，我只能加快脚步，就在十马干渠的大桥上被石子硌了脚，从此在右脚的脚后跟上落下了“鱼眼”。暴雨中我来到了褚村，到了公社的工作组，工作组的叔叔们给我拿出来衣服换上，吃了饭，晴天后我才去学校。从此这个鱼眼总疼，走路不敢着地，一瘸一拐的，一天我烧了一锅开水，将铅笔刀消了毒，烫了好长时间脚，自己用小刀将鱼眼挖掉了，从此再也不疼了。
那时，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搞勤工俭学师生们种药材，有红花、板蓝、枸杞等等，枸杞子成熟的时候，老师领着我们到枸杞园里摘枸杞子，那枸杞子黄豆粒一般大，红红的，圆圆的，亮亮的，里面满是红色的汁儿和无数个黄色的籽粒，据说有补血功能，我们一边摘，一边吃，挺甜的。据说吃多了上火，鼻出血，也不敢多吃。学校还组织师生骑自行车去石马干渠大堤上打柳树条子，去李庄农场钎高粱穗。劳动中或间歇时，我们有说有笑，老师还经常给我们讲故事，猜谜语，我们感到很快乐。那时，我印象最深的领导和老师有三个人，第一个是老革命干部管校代表高德茂老人，他对我们外乡人特殊照顾，刚去的时候，他让我们住小间，睡火炕，还经常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别的同学都住教室，睡地铺，地铺就是地上铺麦秸子，上面铺上蓆，人就在上面睡。后来我们也去教室睡地铺。第二个是宋宝书老师，教我们政治，他经常指导我写批判评论文章，在全校大会上发言。第三个是孙万高老师，教我们语文，不仅长得帅，好打扮，背头输得倍亮，而且教师基本功十分扎实，字写得漂亮，朗读富有感情，经常给我们读自己写的范文，同学们都喜欢他。语文课上，他给我们朗读的《沁园春-雪》，至今还在我耳畔回响；作文课上，他朗读的自己写的范文《春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后来爱好写作起了很大影响，他曾指导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播种育苗》，作文课上在班里朗读，并寄到《河北日报》文学副刊上，虽然没有发表，但编辑回信给了好评和鼓励。印象最深的同学就是小堡里的郭广增、郭金成、魏齐放同学，由于学校离该村近，放学后我们经常到他们家里去玩，老人们对我们特别热情，经常留我们吃饭，金成的母亲包饺子特别快，一起擀好几个皮，将皮放在手心里，放上陷一攥一个，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饺子。后来1977年去大柳河中学参加高考，我们还住在他们家中。1975年底，我们“高四”班（毕业班）全体师生骑自行车去文安影院合影留念，把火热的中学时代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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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12 10: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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