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

文安育才幼儿园

      中央国家机关主管公务小汽车的部门明文规定：正部级和常务副部级配专车，其余副部级干部一律实行保证用车。所谓保证用车就是不设专车，只要用车，机关公共车队必须派车。实际上，北京的局级干部、地方的科级干部都有专车。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所以，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就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10多年，试验了近10多年，没有丝毫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万辆，每年为此消耗超5,000亿元。这些钱足以解决医疗、教育、低收入保障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据公路运输企业财务分析显示，轿车每万公里的运输成本为8,215.40元，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轿车的运输成本为50,361元，相当于运输企业的6.13倍。而运输效率，5辆公车才相当于一辆出租轿车。为什么公车成本这么高？这是因为，公车私用已成为普遍现象。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1/3被官员家庭私用，1/3被司机私用。钓鱼打猎，假日郊游，接夫人送孩子、购物访友、应酬私情，都是用公车。公车变成了个人财产，司机变成了官员的家庭服务员。司机是最了解某些官员不法活动的人，虽然是家庭服务员，但不能得罪他，给官员开车得到的好处是不少的。只要不影响自己用车，司机以车谋私，官员是不管的。特别是那些有劣迹的官员，有把柄抓在司机手里，给他开了几年车以后，不得不给司机安排一个满意的肥缺。最新调查表明，官员的司机是中国当代重要的犯罪群体之一，贪官的非法活动常常有他的司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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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方面，局以上的官员享受保健，不仅医药费全报销，还有水平较高的医生和好的医疗条件，看病不用像老百姓那样一次又一次地排队。医疗改革后，老百姓中有49%的人有病不去医院；29%的人应该住院却不住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得不到任何医疗保障。而高级干部的医疗条件却在不断提高。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指出：国家投入的卫生费用只为20%的人提供卫生服务，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的80%仅为850万党政干部享受，其中，50万人又享受了这些80%中的50%.也就是说，50万人享受了国家整个医疗费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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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废除了干部终身制。但是，级别高的领导干部，职务不终身，待遇却是终身的。国家副部级以上的干部退休了，还继续拥有退休前的汽车、司机，直到逝世。上行下效，到地县级，退下来的主要领导人，继续享受原来的待遇。本书作者2009年到北方某大省一个地级市开会，得知市委"四大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一把手退休后还有办公室、汽车。他们年纪大了很少出去，司机闲得无聊，老领导过马路理发也急忙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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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主集中制的削弱，主要领导人的权力失去了制衡，委任制的弊端就显露出来，很多单位是根据第一把手的好恶来选择干部。谁在第一把手心目中印象好，谁就可能被提拔。于是，一些有心计的人千方百计地接近、讨好有干部任免权的领导人，对他唯命是从，吹拍逢迎。有真才实学的正派人不屑这样做。这样，有干部任免权的领导人就会被趋炎附势之徒包围，他所选出的不可能是人才，而只能是奴才。在不少单位，第一把手说一不二，权力没有制衡，将手中的干部任免权力作为谋私的手段。他拿着这种权力待价而沽，谁跑得勤，说得甜，送得多，谁对自己的现在和将来好处更大，就把权授给谁。像拿着一块肥肉招引苍蝇一样，一些想升官且心术不正的人就围着这块肥肉嗡嗡乱转。他们千方计地讨好他，迎合他，费尽心机地投其所好，托关系，走后门，送礼品，为了得到这块肥肉，他们无所不用其极，金钱和色相也成了交换"乌纱帽"的资本。近年来，卖官鬻爵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江西省广丰县原县委书记郑元盛，在任职期间，受贿卖官，得人民币13万元。山西汾西县原县委书记郑泽生等6名县级干部，大肆卖官，还要把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的"乌纱帽"卖给一个有贪污前科的买官者。这两个被揭发者只是显露出选官制度弊端的冰山一角。虽然舆论一再曝光，社会一再谴责，但卖官事件还是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新华社记者殷学成在他的报道中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江苏省邳州市委书记邢党婴，宿迁市副市长黄登仁，原盐城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长李树春，原淮阴市教委主任陈广礼等四人在担任县委书记职务期间，大肆卖官，获取暴利。他们共为46人提升了职务，为31人调动了工作，从中收取巨额贿赂。"要想富，动干部"，成为一些卖官者的生财之道。他们在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干部调动频繁。如邢党婴在1995年4月一次就变动600名干部，陈广礼在调离涟水前不久，1995年11月和12月，两次突击任免了326名干部。
黑龙江省绥化市前任市委书记赵洪彦在任期间曾卖官，但没有揭露，反而升任省人事厅厅长。接替赵洪彦任绥化市市委书记的马德，在1995年到2002年间，买官卖官，索贿受贿，疯狂敛财折合人民币2,385万元，最后认定受贿人民币502万元、美元2.5万元。马德案涉及干部260多人，绥化市县以上干部50%以上被卷了进来，其中各单位一把手就有50多人。马德被判死缓。马德在受审期间交代曾向原省长（后调国家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行贿10万元，向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长韩桂芝行贿80万元，向省人事厅厅长赵洪彦行贿15万元。事后查明，田凤山除接受马德10万元贿金以外，还大量受贿，他本人承认共收受贿金17笔，共498万元。经审查，韩桂芝从1993年到2003年间，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副书记等职，为多人在晋升职务方面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700多万元，韩桂芝被判死缓。赵洪彦在任省人事厅厅长期间多次卖官，被判15年有期徒刑。如果不是马德暴露，恐怕田凤山、韩桂芝这样的高官不会落水。
通过卖官方式委任的干部的素质可想而知。殷学成在上述那篇报道中介绍，一个叫袁茂堂的人花6万元从黄登仁手中买到计生委主任一职后，迫不及待地用新得到的权力捞回本钱，他将公章和财务收款收据装进提包内，随身携带，坐收坐支。还私自盖章调入计生委系统40多人。一个叫叶志连的乡党委书记，群众对其生活作风和经济问题反映不断，黄登仁不但不查处反而向上级推荐他当县政协副主席，1993年8月又让其兼任县粮食局长。叶志连担任粮食局长后也大肆卖官，从1993年到1997年间，在调动提拔干部过程中，先后42次收受粮食系统22人贿赂的16.7万元。
那种一手交钱，一手给官，是卖官鬻爵中最笨拙、最露骨的形式。还有其他多种变相的形式。这些形式虽然变化无穷，微妙无比，但其实质是一样的：买官者通过各种手段给有任命权的人以好处，卖官者以种种正当的名义给买官者以"乌纱帽"。过去，某人升了官，人们认为他能干，对他表示钦佩。现在，有些能力不强、业绩平平的人突然被委以重任，没有人钦佩他，反而怀疑他的人格："这家伙搞了什么名堂？是怎么捞上这个官儿的？"
在通常情况下，卖官鬻爵不容易被揭露出来，只有当某个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犯罪被处理以后，他们买官鬻爵的事才会暴露于天下。
种种形式的卖官鬻爵就是这样出现的：先有权力缺乏制衡，才有权力私有化，有了权力私有化，才有卖官鬻爵。第一把手利用任命官员的机会谋私，第二、第三把手也这样做。他们之间心照不宣，互相保护。这次提拔了你的人，下次就重用我的人，权力分享，利益均沾。这样的选官机制实际是选劣机制，选上的多是以权谋私之徒。在这样的选官机制下，官员们在黑箱交易中建立起上下级关系，形成了人身依附，团团伙伙。近年来领导干部群体犯罪比较多，就是因为干部任命中已经形成了不正当的团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