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问祖小堡里及郭氏宗亲历史
小堡里郭氏,位于文安县县大柳河乡东行8华里,是明朝朱棣燕王迁民之郭氏祖根。军事上防守用的建筑物:堡垒。城堡。桥头堡。古代指土筑的小城:“徐嵩、胡空各聚众五千,据险筑堡以自固”。 古同“铺”,驿站(今用于地名):十里堡。
相传,郭氏自山西省洪桐县大槐树村迁至此地,兄弟三人,老大祖留小堡里,老二祖去西柴口村,老三祖去大城,后,与三弟无往来。兄弟三人分散时相约,凡后郭氏建坟茔均以倒行穴葬之。
小堡里又分四门,前东门,后东门,前西门,后西门四支。自小堡里迁出的郭氏后人聚集于河北等地,如胜芳,苏桥,左各庄,霸县,王噶哒,文安,大城,天津,北京等地。
文革时,家谱保存于一族人家中,怕运动迫害自行将家谱销毁,后遭族人耻笑,自感愧对列祖列祖,得病含恨而死。
后经族人云林,振峰等十余人,历经五年有余,行程千公里寻找郭氏族人续谱,方得二三咦。
郭氏小堡里脉,人才济济,文风淳厚,官运亨通,凡是小堡里迁出村民倍感亲切。
1、由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等人主持编写的《新唐书》奠定了“郭氏之源在阳曲”的基础。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郭氏出自姬姓。周武王封文王之弟虢叔于西虢,封虢仲于东虢。西虢地在虞、郑之间。平王东迁,夺虢叔之地与郑武公,楚庄王起陆浑之师伐周,责王灭虢。于是平王求虢叔裔孙序,封于阳曲,号曰郭公。虢谓之郭,声之转也,因此为氏。后汉末,大司农郭全代居阳曲,生蕴。蕴生淮、配、镇。镇,谒者仆射、昌平侯。裔孙从颍川。"
新唐书的这段记载讲清了五个问题,一是郭氏来源,郭氏来自姬姓,由虢叔之虢按声转为郭。二是阳曲是郭姓开宗之地,因虢叔裔孙序封于阳曲,号曰郭公。三是阳曲是郭氏居住延续接代之地,因郭全"代居阳曲",还生下了数代人。四是阳曲是郭氏祖籍地,因为"裔孙从颍川",郭氏之后代离开祖籍地阳曲而迁往他地。五是虢叔为郭氏始祖,序是虢叔的裔孙,序做为虢叔后裔的代表者,是经周王朝正式承认的,从序开始号为郭,成为“虢转为郭”的第一代人。
2、《永乐大典》对汾阳县的记载奠定了白家社就是汉代以前的“汾阳县”的基础
明代《永乐大典》和万历《太原府志》关于汾阳县的记载
(万历太原府志卷之四----形势:467页)汾阳城,在府城北七十里。汉为汾阳县,隋初改阳直,唐又改今名。
注:这里所说的府城是指太原晋阳城,是在明代时期的。“在府城北七十里”即太原市的北面,距离七十里的地方应该就是今阳曲县的白马掌白家社。这句话充分说明:白马掌中的白家社在明代以前是汾阳城所在地。
3、《永乐大典》对白家社所在地----白马掌的记载奠定了白家社就是汉代以前郭氏发展壮大的军事基地。
在永乐太原府志卷之六,永乐大典卷五二零四第123页记载:
“白马废府,在阳曲县西北五十里。白马,掌府兵之地。按《图经》、《志》、《隋书》谓之故府,则唐室已废。”
我曾在以前的文章里多次介绍过“白马掌”的实际情况,并且引用过现在太原北面兰岗村的村门首对联:“路朝白马财亨富庶,家依卧龙宝聚金瓴”和四川宗亲郭朝肃祖先墓碑对联:“青龙护佑千载盛,白马朝天祖萌孙”。“白马,掌府兵之地”,应是白马掌.(这里出现的逗号应是编辑人员出现的失误。)“府”----1、旧时指官吏办事公事的地方,现在指国家政权机关;2、旧时官府收藏文书、财物的地方3、旧时指大官、贵族的住宅4、敬词5、唐朝至清朝的行政区划。
4、《唐郭知运碑》透露出来的信息知道,阳曲县白家社曾经是汉代郭亭封侯的诸侯国。
《唐郭知运碑》云:"公讳知运,字逢时,其先太原著姓,今则晋昌人也。本乎文王之弟,是为虢叔,虢或云郭,因而氏焉。自燕昭尊隗以筑宫,汉祖封亭以列国,其侯于阳曲,宅彼太原旧矣。亭之元孙友,从太原徙陇西,昭帝分陇西置西平,郭氏又为郡之右族。友之昆孙武威太守宪,宪之犹子散骑常侍芝,俱有名迹,见于魏晋,则晋昌诸宗,散骑之后也。"
该段话说明的问题(1)是汉高祖封郭亭为将军,镇守的诸侯国在阳曲境内,阳曲是郭姓宗亲的根基,在这里存在有相当长的时间了。(2)郭亭的元孙郭友迁往甘肃陇西地区,并在那里生根发芽,最后成为当地一大望族。郭友兄长的孙子郭宪曾任武威太守;郭宪兄弟的儿子郭芝曾任散骑常侍,在当地很有名望,这样的地位一直保留到魏晋时期。(3)(4)由于白家社所在的白马掌曾经是“府兵之地”,这个地方在阳曲县来说是首屈一指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来:首先阳曲县的白家社曾经就是汉代郭亭所封的诸侯国所在地;其次,郭子仪的祖先是郭亭,郭亭是阳曲侯,郭子仪的祖先是阳曲人。郭子仪所封“汾阳王”当然也是依据在现在的阳曲县这块土地上的汾阳----阳曲县白家社而言的。
从上面《新唐书》、《永乐大典》和《唐郭知运碑》以及我们都知道的“太原郭姓”透露的总的信息看:
首先,“序封阳曲”是郭姓历史的丹书铁券;其次,白家社曾是郭姓祖先在历史上的活动中心。
正因为“序封阳曲”的存在,白家社郭姓在历史上(汉代以前)才有较好的人文素质、历史地位以及经济基础。因而三郭郭蒙郭亭郭忠才能在秦末国家大乱的时候见机起义,所向披靡。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最后,跟随汉高祖刘邦驰骋疆场,平定天下,为国家有乱到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正因为,白家社曾是郭姓祖先在历史上的活动中心。因此,白家社白马掌曾经是郭姓祖先在此排兵布阵、操练兵马的重要基地。既然长久的进行战场演练,肯定有许多招数和手段是过人之处,产生著名的“汾阳枪”是顺理成章之事;既然白家社曾经是一个集团或者一个诸侯国,那么白家社在历史上的地位就是很高贵的。这个历史地位同散居在某一地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普通劳动人民是不能同一而语的;
正因为白家社的历史地位高贵,正像太原市北郊兰岗村的老人描述的那样:白马掌曾经产生做官的人员就像“斗量芝麻”一样。君不见,不论是太原、冯翊,还是“汾阳堂”、“太原堂”等,郭姓宗亲地位和名望较高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祖先曾经是哪里驻守一方的将军或者“都护使”等。
“瓜帙绵绵,斯年千万”,经过一代一代,代代传承,就出现了象汉代郭蒙郭亭郭忠;三国郭淮郭逸(三国赤子,曾是赵云的师兄)郭镇;唐代郭子仪及其子孙;宋金时期的郭靖;明代郭英等民族英雄。联系到东西虢国曾经是周王室的重要保护力量,我们的祖先是真正的民族脊梁,应该是华夏的“靖国英雄”。他们坚守民族大义,出生入死、驰骋疆场,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因此,我们郭姓是有着“虢国遗风”的“军人世家” ,他们在历史上对国家的贡献“功勋卓越”,足以 “光耀中华”。
今天,在世事风云变幻无穷的世界里,在我们中华民族实现“强国梦”的进程中,我们很好地敬重祖先、祭祀祖先,继承他们的光荣传统,是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距陕西华县县城一公里处的东关,有一座年代久远,饱经风霜的建筑,这就是郭子仪祠。
东关在唐、宋时,为华州城内东北角。相传,这个地方为郭子仪平定周智光之乱时,周智光被擒之处。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郭子仪起兵讨伐割据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华州的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周智光部下迫于大军压境,在此处捉住周智光并将其斩首来献。后来,华州百姓为怀念郭子仪,在周智光被擒处之侧,祭祀郭子仪。
北宋时,华州城内有一座韩建祠。韩建是唐朝末年的镇国节度使兼华州刺史,辖同州、华州,割据一方,对抗朝廷,参与军阀混战。他曾挟持唐昭宗到华州达两年之久,阴谋挟天子以令诸侯。韩建后降于大军阀朱温,在朱温篡唐建立起后梁朝时,又曾任宰相。
北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崔辅任华州知州。他上任后,发现郭子仪故里没有郭子仪祠,却为唐朝叛臣韩建立庙,还有为韩建歌功颂德的石碑,不禁大为气愤,认为这是“忠义之晦而叛逆之昭”。遂令毁去韩建画像及碑,于州城东北角,即唐时华州百姓祭祀郭子仪之处建起了郭子仪祠。崔辅还派人至郭子仪曾驻防的河中(今山西永济市蒲州镇),临摹了郭子仪的图形,在祠中为其塑像,并绘制了郭子仪的八个儿子及部将佐吏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王咸等人的壁画。祠建成后,崔辅上凑朝廷,现就未经批准而建祠表示请罪,然后说:“汾阳王郭子仪给百姓以利益和恩泽,他的官品按我朝祀法,应当立祠;华州是汾阳王故乡,瑾在州城立庙,以依托神灵,勉励贤杰之士。”宋仁宗对此表示赞扬并予以批准。崔健还将韩建碑碑文磨去,欲为郭子仪刻碑,因离任而未能如愿。崔健以后的第四任华州知州赵刚上任,对崔健的建祠之举深为敬佩,认为碑未立,是给于自己的任务,就请太原文人王彰撰写了《唐尚父汾阳郭忠武王碑记》。碑文追述了郭子仪的业绩,歌颂其功德,记述了郭子仪祠的建造过程。嘉佑六年(1061年),赵刚派人将其碑文楷书勒石,立于郭子仪祠院内。
明清时,因城郭变迁,郭子仪祠已处于华州城外。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发生了以华州为震中的8级大地震,地震波及许多省,全国共死亡80多万人。作为震中的华州,人员死亡6∕10,境内建筑物全部摧毁,郭子仪祠自然不能幸免,北宋石碑也折断倾倒。大地震后任华州知州的朱茹,上任后积极修复城墙、文庙、堂馆等。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上述建筑修复完毕,朱茹在州内视察,见到倾圮的郭子仪祠,叹息道:“汾阳王故里的祠未能修复,我身为知州能不愧吗?”遂拿出自己的积蓄,重修了郭子仪祠的堂屋和围墙。华州人、曾在外地任过知县的东棐,为祠堂修复而撰写了《唐汾阳王郭公祠碑记》,并被勒石树立。
明隆庆元年(1567年),陕西布政使甘茹自西安至北京,路过华州拜谒郭子仪祠,发现折断的北宋石碑,且碑的背面还刻有他的伯父、于嘉靖二年(1523年)任华州知州的甘为霖遗诗,就令当时的华州知州李潢予以整复。李潢则派华州学官游骢,督同生员吴元清、张士遇将断碑加工后,予以重新书写镌刻。华州人、《华州志》的作者张光孝于王彰碑文后作跋,记述了此碑沿革。明万历四年(1576年)华州学官王正心也曾在郭子仪祠中撰文立碑。
清朝时的文献记载,郭子仪祠有两个旌功坊。一为门坊,上题“城孚中外,威震华夷”;一为路坊,上题“功盖天下,再造唐室”。清同治元年(1862年)华州爆发了回民大起义,清王朝官军、民团与起义军发生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华州境内的官署、庙宇、民居等建筑物在战火中几乎破坏殆尽,郭子仪祠及旌功坊也全部被毁。
回民起义被清王朝镇压后,郭子仪祠于原址处再次修复,年代不详。路坊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重建。重建后的郭子仪祠坐北向南,位于官道北侧,有上殿三间,前殿三间。上殿内塑有郭子仪像,北宋王彰撰文的石碑则立于院内东旁。重建的路坊,俗称“郭子仪牌楼”,位于祠前东侧,横跨东西向官道,正面向西。牌楼宽约七八米,高约十来米,四柱三间,歇山顶,八角翘起,檐下斗拱排列,除四柱下方为石墩及顶上覆盖绿色琉璃筒瓦外,全部为木制。牌楼右边一间横额题“功盖天下”,左边一间横额题“再造唐室”,当中一间横额题“敕建唐汾阳王祠”。横额全部为蓝底金字,这个牌楼建成后,一直是华州(华县)人的骄傲,民间素有各级官员到此要“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一说。
民国时,官道改建为公路,路北的祠和横跨公路的牌楼,仍屹立在原处,迎接东来西往的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郭子仪祠及牌楼作为文物受到保护。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很大破坏。牌楼于1966年被拆毁,上殿因年久失修而倾颓,前殿也很破败。北宋王彰撰文的石碑也险遭厄运,因当地群众将其嵌入于前殿东山墙内而得以保存下来。这个碑现高2.7米,宽1.5米,厚0.36米,字迹还非常清晰。1978年郭子仪祠前殿、石碑被县政府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面积约200平方米。
郭子仪祠自北宋建成后,其故里官民就在这里寄托对他的缅怀之情。当地官员与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官方祭祀,郭子仪后裔也每年定期在这里进行祭祀活动。西马村郭氏每年正月初一过年时,就由族长率领到这里参拜祭祖,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本世纪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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