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最值钱 家风贵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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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品最值钱  家风贵如金

     父亲一生为人耿直，一身正气，具有文人的清高。念念不忘做人要正，行为要端，不光彩的事不做，有损人格的事不做，不管多贫穷多艰难，都不能失去做人的品格和尊严。

    父亲经常告诫自己的女儿们，为人贤德最重要。有了父亲的严格教育引导，我的姐妹出嫁后都能孝敬公婆，相夫教子，极少跟婆家闹“马勺锅沿”的矛盾。实事求是地说，一家子过日子，一点矛盾也没有是不可能的。因为父亲家教严格，即使有矛盾，姐妹们到家里不想说，也不敢说，说了也白说，只能招来一顿批评。最多是和母亲悄悄而语，诉说衷肠。从大姐到老妹妹，姐妹们出嫁至今已经历过四十几个年头，娘家人没有一次因家庭矛盾到婆家理论，更别说撕破脸皮大打出手。

     三年自然灾害时，一次父亲去左各庄赶集，在路上拾到一个大包袱，里面有衣服、钱、粮票等物品。父亲将这些东西放好，等了好长时间，失主来后，经核对确认全部还给失主。失主是本县吕公务人，常年在外地盐滩做工，这次是回家探亲的，不慎将包袱丢失。失主对父亲千恩万谢。

     解放后，受乡亲们的信任推选，父亲在村里管财务多年，期间不占集体半点便宜，一心为公。后来因家庭负担过重，执意辞职不干。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社员们一致推选二哥当会计。二哥当时仅14岁，只有小学文化，身体又晚发，个子很小，其实根本就不能胜任。母亲说:“你们选他干什么，他又干不了。”社员们说，儿子干不了，爹就得帮忙，反正都是你家的事。就这样二哥当上了会计，头一年非常吃力，表面上是二哥当会计，实际上还是父亲处理账目。

     二哥刚任会计时，一次跟村支书去公社开会，二哥身材矮小，穿一个空心小棉袄，开会前主持人组织会场，指着二哥说：“马上要开会了，小孩出去玩儿吧！”二哥从没见过这个阵势，也不敢申辩，只好蔫遛遛地退出会场。村支书对公社领导说：“这是俺们村的小会计。”二哥因此出了名。由于二哥聪明，勤奋好学，在父亲的指导下，进步很快。不仅帐理明白，双手能打算盘，熟练准确，令人叹服，还练就了一手非常漂亮的毛笔字。成了远近闻名的“大会计”。

     那时公社经常清查村里会计的账目，有的因账目不清、违纪行为受到查处，二哥因账目明白公正受到表扬。二哥因年龄小，原来只挣半劳力的工分，由于圆满完成会计的任务，根据同工同酬的分配原则，上级领导拍板给二哥整劳力的待遇，并补齐了过去少给的工分。二哥高兴地说：“查账真好，小孩儿挣了大人的工分。”

     二哥从14岁当会计，20岁参军入伍，6年中账目没有出现一点差错，受到社员们的一致好评。二哥当兵走后，四妹妹又当了小队记工员，后来老妹妹又当会计，再后来老妹妹通过考试招聘去外村任教，村里不放。条件是要去当老师父亲必须接任会计，父亲只好又当上了会计，直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因为家庭困难，兄弟姐妹8人中，只有我上了大学，老妹妹读了高中，二哥小学毕业，其他人初级小学都没读完。父亲对子女们的学习非常重视，经常利用晚上等空闲时间教我们读书识字打算盘。那些年乡亲们称我家为“文化家庭”。大姐1965年开始在村里当老师，结婚走后由我接任，直到1975年我上大学，前后整10年；从父亲为村里管财务到二哥、四妹妹、老妹妹，再到父亲，断续几十载。民师、会计都不是官儿，更没有特权，但乡亲邻里把孩子和希望托付给我们放心，把钱财和利益交给我们踏实。这正是父亲大人一生追求的回报——信任。
宫锡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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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道德逼到绝境》
前些天网上疯传了一段视频，视频说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准备了一桌饭菜，迎接儿子带准儿媳第一次来家见准公婆。这对夫妇却提前将上了岁数的老婆婆锁在了偏房，说是不准老婆婆出来与准儿媳相见，倒不如说是怕准儿媳看到老婆婆。
这段视频的疯传无疑是对这对夫妇的道德谴责和行为批判。
他们做的确实不对，有悖华夏民族孝悌之传统美德，受到众人的谴责甚至唾骂是咎由自取，没人敢为他们的行为鸣冤叫屈，更不可能有人为他们行为抱打不平。不过我们还是在愤恨之余静下心来慢慢地仔细思量思量，他们的动机何在？其行为是否已经受到了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而颠覆了他们的传统观念，把高寿老人的存在由“福德”转化为“累赘”。
高寿老人本来是家族积德行善的福报象征，也是家族人格和品性及家庭美满的体现，更是每个父母为女儿寻找终身归宿要考虑的重要指标。现实情况恰恰相反，部分人把高寿老人却看成了家庭负担已形成了不小的气候，而且愈演愈烈。谁都明白这个不正常的现象任何一个社会个体都无力、也无法去改变。在道德与婚姻之间谁又能拿儿子的婚姻大事当儿戏？只能无奈地以牺牲道德为代价成全婚姻。显然，道德在这一选择中就显得不怎么值钱了。
再说儿子成婚为家族传宗接代也是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为人父母的重要责任之一。同时这对夫妇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在无形之中给儿子和准儿媳做出了负面“榜样”，恶果将来必然会落到自己的人头上。这显然他们是宁愿将自己的处境拋之脑后，也不敢拿儿子的婚姻大事做赌咒去与不正常的思想观念和邪恶现象去抗争。又何况早就有人对当今的公婆做过如下总结性的描述：
是主人说了不算；
是客人啥活都干；
是保姆不拿工钱；
是老者捏吃他看。
这不见得具有普遍性，但也绝不是个例，足可以说明公婆在当下和将来的家庭地位。有甚者竟然在广众之下对公婆拳脚相加都没有令当代父母心寒，这不正是天下父母伟大的一面吗？
说了这么多，其实这只不过是婚姻大事中缺失了道德的一个附加条件，更主要的是“彩礼”。从“文革”后期的“三转一响”到改革初期的“三金一冒烟”直至现在的“楼房、轿车和变压器”。这才是所谓“爱情”结合的硬性指标。
在改革初期小平叔叔说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可是，暂时还没有富起来的大部分人，不管是婚姻的附加条件还是硬性指标，无一不可以将他们的道德逼上绝境。我这么说并非想把责任推给“改革”，而是提醒人们金钱的获取不能以“道德”的缺失为代价，更不能以女儿作为“邀胁”或当做“撬动”金钱的支点，任何一个女子更不能以金钱代替爱情，否则就是没有感情基础的不牢固的婚姻。这也是婚姻悲剧层出不穷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一个有趣的，但不见得真实存在，可确实又是现实的法律空档中的例子看一下可能存在的社会问题对道德的冲击力。
“有一女士咨询律师时说：我已经结婚，在京有套房子，想把此房送给弟弟一家，可过户费太高，怎样才能减免费用？
律师思索片刻答到：
1、你与老公离婚，房子给老公，房证去掉你名字。
2、弟弟也离婚。
3、让老公和弟媳结婚，房证加弟媳名字。
4、老公再与弟媳离婚，房子给弟媳，房证去掉老公名字。
5、然后你与弟弟各自复婚，房证加上弟弟的名字。
可省去过户费和各种税费以及首套房优惠费共计约80万。离婚三次结婚三次，工本费每次9元，共计54元。三次结婚可收获人性份子费大约十几万。
花54元不但可以省掉几十万，还可赚回十几万。这是多么大的诱惑？难怪有人在诱惑面前不顾舆论的谴责和不计后果也胆敢撞击道德底线。
可见，过于地看重金钱和经不起诱惑就是将道德逼入绝境的罪魁祸首。所以，我们还是适度地追求金钱和坚决地抵御不该属于自己的诱惑，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道德底线之上的和谐社会。
李士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