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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飞虎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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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4-7-29 07:52
  • 签到天数: 134 天

    [LV.7]常住居民III

    发表于 2013-2-18 17:39: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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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飞虎队”员
      直到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吴其轺的家人才知道了那段尘封的历史。作为中美航空混合联队(即“飞虎队”)第五大队的一名飞行员,吴其轺的一生,经历了辉煌的战斗岁月与坎坷的牢狱之灾后,终于在晚年收获了些许宽慰。2010年10月13日,享年93岁的吴其轺在杭州辞世,健在的“飞虎队”员已经所剩无几了。
      吴老与老吴
      2005年9月1日,时隔60年,吴其轺又踏上了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从湖南芷江火车站走出来的时候,小儿子吴缘被眼前的阵势给镇住了。“前面警车开道,后面两辆奥迪,市政协主席把父亲让到他那辆车里,我和母亲坐后面一辆,一路上呼啸着住进了当地最好的宾馆。”现在跟本刊记者说起来,吴缘还有些恍若梦境的感觉。
      如果不是那封突然寄到家里来的邀请函,吴缘对父亲的了解很可能还仅限于“一个开过飞机打过仗的国民党”。在过去的50多年里,父亲对自己的经历从来闭口不谈,如果被儿子问多了,也顶多是淡淡的一句“在湖南的芷江打过一场大仗”。甚至连相濡以沫的妻子,所知道的也就是这些。
      紧接着,不断有各路记者接踵而来,在外做生意的吴缘干脆退出了公司,每日陪着父亲接受采访,曾经的战火硝烟开始一点点被打开。也就是在到达芷江的那天,警车护送到宾馆之后,已经88岁高龄的吴其轺长舒了一口气,尘封60年,他终于打开话匣子,跟吴缘讲起了那场“大仗”——芷江保卫战。
      湘西小城芷江,抗战时期却拥有盟军在远东地区的第二大机场,能停泊300多架飞机,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就驻扎于此。盟军轰炸日本本土的远程轰炸机,很多也是从这里起飞。1945年4月,日军发动了对湖南也是对中国战场的最后一次进攻作战——以夺取芷江机场为目的的湘西会战(又称芷江保卫战),中日双方共出动兵力28万,战线长达400多公里,最终以日军惨败结束,从而成为中国抗战从相持阶段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转折点。
      当时的吴其轺,已经是“飞虎队”第五大队的一名老飞行员了。“飞虎队”下辖第一、第三、第五共三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四个中队。吴其轺所在的第五大队是驾驶驱逐机的一线战斗部队,承担了大部分的作战任务。“多的时候每天要出四五次任务,小黑板上看到自己的名字就赶紧走。”
      这一年的4月12日,在对武昌火车站日军地面部队进行打击的行动中,吴其轺驾驶的战机引擎被击中,迫降在离芷江120多公里的辰溪县境内一条小溪的沙滩上。村民们用轿子把他抬回家,把过年剩的一点腊肉拿出来炒给他吃。4月17日,吴其轺赶回芷江机场。吴缘给本刊记者出示的一份美国空军档案复印件中,还详细记录了他的这次空战与失踪经历。
      据不完全统计,在芷江保卫战期间,仅第五大队就出动飞机3101架次,平均每天60架次。这已是吴其轺自1941年参加空军以来第三次遭日机重创了,大难不死。但更多的战友却没有这么幸运,因为当时不断有战友牺牲,吴其轺负责安葬,还在部队里得了个“红白喜事”的绰号。
      那天的国际和平节开幕式上,主持人用“吴英雄”对他做了隆重介绍。面对鲜花、掌声,老人反而有些不自在起来。回到房间,他“原形毕露”,把照顾他的工作人员打发走,略有不安地告诉吴缘:“我哪是什么英雄,那些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最多的一天,吴其轺接受了126位记者的采访,累到最后连自己的年龄都会搞混。安静下来的时候,老人就会独自陷入沉思,说起跟随自己多年的勤务兵就止不住抹泪。
      也是在这一年,吴其轺获得“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奖章”,平日里的“老吴”开始被人唤作“吴老”。不过,老爷子并不喜欢这个称呼。最后在医院的日子,住在干部病房里,医生护士喊“吴老”,他装作没听见,改叫“老吴”,90多岁的老头就乐呵呵地答应着。
      尘封的历史
      吴缘这几年一直陪在父亲身边,除了照顾他的起居,就是整理父亲的历史。他拖来一个大行李箱,满满一箱的资料见证了这个家族的跌宕起伏。
      出生在福建闽清的吴其轺,在兄妹10人中排行老小。父亲吴銮仕是当地的开明绅士。1937年,吴其轺考取青岛师范大学,在去报到的路上看到了黄埔军校的招生告示。他给父亲写信请求“弃笔从戎”,还没等到回信就已经入了伍,成为中央航空军官学校第11期驱逐科的学员。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吴其轺与同学开始了一年的徒步大转移,从南京出发,经芜湖、九江、常德、衡阳,最后到达云南驿(位于楚雄一带)时,300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1200人。
      在楚雄、蒙自一带接受完初中级飞行训练后,吴其轺进入巫家坝机场高级飞行班。1941年初,81名顺利毕业的学员坐上大卡车,去到重庆的蒋介石官邸参加毕业典礼。蒋介石为每一个学员亲授“中正剑”,提醒他们“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吴其轺曾多次跟吴缘讲起那天的场景,直到晚年,他还能一字不落地唱出黄埔军校校歌和空军军歌。
      毕业后分配到成都凤凰山机场的吴其轺,被编入“轰炸驱逐总队”。那是中国空军最艰难的一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志愿航空队回国,刚刚起步的国民党空军独撑战局。6月22日,日军57架飞机轰炸凤凰山,由于当时中方飞机基本没有空中作战能力,敌机来轰炸时只好转移规避。吴其轺奉命驾驶毫无战斗力的教练机向广元方向疏散,刚起飞不久,就在岷江快活岭一带与4架日本神风战机相遇,离江面40米高度时被日机击中落水。
      吴其轺的屁股中了4弹,金属座椅救了他一命,但却留下了终生腿疾,到了晚年,由于受伤的那条腿血液流通不畅,萎缩的肌肉更容易溃烂。受伤的他在水中昏迷过去,老乡划船来营救。让吴其轺念念不忘的是,因为当时发动机已起大火,飞机烧得通红,附近的江水很烫,好几位救他的百姓都被烫伤了。去年,吴缘带着92岁高龄的父亲,拖着病榻之躯回到了广元当年坠机的地方。那次转移中,与他一块起飞的6个战友,就有4个长眠于此。
      在都江堰的二王庙养伤一年多,吴其轺才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凤凰山基地,但飞行的梦想却要离他远去了,给时任轰炸驱逐总队长的徐康良当起了英文翻译。耐不住性子的吴其轺整天软磨硬泡,徐只好答应让他试飞。“上了飞机哪还舍得下来,那时候打仗人手不够,只要能飞就行。”倔强的吴其轺拖着一条伤腿驾驶战机重返蓝天了。
      吴其轺所在的第五大队曾在1941年遭遇惨败,大队长、副大队长以下8名飞行员殉国,蒋介石撤销了第五大队的番号,改称“无名大队”,队员一律配戴“耻”字臂章上岗。两年后,随着美国援华先进战机陆续到来,为雪前耻,第五大队成为作战最为骁勇的部队。吴其轺多次飞越有“死亡之谷”称号的“驼峰航线”,主要任务就是去卡拉奇接应美国援华战机。“坐飞机过去,再自己开飞机回来,即便性能优良的美式P40战机,飞行高度也只有六七千米,只能在高山之间穿梭,一不小心就有去无回。”吴缘对家里一直使用的那些航空毛毯念念不忘,因为每次去接飞机,都会带回一个飞行包,一条毛毯就意味着父亲又成功飞越了一次“驼峰航线”。母亲裘秋瑾则在一旁插话道:“他带回来的空军羊毛靴,我一直穿了几十年。”
      即便是报道铺天盖地,吴其轺也不会在家里夸夸其谈,他已经习惯了沉默,配合采访在他看来也是“国家需要”。家人只能通过一件件当年的空军用品来小心翼翼地试探,绣着“飞虎队”标志的领带与雪白的空军礼服,只有在最隆重的日子才会穿;直到晚年还在使用的一把皮椅子,是当年陈纳德将军视察第五大队时,看到吴其轺腿不好,下令从缴获的日本运输机上拆卸下来送给他的。不过,现在,他把这些物件都捐给了各个纪念馆,只留了一条自己最心爱的空军裤,死后做了寿衣,还是那句话——“国家需要。”
      1945年8月21日,吴其轺终于迎来了重新穿上空军礼服的日子。这一天,侵华日军派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到芷江洽降,吴其轺受命与战友前往岳阳上空押解降使飞机,他引领日机在芷江上空绕场3周,向中国军民赔礼、道歉、乞降。下午,中日两国在芷江举行洽降会谈,今井武夫交出了日军在华兵力部署图。中国战区受降全权代表何应钦在芷江部署全国16个战区、100处缴械点受降事宜,20天签发了24份备忘录。随后,吴其轺又奉命驾机护送何应钦“胜利还都”。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吴其轺坐在会场的第一排,亲眼见证了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的一幕。“那一刻并没有多少激动,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些死去的战友。”晚年的吴其轺说起这些,还是会禁不住又唱起那首熟悉的黄埔军校校歌。
      飞行员、三轮车夫与标本员
      抗战胜利了,吴其轺却萌生了退伍的想法。“他不愿意打内战,就借口身体不好不飞。”吴缘告诉本刊记者,早在抗战结束时,父亲的军衔就是上尉,因为解放战争时消极应对,军衔一直没变,直到后来退守台湾才升至中校。1948年美国空军招考留学人员,急于离开的吴其轺从3000多名报考的空军人员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后被录取的三人之一,到美国西点军校空军分校学习指挥。
      1949年2月回国后,吴其轺被派往台湾桃园机场,后来与南京空军换防,直至解放前夕才作为最后一批撤离大陆的部队退至台湾。就在他苦闷迷茫的时候,1949年11月,却意外收到了父亲从香港转来的一封信:“当年我支持你们兄弟参加抗日战争;今天,我希望你回到大陆,跟着初升的朝阳!跟着共产党!建设我们的新中国!”看到这样的字句,吴其轺吓出一身冷汗,当时蒋介石为防止台湾的空军起义,每次起飞只允许加很少的油,续航时间不过30分钟,根本飞不到大陆。
      机会很快到来了,趁着他在西点军校的同学约翰来台湾,他借口说想去香港转转。约翰很爽快地答应下来,虽然当时台湾的所有机场戒备森严,但国民党军队不管美国飞行员的起降检查。就这样,吴其轺搭约翰的飞机偷偷到了香港启德机场,趁着中午换岗的时候从修理厂的后门溜了出去。“他赶紧脱掉军装,买了身西装穿上,因为第二天台湾方面的命令就下达了,见到吴其轺格杀勿论!”吴缘说,在父亲晚年的回忆中,这一幕的惊心动魄丝毫不亚于当年激烈的空战。
      通过香港的地下党联络,吴其轺自己买船票回到天津,但是接头的人并没有来。他只好一个人到北京游荡,幸运再次降临,一天在公交车站巧遇当年一起养伤时的战友,终于找到了组织。吴其轺被安排在南苑机场当教管,不曾想在那待了3个月,他却连看看飞机的资格都没有。1950年2月,吴其轺申请退伍,到杭州投奔大哥,在之江大学图书馆谋了个职。
      日子刚刚平静下来,风暴又来了。1954年在干部审查的时候,因为有美国和台湾的经历,吴其轺没有通过,被送到余杭农场,名为“学习自救”,实际上就是劳动改造。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他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一直写到2005年写不动为止,前前后后有60多本。
      妻子裘秋瑾经过亲戚介绍认识吴其轺的时候,她对其“飞虎队”的经历一无所知。“那时候只知道他以前是国民党员,自己不讲我也不好问,后来才知道,他一直不说,是为了不连累我们母子。”已经82岁的老太太向本刊记者说起这些,满是辛酸。1954年11月,亲戚把她送到农场,与吴其轺正式成婚,没有嫁妆,没有仪式,也没有喜筵,只悄悄领了一个结婚证就回来了。
      之江大学分给吴其轺的小洋房被没收了,裘秋瑾只好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借宿在亲戚家,靠帮亲戚看店为生,“买5分钱的菜,3口人要吃两天”。当初说是3个月的改造,没想到一去就是20年。这期间,吴其轺一个月才能回家一天,他爱写信,几乎每周都会往家里写一封信。现在再翻看那些已经发黄的老信纸,并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与蹉跎哀叹,家长里短都是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殷殷嘱托。
      吴缘从小学到中学,档案上家庭出身一栏一直都是“历史反革命”。为数不多的温馨记忆,只有父亲回来的时候,带他去杭州的外文书店看英文书,下午在公园散步,只是,当年那场“大仗”却再也不会提及了,常讲的故事变成了法国小说《基度山恩仇记》。直到后来翻阅父亲日记的时候,吴缘才知道,那段日子父亲在农场里是何等苦闷。“每日光脚踩纸浆,冬天亦不例外,双脚已经肿胀,只盼明天能够出太阳,来救救我的脚。……昨晚入厕,惊见房梁上七人一起自缢!活着最好。”吴缘说起这些,高亢的嗓门才会低沉下来,他说自己接下来几年要做的就是好好读懂父亲。
      吴其轺坚持到了最后,1974年从劳改农场回家,他已是56岁,但一无所有,只好在妻子工作的一个针织手套厂做起了三轮车夫。“一车装600斤,一天挣1块两毛钱。我带着两个儿子租住在12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房租每月3块3毛。”裘秋瑾心疼丈夫,不忍心看他冬天拖着一条伤腿去蹬三轮,想让他歇歇,可一次也没奏效。因为蹬三轮车体力消耗大,杭州闻名的小笼包,3个才1两,吴其轺父子仨起码要吃两斤,60个。他们怕一次吃60个包子吓着旁边的食客,就连着去3个饭馆吃饭,这样一来,还能白喝9碗汤。
      1980年平反后,靠着当初农场开矿时对化石的喜好,加上有英语底子,吴其轺被分配到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地矿系的标本实验室做起了标本员。现在吴家还保留着两盒化石标本,那是吴其轺离休的时候学校送给他的纪念品,一块块核桃大的小石头上,各种动物的纹路清晰可见,旁边都是吴其轺用中英文标注的名称、时间与产地。这大概是吴其轺留给后代的唯一像样的遗物了。
      最后的心愿
      那些来采访吴其轺的记者,最常问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什么最幸福?”答案总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词儿:“活着。”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生死,吴其轺的晚年,死亡并不是一个忌讳的话题。他常向吴缘念叨,希望死后能把自己的骨灰撒在芷江机场的跑道边。
      吴其轺的父亲吴銮仕,早年曾受闽清侨领黄乃裳之邀,前往马来西亚开创“新福州”垦殖场,即现在的诗巫市,并被推选为当地华侨的领导人。1940年吴銮仕回国传教,却在1951年以“恶霸”之名被枪毙。
      吴家兄妹除三子夭折外,其余九人都接受了高等教育,但后来的命运却不免令人嘘唏。长子吴其玉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任北大教授,做过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后被打为“右派”;次子吴其瑞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硕士,解放后任南平市副市长,1957年被打为“右派”,“文革”中自杀;四子吴其璋是黄埔军校第12期学员,1943年牺牲在密支那的战场上;五子吴其瑗,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后做中学老师,“文革”中被打断了腿;长女吴贞宜毕业于福建华南大学,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文革”中不忍迫害自杀;次女吴静宜也是福建华南大学毕业,后做中学老师,因为丈夫是台湾海军军官,“文革”中也多受牵连;三女吴端宜,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做过福州卫校校长,被划为“右派”;小女吴肃宜也是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做过福州卫校教务长,也被划为“右派”,后移居美国客死他乡。
      当年81个一起参加蒋介石授剑的毕业典礼的同学,到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只剩下了32个。到了晚年,每每见到曾经的战友,老人总会抱头痛哭一番。一般来讲,飞行员如果有过一次迫降的经历后就会留下心理阴影,后来,一位民航的飞行员还专门慕名找到吴家向老爷子请教:“怎么能够3次被击落还照样飞?”吴其轺的回答倒也干脆:“没人干,只能上。”
      在吴家的客厅里,摆放在冰箱上的两个玻璃罐格外显眼,那里面装的是来自辰溪与广元的土壤。这是吴其轺晚年最大的心愿之一,他一直想回到当年坠机的地方看看恩人。2005年,在到芷江之前,吴其轺跟随凤凰卫视的摄制组找到了辰溪县那片迫降的小河滩。当年的救命恩人都已过世,老人抱着恩人的孙子老泪纵横。临行前,他特意让儿子在河滩上放了一挂鞭炮,那是他重生的地方。
  • TA的每日心情
    开心
    2014-6-8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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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7]常住居民III

    发表于 2013-2-18 19:00:01 | 显示全部楼层
    老战将,敬礼
  • TA的每日心情
    奋斗
    2014-11-30 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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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7]常住居民III

    发表于 2013-2-18 20:53:33 | 显示全部楼层
    不回大陆,就没有这些坎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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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2013-6-6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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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9]以坛为家II

    发表于 2013-2-19 07:50:26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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