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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安县古城墙，民国本《文安县志》有一段精彩论述：“噫！败址颓垣，固非若漆城难上，然以御盗贼则城也，以捍大水则堤也，当勍寇、惊涛之洊至，则城而堤、堤而城也。城之所关重矣哉！”这意思是说，这座简陋破败的小城，固然不是秦二世的荡荡漆城，寇来不能上，但是，盗寇来了就是城，抵挡大水就是堤，当盗寇和大水一次又一次到来，这或者做为城，或者做为堤，这座小城是至关重要的。 解放以后，在冀中平原，类似于文安古城这样完整的城墙是绝无仅有的。虽然如今它显得有些破败，但它所经历的历史沧桑，仍令我们惊叹不已。我们生活在它的旁边，到底对它了解多少呢？恐怕大部分人不仅不能说不出它的历史，就是连它的现状也视而不见，了解甚少，本文通过查阅大量历史资料，进行实地考察，试图对文安古城做一个历史的和现实的解读。 史书关于文安古城由来的记载 康熙四十二年《文安县志》记载，“邑城汉令赵夔创建。周围一千二百七十五丈五尺，计七里一分，高二丈五尺，城门五座，角楼四座，敌台警舖八座。池深丈余，阔三丈，外护以堤，其门北曰拱辰，南曰来熏，又小南门曰作新，东曰迎恩，西曰永定。”这段话粗略记载了文安城的轮廓，但是，最根本的一点却是错误的，这就是：文安县城并非汉文安县令赵夔所建。因此，民国编纂的《文安县志》明确指出：“创建何时，无可祥考。” 该《志》说：按《一统志》，唐废丰利县，移文安县于其城。《唐书》云：贞观元年废丰利县，移文安于其县。《后汉书》注：文安故城在县东北（今柳河，故城正当现城东北隅）。据此，现邑城乃丰利旧城，唐贞观初省入文安县。赵夔于汉武帝时为文安令，所建城池乃文安旧城（在柳河左近有赵公祠，以祀赵夔），非现城也。 有文字记载的明朝以后文安城修建、护城河开掘大体有七次。 第一次记载，明正德九年（1514），知县王鼎重修，翰林院侍讲李时撰记。王鼎是正德八年来文安上任的。上任伊始，看到城墙颓废，就发表了一番议论：“民保于城，城关于令，城之废，民弗能生矣！伊谁之责欤？”意思就是，老百姓靠城墙来保护，城墙的好坏又和县令有直接关系，城墙废了，老百姓不能生存了，这是谁的责任呢？这位县令实地测量，提出了挖护城河取土筑城的方法，于正德九年三月开工，正德十年秋天完工。 第二次记载，是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距上一次记载98年，县令郑之侨修。具体修葺过程、规模没有详细记载，只记载在拓宽、深挖护城河时，挖出一块类似于太湖石的石头，“有玲珑嵌空，接山形，高数尺者”。此后，文安30年科举考试没有中举的，有人说就是挖走这块石头伤了地脉。但是，人们对这位郑县令的功绩还是肯定的，据说他离任时还为他竖了“去思碑”。 第三次记载，是明崇祯八年（1635），知县张上春大修，距上次大修仅29年。这次大修是崇祯皇帝下的严旨，大修的理由是“土垣”、“破门”、“无法守御”、“保民”，修的规格是增高5尺，计3丈，添砖堞，瓮城。但是，民国本《文安县志》记载，这位县令搞工程是外行，“其倍厚也，不取土于隍，而取土于闉；其增高也，不崇墉于上，而削址于下。”“是非修城，直毁之而已。”意思是说，在加厚时不在护城河取土，而是在城门外的曲城取土；增加城墙的高度，不是在城墙顶部培土，而是挖城墙地基。 第四次记载是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知县张朝琮重修，距上次54年。据称，大修后的东门、南门城楼极其高耸，小南门（作新门）从前久闭，从这时才开启。 第五次记载，是同治三年春（1862），知县曹大俊重修，第二年七月竣工。这次重修是上一次有记载的重修后的173年后。在城上东南角修建了魁星阁，西北角修建了玉皇阁。 第六次记载，同治六年（1865），“枭匪”萧四率百余人在县附近活动，并在六月和八月两次犯境，乡团和官兵多有战死，知县沈赓飏开挖疏浚护城河，以备盗匪。 第七次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这一年，八国联军进犯，义和团攻城，城墙毁坏，加之光绪七年（1881）以后，连年水患，城久失修，魁星阁、玉皇阁相继倾颓，知县王舒萼浚池深广八尺，四面一律挑挖。但是，民国本《文安县志》没有记载城墙是否修复。 对文安古城墙的疑问和推断 第一个疑问，文安古城是什么时间创建的。清康熙四十二年本《文安县志》说是汉县令赵夔所建，这显然是一个错误。《旧唐书》云：“文安，汉城，属渤海郡，故城在今县城东北。”如今在大柳河东，有文安故城遗址。关于赵夔，有很多传说，据说在他任县令的最后几年，天连续大旱，当地百姓祭祀求雨，始终无果。县令赵夔心急如焚，他面对苍天，大声呼唤：苍天，如果我赵夔有罪孽，那就惩罚我一个人吧。于是，用木柴架起高台，自焚以谢苍天。当烈火熊熊燃起的时候，天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片刻，下起倾盆大雨。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位舍己为百姓的县令，在县城西面建起一座赵公祠。这个传说不一定真实，但柳河东面的赵公祠一直保留到清末民初。这就是说，赵夔根本没有到如今的文安县城这里来，所以也不可能在这里建造城墙。 《一统志》记载，唐废丰利县，移文安县于其城。《唐书》云：贞观元年（627）废丰利县，移文安于其县。也就是说，文安县城用的是原丰利县县城，当文安县署机关从柳河东故城搬过来，这里已经有一座现成的城池了。推算文安县城的初建时间，应该按丰利县建县算起。据1994年本《文安县志》记载，隋大业九年（613）隋炀帝征高丽途经河口，诏令割文安、平舒（今大城）二县地置丰利县，县治设在今文安县城。也就是说，从这时起，才有可能建造文安县的城池，至于具体年限，已无从可考。 第二个疑问，文安古城什么时候建的砖城。从隋唐到明朝中期，文安城墙都是土城墙。一直到明正德九年（1514），知县王鼎修城墙，李时作记，从字里行间还可以看出所修的是土城墙。李时写道：“吾民倘擑土成城，因以浚池，岂曰省费而功易集矣！遂絜高卑，度厚薄，具桢干，畚锸云集，并力协作。”这里说的“擑土成城”，就是用土打成城墙，而“具桢干”，就是准备好打城墙用的夹板和插杆。 崇祯五年，满洲骑兵首次围困文安城，文安兵败城破。到了崇祯八年（1635），因为“土垣”、“破门”、“无法守御” 无以“保民”，首列文安，崇祯皇帝严旨大修，并严督修守。按照逻辑推理，既然因为上述原因而修城，就要修成“砖城”，修成“好门”，修成“可以守御”的城池。但是，文字只记载添“砖堞”、修“瓮城”，至于整个城墙是否修成砖的，却没有说。而且后人对他修城也颇有微词，说他“是非修城，直毁之而已”。然而，我们具体事情应该具体分析，为什么崇祯皇帝严旨修城？是因为当时形势严峻，军情紧急，满洲兵虎视眈眈，窥视关里，经常有铁骑长驱直入，突袭大明的城镇。这时的文安知县张上春首先要解决的是“可以守御”的问题。所以他挖了墙角去增高，毁了曲城来取土。即使是这样，也没有能够幸免，第二年，修城工程尚未完工，满洲兵来了。铁骑所到，势如破竹，很快，文安兵败城破，张上春自缢而死。 张上春已死，清兵即退。朝廷又派王鈅任文安知县。根据县志记载，这个人“慷慨敏练，谨慎果毅”，但他的命运也不佳，上任两年，满洲兵又至。他组织全城人等，誓死守城，与敌军相持了七个昼夜，终因火药殆尽，救援又绝，王鈅战死。 从张上春奉旨修城，到王鈅战死，历时四年多，城到底修成什么样了？没有文字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推理，即使张上春一任在修城上成效不大，精明果敢的王鈅明知自己肩负着抵抗清兵，保卫文安城的重任，他能不首先修好城墙吗？再说，明朝城砖是军备物资，烧制城砖一般都是官窑，既然皇帝下了圣旨，官窑可能就有为文安烧制城砖的计划，修城用砖应该不是问题，两年的时间，也足可以修好城墙了。据记载，王鈅守城是相当成功的，直守了七天七夜，只因最后火药殆尽，外无救兵，城才被攻破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此时的城墙已不是土垣、破门、无法守御，而是已经修好了的相当坚固的砖城，城破的原因是火药殆尽，外无救兵。民国本《文安县志》还记载，崇祯十三年，满洲兵再度围住文安城，“主簿安衡、训导郭养性昼夜防御，力竭死难。”安衡“殉城死难”，郭养性“分讯（分兵驻守）东城，昼夜防御，力竭，死于关帝庙前”。从上一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理解为，安衡大概是在守城的战斗中牺牲的，郭养性则是劳累过度，或许心脏病突发而死。满洲兵此次并未破城，而未破城的原因之一，有可能是城墙修的牢固了。由此我们推断，文安的砖城就是从崇祯八年（1635）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期间修建的。 文安古城修建的连续性佐证 现有的文安古城不是一次性修成的，在史书记载中得到了证实，同时古城旧址实物也可以得到有力佐证。 一、
先有的土城，后有的砖城，砖墙是后来包在土城外面的。 在如今城南城墙断面，挨着砖体的一面，可以明显的看出一道缝隙。城墙填土部分是用白灰与土混合成的三合土，砖体和三合土之间另填有活土，下面约有15厘米，顶端约有50厘米。三合土对着砖体的一面，是一个光面，有明显的夹板夯实的痕迹。由此可以看出，在砌砖之前，土城墙已经存在，而且是质量相当不错的一座土城。 二、砖城经过了多次维修。1994年本《文安县志》记载，文安城墙所用的城砖规格是32×16×8厘米，其实不尽然，这只是其中一部分砖体的规格，东城门所用的规格是33.5×16×7.5厘米，而南城段某些地方的规格是34×17×8.5厘米，还有一些规格略有不同，这些情况说明，所用城砖并非一个批次，也许是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产物。史书记载，文安城曾经多次毁坏，多次修葺。毁坏的原因有兵祸，有水灾。假定，文安砖城是从明崇祯八年（1635）开始修建，到清末（1911），共计276年。期间经历的兵祸有满洲兵攻城四次，义和团攻城一次，八国联军炮轰城墙一次。水灾114次，其中大水围城有数十次。这些灾祸都给城墙造成了严重的毁坏，甚至局部倒塌。这也是文安城多次重修的原因。从南城段的某些断面看，有部分砖墙体被埋在城墙填土中，这显然是城墙倒塌后，砖与土就被混合填在城墙内，外面的砖体墙是重砌的，而重砌用砖是新烧制的，所以与原规格不一致。 三、城砖的产地与生产年代。修城用砖是大量的。粗略计算，按崇祯八年（1635）修城高为三丈，初次修砖城大约需要城砖700-800万块，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当时民间烧砖用的是小砖窑，烧制这样大的城砖，每窑过不去1000块。但是，迄今为止，文安没有发现烧制城砖的砖窑遗址。若使用官窑的城砖，极有可能是通过漕运运过来的。但是，明朝城砖烧制制度很严，规格也很严，资料记载和实物考察，北京城的明城砖尺寸多为40×20×10厘米，也发现一些40×12×11厘米和34×17×5厘米的特殊尺寸，就是没有与文安城砖尺寸类似的规格。目前，手下资料缺乏，没办法考证这些砖确切的生产年代和生产地点，因此，上文所说的文安砖城修筑起始年代也只能是一个推断和估计。 | 
发表于 2011-4-23 13:4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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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23 14:0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