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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残害已成大陆中国人生存方式
在当局大力宣传建设“美丽中国”之际，近一万头死猪从浙江的河渠水道顺流而下，进入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市的水源，给正在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造成难堪，成为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围观议论的热门话题。 在一般的国家，如此之多的死猪，如此大举进入如此之大的城市如此重要的水源，这种事情会被立即宣布为公共卫生灾难。但中国不是一般的国家。在中国官方媒体所谓的“复杂的中国”，极其简单的事情也可以是极其复杂，真假莫辨，好坏难说。但官方擅长把坏消息说成是好消息，面对如此之多的死猪，官方依然在努力进行正面宣传。死猪来源地浙江就大片死猪的死因发出“令人欣慰”的说明，说这些死猪都是在近期并未出现严寒天气的浙江冻死的，并不是病死的。 上海当局则反复宣传浸泡过死猪的水源水质依然十分安全，没有受到不良的影响。在中国的江河湖泊地下水普遍受到严重污染之际，听上海当局的这种口气，好像是经过死猪浸泡的上海水简直可以装瓶装罐行销全国，甚至出口。与此同时，中国网民则戏称上海市福利好，给市民提供免费“肉汤。” 浙江农民把大批死猪扔进江河，引起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反应和评论。 有人慨叹人心不古。但也有人认为浙江依然是民风淳厚，农民本来完全可以把死猪肉加工出售，大赚或小赚一笔，但他们选择不去赚那份昧良心的黑钱。有人认为大批死猪大批入水，反映出政府的无能和渎职。但也有人为死猪大批入水而赞扬政府，说是农民选择把死猪扔进江河里，反映出政府的公众卫生政策非常得力，使不法商贩不再敢像以前那样收购死猪加工卖钱。 猪，尤其是死猪，常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喜剧角色。中国素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说法。如今，死猪在当今中国又扮演起这样的戏剧和喜剧的角色，以至于向来并非以幽默而著称的官方权威宣传机构新华社也忍不住来了一段与时俱进、紧跟好莱坞新潮流的幽默：“新华社电：来历不明的被抛入江中的死猪，沿着黄浦江从浙江嘉兴一直漂到了上海，上演了一场‘奇幻漂流。’” 复杂的中国如此复杂，于是，世界媒体观察中国也变得滑稽起来。法国的《西法兰西》日报就死猪大批出现在上海供水水源的问题发表报道，题目是：“中国新闻：将近6000头死猪在上海被打捞起来”。报道说：“在两天的时间里，从上海黄浦江上打捞上来的死猪头数如今达到将近6000头。死猪的来源依然在争议中。上海政府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已经打捞到5916头小猪和大猪尸体。声明宣布从上个星期四到星期天，已经打捞到2813头死猪。当地媒体报道说，上海市政府认为是上海附近的浙江嘉兴农民把死因不明的死猪扔进了河里。嘉兴政府发言人王登峰说，‘不排除上海死猪来自于嘉兴，但是目前也不能百分百确认。’但截至目前，嘉兴官员拒绝承担责任。”……《西法兰西》上述报道每一句好像都是在认真报道新闻，但每一句又让读者不禁想到讽刺和揶揄。乍看平淡无奇，细读又好象是最高级的幽默（说笑话的人不笑，同时让听笑话的人忍不住笑），或最高级的文学（同样的话可以有多种不同的、但同样可以言之成理的解释）。 文学艺术创作常常是艰难的，又是出人意料的。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或“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说的就是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创作艰辛和欢乐。世界媒体的记者碰上中国的死猪，得来全不费工夫，显然是捞到了一个大便宜。 或许是因为身在上海，随时可以喝上免费“肉汤”的缘故，日本主要报纸《每日新闻》驻上海记者隅俊之发出的报道，读上去似乎明显不如《西法兰西》日报的报道那样令人感到轻松和滑稽。隅俊之报道的题目是，“中国：上海黄浦江发现5900多头死猪”。报道说：流经上海市中心的黄浦江在本月上旬陆续发现漂浮的死猪。中国媒体报道说，截至3月12日，累计发现5900多头死猪。上海市当局在持续进行打捞作业。与此同时，由于黄浦江是上海的水源，市民对水质污染问题表示出担忧。上海市当局11日表示，一部分死猪有传染病感染。但当局强调平安无事，“死猪还没有对人造成感染，现阶段对水质也没有影响。”死猪的耳朵上的印记显示，死猪来自与上海毗邻的浙江。据信是那里的农家因为难于处理死猪，便把死猪投入河中。 现在不清楚《每日新闻》驻上海记者隅俊之写出“（上海）当局强调平安无事，‘死猪还没有对人造成感染，现阶段对水质也没有影响’”到底是一本正经的新闻报道，还是用于娱乐日本读者的日本式低调幽默。 为什么浙江会突然出现上万头猪选择在天气不冷的时候集体冻死？这依然是一个中国之谜，世界之谜，显示了当今中国确实是复杂的中国。 与此同时，中国的大批死猪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娱乐新闻。在这种大背景之下，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也不能免俗。3月13日，该报发表驻中国记者威廉•万的报道，题目是“死猪持续惊现上海的河流中”。这篇报道可谓千回百转，曲尽其妙，令读者想到这样的事情想不把它写成娱乐新闻也难： “上个周末，成百上千的死猪惊现上海市水源上游河流中的消息传出，只是引起轻微的震动，显示出食品和饮用水安全问题在中国已经变得多么稀松平常。但是，星期二晚间，人们的担忧变成了惊慌。上海当局透露，从水道里打捞上来的死猪头数在三天的时间里上升到了令人惊讶的5916头。” “上海官员要人们镇定，并声言两千三百万上海人的饮用水依然是安全的。官员们说，没有传染病发生。他们指责附近的嘉兴农民，说是农民把死猪扔进了黄浦江，而不是进行妥善的掩埋或焚化。养猪场附近的地方当局则说死猪大增是因为天气冷，或猪着凉了。” “但是，这样的解释只是招致了中国网民的怀疑、愤怒和黑色幽默。一些上海居民说，或许，那些猪是自杀而死的，因为它们不堪忍受中国的空气污染日渐严重，或抗议被强迫吃生长激素或抗生素。” 成千上万头死猪惊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水源，中国公众对享受着特供和奢侈的三公消费却渎职无能的大陆官员毫无办法，这种本应当是极其悲剧性的局面成为中国公众和世界媒体的笑柄，让全世界见识了中国的复杂。 然而，好像是这一切还不够滑稽。在死猪成为笑话四处漂流和流传之际，中国微博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再发出更笑话的笑话：“头条新闻：【民政部答‘死猪江葬因付不起火葬费’问题】今日上午民政部发布会，一名记者问：此次死猪事件，据说是因为付不起火葬费，是不是这样？民政部长回复：基本殡葬服务费用是合理的，是比较低的，收费标准是政府定价，政府监管，我们提倡的是文明节俭办丧事。”这则超级笑话立即引来中国网民的悲愤交加和哭笑不得的评论。许多评论者说，记者的问题是欠缺起码智力的猪问题，官员的回答是猪回答。 在“猪问题”和“猪回答”一时间成为跟死猪新闻争辉的新闻事件之后，那位记者发表声明，说是外界误解了他以及回答他的问题的民政部官员；实际情况是，他是蓄意将中国殡葬问题跟最近的死猪联系起来，目的是以这种幽默的方式吸引注意，而民政部的官员也完全理解他的幽默，因此顺水推舟，给予了旗鼓相当的精彩回答。 广州《新周刊》的官方微博对此评论道：“在这儿你根本分不清到底哪些才是真正的笑话……”《新周刊》足够幽默。但幽默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如下面的一位所显示的那样：“驴妈妈旅游网：北京人：‘我们北京人最幸福，打开窗子就有免费的烟。’上海人：‘那算什么，阿拉打开自来水就是排骨汤！’” 中国官方耗费巨资推销中国软实力，成就如何依然在未定之天。但中国网民所表现出来的幽默，看来足以改写世界黑色幽默史。 中国大陆官民和世界舆论都以黑色幽默来苦中作乐，但也有激愤人士在义正词严的担忧和谴责。比如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就悲愤地指出：近几天从嘉兴漂浮至黄浦江的数千头死猪，再次证明中国已经形成以邻为壑的生存方式！何清涟将“猪问题”和“猪回答”之类打包，直指中国大陆恶劣的民族性。 何清涟在博客中说：尽管许多证据已经表明这些猪是嘉兴新丰镇竹林村1至2月间死去的18000余头猪的一部分（《嘉兴日报》3月6日曾有报道），但该村党支部书记陈云华坚决否认。不管国人愿不愿意反省，这次恶劣的事件足以彰明恶劣的国民性特征之一，即“只要自己过得好，哪在意他人死活”。 其实，这种以邻为壑的恶性事件，在中国已经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以在任何领域都找出一大堆来。比如让中国人很愤怒的有毒食品生产，早就形成了一条“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生产链。何清涟16年前在《现代化的陷阱》中就指出其危害性以来越演越烈。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后，她又写过一篇“我害人人，人人害我?——中国的有毒食品是如何炼成的”，指出无论是食品原料提供者、食品加工者，包括中国有底层情结的人认为道德优越的“神圣底层”──农户、个体生产者在内，都参与了有毒食品的制作。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看起来是发生于生产领域的经济问题，但实质上却是中国政治腐败、经济伦理畸变、环境生态持续恶化中所产生的一株毒果树。它在国家（政府）、市场、生产者三者之间那种很不健康的长期互动中萌芽生长，如今已枝繁叶茂，树大根深，仅仅依靠头痛医头的治理注定无法奏效。这株毒果的消失，有赖于滋养它的土壤改良，这土壤就是中国的民族性。 黄浦江死猪事件是上游地区嘉兴的众多养殖散户不想负担处理死猪的成本，罔顾“邻里”安全将河流当作死猪掩埋场引发的水污染事件。这类以邻为壑的水污染纠纷近年很多，她在“公地的悲剧”：以邻为壑的“水战争”一文中已经列举过多种类型，包括省与省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争抢水资源、界河采砂、筑坝拦水等，其中最恶劣的水事纠纷是各地以邻为壑排放污水，严重者甚至引发大规模械斗。只要用“排污，以邻为壑”去搜索，就会发现不少类似事件，如“以邻为壑投毒液──排放多晶硅废料追踪”，讲的是湖北省钟祥市开发区往外偷排四氯化硅；“自家工地要创文明，竟以邻为壑凿墙排污”讲的是江苏南通的事情。珠江三角洲范围内，也经常发生将本地污染源运往外地的事件，三个月前刚发生过顺德污水处理厂将垃圾肥料运往番禺种菜。 以邻为壑排污及倾倒有毒垃圾事件全国各地均有发生。以嘉兴为例，历史上一直是鱼米之乡，除美景之外，人文隽雅，乡绅文化深厚，礼乐教化全国有名，在明代已有“江东一大都会”之美誉。明清两代江浙共出进士2000多人，其中嘉兴就有600多人；唐代著名诗人顾况、刘禹锡，中国十大名相之一陆贽，晚清大儒沈曾植，国学大师王国维，文坛巨匠茅盾，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漫画家丰子皑和张乐平，物理学家黄昆，数学家陈省身等均为嘉兴人氏。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是在“人人害我，我害人人”这种互害氛围中逐渐堕落的。 据查，2001年11月，嘉兴北部地区3000多农民因苦于吴江县盛泽镇的工业污水之祸害，曾自发组织民间环保行动，沉船筑坝，拒绝污水入境。此次行动得到嘉兴地方政府支持，被称为民间环保的“零点行动”，2011年，浙江在线还以“环保觉醒，嘉兴民间‘零点行动’十年变迁回望”，盛赞嘉兴民间环保意识的觉醒。但当年为免受邻居之害而发动“零点行动”的嘉兴人，如今却行此恶劣之举，而且还屡屡作案──据《中国青年报》2012年11月3日报道，嘉兴有17人涉嫌用病死的猪肉千余吨加工成香肠等谋利而被判刑。几十年间堕败如此，其间原因固然应该首推制度，其次还得追问这种互害文化的参与者，即民众自身。 根据各国移民署和出入境管理局数据显示，仅2011年中国有近1万人通过投资移民移居海外。移民理由主要有二，一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因为中国社会环境从毒奶粉、教育产业链直至大学毕业后的拼爹，都不利于孩子成长；二是为了健康，国内空气、水、土地都受到严重污染，食品也不安全，人的基本生存要素已经被严重破坏。 但是，投资移民的富人与官二代、富二代却并不喜欢在西方各国居住。投资者大都办了绿卡后仍然生活在国内，“二代”们出了国的也有人选择回国（例如李天一与文强的儿子），据说是因为他们普遍感到在国内“好脏好乱好快活”，在国外“好山好水好无聊”。这两句话看似平常，其实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国内的“好快活”，除了精英们那种在国内前呼后拥的成功感、有关系好办事的如鱼得水感，还包括可以不受法律道德约束的随意感，惹出事端后可以对警察嚷嚷“你知道我是谁”的炫耀感。可以说，中国的“好脏好乱”，就是国人追求“好快活”，即不受法律、道德约束，只要于自己有利、方便就干而造成。 发达国家能够保持“好山好水”，则是这些国家的人民遵守各种法律，他律与自律共同涵育而成。不少中国人到美国之后，对美国考驾照之前的笔试（需要熟记各种交通规则）颇有怨言。曾有人对何清涟说，“我在中国不会开车，找熟人就拿到驾照。美国考驾照非要笔试通过，太不方便了”。她也不怕得罪人，告诉这位熟人，这种方便就是造成中国“马路杀手”多的主要原因。在中国人眼里，逃税、违章驾驶、赖帐（不付帐单）、小偷小摸（包括恶作剧、损坏公物如公共垃圾桶）、生产有害食品、贿赂教师希望拿个好分数等都是“小事”，但在美国都不是小事，一旦被发现，后果会超出国人想象的严重程度。无论如何，不要抱着“可能不会被发现”、“这是可以原谅的小事”的心思去做这类事情——如果中国人移民国外，因为这些自律而感到无聊，就注定不能成为真正的文明人。 何清涟诘问，中国政府仍然在自欺欺人地标榜自己是对人民负责的好政府，有底层情结的人也继续在坚持“底层神圣论”；但十几亿人可以在政府的欺骗与这种自欺中继续生存下去吗？无论如何，一个国家要保持“好山好水”，首先要依靠一个诚实的政府严格依法管理，二是依靠居住者道德自律。 何清涟断言，这次处理“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如果最高当局再以照顾两地关系、法不责众等为由稀里糊涂地了结，这类以邻为壑的恶行将会以更恶劣的形式出现，中国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自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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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14 22:4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