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文安育才幼儿园

在美国早期历史档案里，许多黑奴是充满“幸福感”的，尤其在施虐严重的南方。这种效应阻碍了黑奴解放运动的推进。

    悉尼科技大学的一个实验小组，曾以一块二两重的生牛肉为尺度，对饿了一至七天的七组家犬（每组七只）进行测试。其结果是，挨饿七天的家犬，对禁食及喂食的实验者，表现出最强烈的感激、乞怜和恭顺之情。实验结果表明，决定幸福感的关键，并不在于肉多，而是在于饥饿（施虐）时间的长度（强度）。受虐时间越长，吃肉时的“幸福感”就越强。这种反比关系就是“饿犬效应”。它推翻了关于“幸福感”的基本常识。

    我们已经发现，以“幸福感”为轴心，还可以派生出一系列心理感受——顺从、卑恭、感激甚至爱意。在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获名的银行人质绑架案（1973年）里，受害者（被绑架者）对加害者（绑匪）产生怜悯与感激，并为他们的犯罪行为辩护。在河南洛阳地窖囚禁性奴案（2011年）中，被关押和强奸的少女非但没有反抗，反而称加害人为“大哥”和“老公”，为“晚上谁能陪大哥睡觉”而彼此争宠，甚至帮助加害人压迫甚至杀害其他受害者，这可以称为“洛阳综合症”，一个斯德哥尔摩型的加强版。中国人的“文革综合症”，无疑是所有此类综合症的顶级版，部分“文革”受害者，表现出对加害于自身的领袖、政权及其整个制度的无限迷恋，其情感至今不能撼动。这是上世纪60年代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之一。

    面对毒食、毒气、毒水、毒经济、毒教育、毒医疗、毒道德、毒文化和毒官僚，如果依然深感“幸福”，可能出自下列几种情形：第一，你在被迫说谎；第二，你属于享受特殊待遇的人群；第三，你是无限淡定和超凡出世的圣人；第四，你是某种综合症的患者。当然，还可能有第五状况，那就是你被调研者无辜地“幸福”了一把。此类官样报告的结论，通常会受到来自舆论的质疑和嘲笑，但在一个展现造假的时代，开出区区几朵“幸福”的假花，实在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