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君何廷吉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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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何廷吉传略 何万志/文 我父何廷吉是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基层干部，生前曾先后在滩里乡、左各庄乡、大柳河公社、兴隆宫公社、新镇公社、文安县粮食局、文安县供销社等单位工作。2010年5月4日，父亲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享年79岁。这对我们全家及亲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是无法 接受的现实。现在我们把他的事迹概括地整理出来，是为了怀念父亲，也是为了反映那个时代。本文是写我父亲，也是写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党的基层干部。因为父亲是建国初期、毛泽东时代党的基层干部的典型缩影。 一、出身贫苦磨练意志 我父何廷吉，字向群，河北省文安县西新桥村人。公元1932年5月22日（民国21年农历四月十七日未时）生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祖父何玉忠，忠厚勇敢，20岁时只身远赴东北大兴安岭千里寻兄。（见《千里寻兄佳话传》）。祖母刘俊颖，聪颖贤惠。父亲姐弟四人，大姑何廷素嫁文安县北德归村李英臣，英年早逝。二姑何廷秀嫁静海县独流村张恩爵，后迁居北京西直门。三姑何廷变嫁静海县北万营李桂明，后迁居静海县城。姑姑们对父亲疼爱有加。 父亲出生时，奶水不够，适逢其八祖姑母何玉鸾生第六个孩儿，八祖姑母对父亲倍加疼爱，视为己出，宁愿亲生女儿挨饿，也要奶活娘家侄，父亲遂得以生活。 1939年闹大水，村庄被水围，父亲随祖父母逃荒到辽宁省营口市，居住半年。父亲当时只有八岁，就学会了编织苇席，也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优良品德。 1941年至1946年先后跟老师杨济波李增禄在本村上私塾。当时，李增禄名为教师，实则为中共地下党员，宣传先进的思想文化，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受其熏陶，父亲从小就立下了为党和人民做贡献的决心和志向，并加入了儿童团，为共产党解放军站岗放哨。 1950年，新中国刚刚诞生，经过战争创伤的国土百废待兴，首都北京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二姑母和二姑夫动员父亲去北京谋业发展，当时祖父母年迈多病需要人照顾，“父母在不远行”，所以父亲没能去北京。 二、受党培养得到成长 解放后，同全国人民一样父亲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1952年至1953年任土桥村民兵连指导员。1954年3月普选被选为土桥乡秘书。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被推荐到天津地委党校学习，后任文安县南阜庙乡驻乡指导员。当年闹大水大搞生产自救，父亲亲自动手教会了数十名村民编织苇席，使群众生活有了改善，受到了区党委政府的通报表彰。1957年至1964年先后任滩里乡、大柳河公社、左各庄公社团委书记，滩里管区、大柳河管区主任。1964年6月任大柳河公社党委副书记，时年32岁，是当时全县最年轻的公社党委副书记。1965年参加“四清”工作，任永清县里澜城“四清”工作队队长。当时正副队长、指导员7人，工作队员65人，大多数为大中专毕业生。 1966年“文革”开始四清解散，父亲回大柳河工作。在此期间他走遍全国各地搞“外调”。 1969年至1971年，根治海河，带工六期，成绩突出，多次受到上级表彰。1974年4月至1980年12月，先后任兴隆宫、新镇、左各庄公社党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正科级）。1980年12月至1984年1月任文安县粮食局副局长。1984年1月任县供销社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直到1992年退休。 三、精心潜修颇有政绩 父亲自幼聪明，感悟性好，记忆力强，酷爱读书，尤喜文史。加之在工作中刻苦钻研及每年的党校培训，使其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工作能力不断提高，并能将所学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灵活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曾写下数万字的学习笔记和体会，对中共党史非常熟悉，连讲数天，竟不重复。1956年在天津地委党校学习政治经济文化课程，结业考试三科均取得97分的好成绩。1965年在“四清”工作中，分管党建工作，在实践中总结了培养选拔干部的“五字经验”，即“定、选、培、教、炼”，在《河北四清工作通讯》上发表。 1980年在廊坊地委党校学习期间，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写了一篇认识集市贸易的必然性的论文在大会上交流，并发表在2月7日的《廊坊日报》上。 1982年在省粮食干校参加了局长专业培训班，课程是政治经济学、粮食经济问题研究、粮食企业经营管理学的大中专课程，经考试取得了三科总分295分的成绩，并获得了结业证书。 1959年父亲任大柳河管区主任期间，由于工作积极肯干方法得当，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农业取得了大丰收，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去天津市参加河北省劳动模范表彰大会。 在左各庄公社任管委会主任期间，父亲分管全社的经济工作，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都要负责。这些环节都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才能发展，在农业上兴修水利推广优良品种推行科学种田，实行集约经营，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单产由400斤到1978年达到600多斤，总产实现1600万斤，1979年实现1800万斤，社员年纯收入由原来的人均80多元，增加到120多元，跨入了全县先进行列。在总结表彰大会上，县委书记赵子英亲自给父亲佩戴大红花，颁发锦旗。 在任县粮食局副局长期间，积极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精神，与京津有关单位探讨多种经济双赢战略。协助局长全面工作，次年就使多年亏损的单位扭亏为盈，1982年实现利润100多万元，1983年实现利润150万元，跨入地区的先进行列。父亲在任县联社副主任期间，主管人事和企业管理工作，这正是企业体制改革阶段。在改革中如何发展，增强服务能力，提高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后劲，已成为企业面临的严峻问题。经过人事制度改革，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加强职工队伍业务技术的培训，提高业务技术素质，几年培养提拔业务技术骨干146名，保证和促进了经济效益逐年提高。经济指标从84年开始至88年连续五年实现“三超”（超同期、超计划、超历史），1988年实现利润232.37万元，比1983年的114万元，增加一倍多，1988年上交国税215.09万元，比1983年的105.7万元增长一倍多，企业的固定资产由1983年的388万元到1988年上升为924.97万元，是原来的2.38倍。 另外在此期间，父亲主管的精神文明建设、职工教育、技术练兵比赛、安全防范、爱国卫生、老干部工作，都属于县或地区的先进单位，多次受到表彰和奖励。技术比赛连续三年获地区团体比赛第一名，安全防范两年是政法委评出的先进单位，1987年获地区安全消防比赛团体第一名。老干部工作连续三年集体和个人受县委县政府表彰。几年间创建文明单位29个。 1989年经廊坊市职称改革领导小组考核，被评定为经济师。并颁发资格证书和聘书。（廊技职中2100194号）四、平易近人勤恳工作 父亲平易近人，与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在大柳河公社常久村、褚村、李庄、琉庄、兴隆宫公社大郭庄村、左各庄公社北陶管营村蹲点时，总是同社员们一起劳动，晚上还要同村干部一起分析情况，研究工作，还要指导片上及全社的工作。每遇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不管风大雨急，率领工作组的其他成员和村干部们，穿上雨衣雨靴，察看一下社员们的房屋有没有漏雨，地里的庄稼有没有受灾，田地的墒情怎样，能种上什么庄稼……由于过度劳累，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1962年，在常久村蹲点，父亲发现村民曹喜春家的火炕不快，做饭时弄得满屋都是烟，呛得人出不来气，父亲就同工作组成员一起，为其扒炕盘炕。炕盘好后，烧火做饭特别快，把房东大嫂乐得合不上嘴。40多年后，其子曹永九得知父亲得病住院，还到县医院看望。 在进驻常久村、禇村、北陶管营村以前，这些村都是支部瘫痪生产落后。进驻后，经耐心细致的工作，不仅使这些村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还使其成为本公社的先进村，禇村成为全县大寨点。褚村村民褚新光回忆说，在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教条的计划经济年代，何同志（指父亲）在我村蹲点，我村种的几十亩玉米，苗已经老高，上级指示我们毁掉，统一种杂交高粱，社员们望着这青青的禾苗心疼啊，何同志也心疼啊，何同志顶着压力，自己承担责任，向上级为民请示，说都是自己工作的失误造成的，青苗不可毁啊！就让他们这一回吧，明年让他们补上。在他的苦苦地请求和据理力争下，终于为老百姓保住了这几十亩秧苗，秋天获得了丰收。社员们非常感激。 五、克已奉公不循私情 在处理个人与集体、国家、他人的关系上，父亲总是把国家集体他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每遇评职评模调资都是发扬风格，谦让他人。始终是低调做人，廉洁为官，从不占国家集体他人的便宜。父亲为党工作38年，其中在县城工作8年，没为自家置一间房一寸地，没办一件私事。1963年闹大水，文安洼一片汪洋，村庄被大水围困，当时父亲在大柳河工作，抗洪救灾，每日忙得不可开交，顾不得家。几个月后大水退了，社员们的生活稳定了，他才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劝说下回家。这时自家的房屋已进半尺多深的水，家属躲在别人家住。 父亲长期在外工作，一心扑在事业上，顾不得家，照顾老人子女，一切家务由母亲一人承担。由于1963年屋里进水，又没有经济条件修缮，屋内阴暗潮湿，房顶漏雨，几乎坍塌。1969年季，农业获得了丰收，粮食有了剩余，生产队照顾给了一块地的高粱桔作为苫草。母亲决心要翻盖房屋。当时组织上正安排父亲根治海河带工，母亲多次要求父亲请假，但父亲毅然拒绝了母亲的请求。待父亲治河带工回家时，翻盖房屋已在亲友们的帮助下竣工。母亲身材高大性格直爽。其力量不亚于强壮的男子。但在困难时期，吃穿济让老小，自己饿着肚子还要下地劳作，积劳成疾,患上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于1997年10月不幸病世，年仅65岁。 1980年，父亲在左各庄公社任管委会主任期间，主管全社的经济工作，工作十分紧张。当时得知三姑父去世的消息，都没顾得回来告别自己的亲人。三姑父李桂明，静海县北万营村人，抗战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村支书，与父亲关系十分亲密。这样一位同自己同生共死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自己的亲人，在临终时未能见上一面，这成为父亲终生的遗憾。但为了党的事业，他忍着悲痛，只能是默默地流泪。 1977年，在北陶管营防汛排涝，任务十分紧迫，父亲因常在第一线同社员们一起劳动，腰腿受风湿，疼得厉害，不能正常走路，领导和同志们劝他到医院看看，他说：“我不要紧，防汛排涝更重要。”等洪水下去，才住进医院。 父亲在工作中特别重视对年轻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注重德育，培养才能,放手让他们在第一线实践中得到锻炼。四清工作时，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文革结束后，父亲担任乡镇主要领导，当时上级实行建立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他作为领导班子的老同志，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培养青年干部的重任。其中李明才、张福友、郭广政、程洪海、包文桥、张国臣、陈锡义、刘明昆、梁宝苓、刘树奇、景奎增等年轻干部的成长，都受到父亲的言传身教。父亲无论是在选拔培养干部上，还是在做其它事情上，都是坚持党性原则，遵纪守法，从不请客送礼，更不吃请受贿，坚决反对权钱交易，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党的形象和尊严。 六、积极乐观勇抗病魔 父亲因在企业退休，待遇比事业单位退休的同志低，而且档次越拉越大，对此我们做儿女的总是抱怨，可父亲总是同过早去世的同志相比，以此自慰而感到满足。 退休后，组织关系转入西新桥村，父亲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关心国家和村里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2008年5月父亲在住院期间得知汶川大地震后，积极主动缴纳特殊党费100元。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写出西新桥何氏家族5辈世普“国瑞春长久”，与其族叔玉坡研究的“崇德世佩修”（“修”后改成“增”）合成西新桥何氏10世谱。积极支持筹建何氏家祠的工作，2009年春，得知本家族已购买老学校房屋做何氏家祠的消息，他欣喜若狂，说：“这一举措使我们几代人的心愿变成了现实。”个人带头捐款500元，并鼓励子女捐款和无偿参加筹建工作。他坚持体育锻炼，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种庄稼、瓜果蔬菜、花草树木，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一直保持乐观向上的情绪。2008年3月父亲感到耳鼻不适，身体消瘦，经天津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被确诊为鼻咽癌，在此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放疗给父亲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和痛苦，恶心、呕吐，有时神志不清。父亲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放疗带来的负作用，对战胜癌魔充满了信心，他说“我一定能治好这个病，好好地活下去。”出院后，父亲坚持服用中药“消瘤汤”并每天坚持体育锻炼，参加劳动，读书写字看新闻及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他常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了追求和奋斗目标，活着就失去了意义。 七、卒于重症党表深情 因为放疗，父亲的身体正常细胞组织及整体机能受到严重的破坏，免疫能力大大下降。2009年冬又患有尿潴留、胃病、贫血、电解质紊乱等多种疾病。经静海县医院、文安县医院多次住院治疗抢救无效于2010年5月4日23时不幸去世，享年79岁。儿女们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西新桥何氏家族长门全体孝子为其陪灵送葬，前来吊唁的达千余人，其中有亲属、父老乡亲及生前好友。村党支部、滩里镇党委、政府、文安县供销合作社等单位都派人前来吊唁并送了花圈。5月6日下午6时镇党委、村支部为其举行了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镇党委田卫军、李串生等同志，村党支部全体党员、家属、亲属、父老乡亲一百多人。5月7日下午出堂发引先茔。 父亲一生为党工作四十余年（包括在本村任民兵连指导员），在党的培养下，认真学习、勇于实践、大公无私、平易近人、光明磊落、鞠躬尽瘁，不愧是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出色的党的基层工作者，经济管理专家。他在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处理突发事故、促和谐、保稳定、求发展等诸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实践。他在为人处事，接人待物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我们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他是建国初期，毛泽东时代党的基层干部的一个典型缩影。 我远在宁波的族弟何勇在网上看了这篇传记特写诗《怀念族伯廷吉》： 族伯一生清贫，两袖清风为民， 勤恳兢业甘苦，克己奉公反腐。 理论结合实践，科学种田丰产。 提干五字要领，刊登推广经验。 水患组织自救，乡民生活饱满。 六期治理海河，舍家忘我拼搏。 百姓忠实公仆，乐观面对病魔。 光明磊落尽瘁，念我廷吉族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