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只有一个程砚秋！”

槛外人

      




○许石林

                                                一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21日的《华北日报》上刊登了一条消息：“今晚不登台演戏  平市名伶程艳秋，原定今晚在中和演《文姬归汉》，唯因国难当前，既挽救之不及，何忍再粉墨登场，显露色相！遂于昨日通知该园，今晚决不出演云。”

这是“9·18”事变后的第三天。

那时候的程艳秋，已经不是小时候饥饿难忍，放下他的旗人身份，去受苦学戏，以求养家糊口的饥饿贫困了。他此时非但摆脱了贫困，而且成为演艺行业中居前几位的高收入者，即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任何时代的既得利益者，都有一个可以理解的共同性格，就是怕惹事儿、不敢出锋头。更何况面对时局大变动，绝大多数人选择潜身缩首，不发言惹祸。而一个唱戏的伶人，竟然公开在报上刊登罢演的新闻，于心忧国难者，当然是一种鼓励，而对于迎风闻骚、嘴巴永远朝着奶嘴方向踅摸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想都不敢想的傻呆、迂阔。

况且他的罢演消息之文辞，其情之激愤，难掩对主持国政的当朝文武官员老爷们的失望和讥刺——一个在那些大人老爷看来，身份低微卑贱的艺人，竟然用这条消息，向大人老爷们泼洒了满脸的鄙视！

一个伶人对国难的忧愤，当然挽救不了时局的颓倾，甚至也唤不醒几个踟蹰观望、瞻顾麻木的国人。只能留在历史文献上，成为一个资料和文本，记录了那个时代，一个身份有别于士大夫，却做出了贤士大夫才能做出的选择。

程艳秋深知国破家亡，自己作为一个唱戏的伶人，将会面临更大的屈辱和磨难。次年即1932年，程艳秋正式改名为“程砚秋”，并将字“玉霜”更名为“御霜”，以示玉洁冰清，御风霜当有自立之志。（《北平晨报》1932年1月1日）

日本人占据北平以后，程砚秋多次拒绝登台演出，不为日本人用歌舞粉饰其占领下的北平。终于有一次在火车站，与日本宪兵发生冲突，打了一架，各地报纸以《程砚秋大闹车站》为题，报道此事。从此，程砚秋决定解散他多年苦心经营的剧团，彻底告别舞台，离开北平，到西郊当起了菜农。

在京郊青龙桥附近的偏僻小村，程砚秋每天坚持运动、打拳，但不吊嗓子，每天上午就在房间里埋头读书或写字作画，下午就牵着黑骡子，肩负锄头，去田间干活。有城里的亲友去探望他，问他何时才能重返舞台，程砚秋感叹：“这年头，唱戏这口饭还能吃吗？咱唱戏的也是人，干嘛总被人欺负、受委屈？”

直到抗战胜利，他才回到北平，重上氍毹，多年后他演出其代表作《锁麟囊》，薛湘灵饱受离乱之苦，终与亲人团聚，那一句“换珠衫依旧是富贵容样”，尽量含敛着的唱腔中蓬勃而出的百味俱足的喜悦之情，非一般人能体会。





                                                二

程砚秋之艺术，精深高妙，今人韩玉涛先生尤赏程砚秋唱腔之“荒寒之美”，认为其唱腔中有一股士君子之“狷介之气”，因而将程砚秋先生喻为“菊坛杜甫”。研究者认为，后来学程者虽多，仅得一二神韵即可屹立于舞台。

应该说，程砚秋演剧，虽蔚然有成，但观其一生，其人其艺、其行其言、其思其想，却都是一个不安于做一个唱戏的、不甘于做一个伶人的一生。一本由其子程永江教授整理的《程砚秋日记》，28万字，基本上原生态地呈现了这个艺术大师是如何成就自己艺术和人生的原由与历程。

程砚秋出身落没的满洲贵族，戊戌变法后，旗人的种种优待没有了，整个家庭陷入了饥饿贫困当中。不得已，他卖身学艺，为的是免于饥饿。这个天分极高的孩子，受了许多苦，也许是血统和性格的原因，受苦没有使他委身沉沦于流俗，反而使他更倔强地与流俗抗争，走到了世俗给伶人设定的概念与定义的反面，即他不像一个唱戏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因为他不甘于做一个唱戏的，他的戏才唱出了绝代风华。

程砚秋心气高，要强好胜，人所共知。他嗓子变声时出了问题，要是别人，早就放弃唱戏，改行做其他了。他却不，硬是将错就错，创造出一种独冠群芳的新声——“程腔”。其腔，在研究声韵学的学者看来，恰是中华古音在现代的艺术呈现。在风靡当年的“京剧四大名旦”评选热潮中，“程腔”因为其幽微婉转，意味无穷，深受戏迷追捧。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程腔”蕴含着的艺术元素非常丰富，既能找到剧种各个流派的精华，亦能找到别的剧种和艺术门类如昆曲、民歌等等的精华神髓。

程砚秋心志高迈，从小就显示出不凡的气度。即便他再恭谨地面对老师，也掩饰不了他随时从老师的教导中破壳而出的内心指向。所以，他在老师面前，是一个有心劲儿的学生，据说“通天教主”王瑶卿就对程砚秋怀有些许矛盾心理，原因就是程砚秋聪明得有些让老师感到不安。天下的好老师和好学生，不都是这种感觉吗？

程砚秋考察欧洲戏剧、研究话剧、解放后考察中国民歌等等，他所写的文章，到现在都是一般研究者所达不到的高度，在当下这个演艺已经百般讨好市场的时代，尤为珍稀。

今天才引起人们注意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程砚秋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有这种敏锐眼光——昆曲《十五贯》能够进京演出，得到周恩来的关心，才有了所谓“一个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文化传奇：1954年，程砚秋到杭州观看昆曲，眼见昆曲不景气，又听周传英先生诉说昆曲的困境。程砚秋对此十分焦急，熟悉程派唱腔的人都知道，程腔从昆曲中吸收了不少东西，程砚秋是深知昆曲的价值的。他回京后，给中央写了调研报告，汇报昆曲的境况，并极力推荐田汉先生到杭州调研。同时，他还与浙江昆曲剧院密切联系，共同研究剧目和表演，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促成了浙昆《十五贯》等剧目进京演出，才使得该剧能为人所知并拍摄成电影，得以保存，浙江昆曲剧院乃至昆曲艺术，也由此开始了它半个世纪的“好日子”，中间虽因时代风云，跌宕挫折，也不至于濒临消亡。今天人们追捧时尚，喜欢昆曲，首先应该想到昆曲是如何复苏的。程砚秋在新疆考察期间，和当地维吾尔老人聊天，得知当地传统艺术“十二木卡姆大曲”濒临失传，他当即请老人演唱，并急匆匆赶到乌鲁木齐，组织录音抢救。由于程砚秋的努力，维吾尔老人有了传续“十二木卡姆大曲”的信心，才使得这一艺术没有在半个世纪前消亡，也使得今天人们保护它有了艺术活体，而不是纸本和传说。

以上种种，非有宽阔的胸怀、高超的文化修养、卓越的艺术判断力以及敏锐果敢的决断气魄，决然办不到。

观程砚秋日记和生平，可知其创造从未停歇片刻。他与翁偶虹先生约定创作《锁麟囊》，一破以往戏剧唱词少有长短句的惯例，无疑给自己增加了创作唱腔的难度，正因如此，今天的人才能听到那么婉转妙曼、细腻幽微的“一霎时把七情俱已味尽”、“当日里好风光忽觉转变”等美妙绝伦的唱腔。

程砚秋精通音律，懂文字学，朱文雄先生说：“他（程砚秋）的唱是以字创腔，对字声上很有研究。”程砚秋的创造，并不是他一人闭门造车，而是遇到问题就求教，目的是解决问题，将唱腔创造得更完美，前提是他自己懂得要什么、知道自己创造的目的是什么。比如《锁麟囊》中那一句动人的“儿的娘啊”，就是吸收了西洋歌剧的唱腔，从中变化而来。

程砚秋内心十分清楚自己的价值，他知道自己是如何成就自己的。所以，当梨园界名家纷纷子承父业的时候，他却偏偏不让自己的任何一个孩子学戏。其名曰：学戏太苦。实际上他那高傲的内心，认为自己是不可学的，孩子们学他，只能是对他递减式的继承，很难达到更新的高度。况且艺术并非一定通过血缘承传，他将自己的艺术呈现在世人面前，有待后来有缘人去继承、发扬。所以，他的女儿尽管学他学得非常像，但他坚决不让女儿唱。他不要简单的模仿，并一再告诫学生：学我的唱，不一定什么地方都像我那样死学，要有发展。要活学，不要搞出许多“毛病”来。

其实，他的内心可能还有一个不为外人道的原因：自己不得已学戏，受尽苦累，虽然结果荣耀繁华，但是毕竟仰人鼻息。所以他作为一个类似“牺牲者”，拯救的是孩子们不再受那些人格的屈辱。所以程家的孩子，都受了很好的教育，纷纷出国留学。

而程砚秋自己的戏，《文姬归汉》、《春闺梦》、《锁麟囊》、《荒山泪》等等，都是担当道义、文以载道的正剧；其人，也是梨园行里几乎绝无仅有的零绯闻的正派艺人。



                                   三

２０１０年的“深圳读书月”活动，邀请程砚秋先生之子、中央美院教授、美术史学家程永江先生来深做了三场讲座，我忝列主持人，来自青海、南京的程派名票王胜利、彭林刚两位先生随同表演程派艺术。

我将自己阅读《程砚秋日记》的体会与程永江先生交流，向先生请益。我的所有请教，归总成一句话：程砚秋先生是如何成为他自己的？程永江先生的回答也可以汇总成一句话；读书、学习。

程砚秋先生学戏的那个时代，跟他同时学戏的人很多，天赋条件比他好的人也一定不少，他为什么创造了一代大师的成就，原因就是他没有寓于单纯的学戏，他是综合地、全面地丰富自己的人生、完善自己的修养。他的追求，比一个戏剧家追求得要大得多。

成就程砚秋的，离不了一个读书人——罗瘿公。

罗瘿公，广东顺德人，父辈在京居官清翰林院编修，瘿公生于北京。少年即有诗名，是一个志在安天下的读书人。清廷灭亡后，罗也曾在国民政府任总统府秘书等职，也当过袁世凯之子袁寒云的老师。这些终究不能使其士大夫情怀得以舒展，于是辞官辞馆，纵情诗酒，流连梨园，看戏台上的乾坤人物。罗瘿公看戏时发现了天资独绝又刻苦好学的程砚秋。彼时的程砚秋，还不是自由身，即卖身在师父处，罗慷慨义举，为程砚秋赎身脱籍，并从此细心栽培，教其学习读书、诗文书画，助其成材。

可以说，罗瘿公是将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嫁接在程砚秋身上，得以在戏剧舞台上实现他教化天下、安邦定国之志的。

罗瘿公去世，程砚秋为其在西山八大处买墓地安葬，葬礼之隆、祭奠之诚，时人誉程砚秋为“义伶”。

此后，一直到程砚秋去世，每年程砚秋都按时把节地带领儿女们祭扫罗瘿公坟茔，每次外出演出，必展墓祭告罗公，从无间断。

罗家嫡系后人已移居国外，罗公之坟也因为近些年的开发，移往别处。程永江先生约好王胜利先生等，择大家方便之日，到京再祭罗公。



程砚秋故居在北京西四北三条胡同。程砚秋先生早于“文革”前多年去世，使得他的故居因此侥幸躲过抄家破坏，至今保存完好。站在赵登禹路上，即可看见程宅那棵高大的榆树的树梢。这棵参天的大树，今已不多见，它竟然是风吹过来偶然落在院中的一颗树籽入土发芽长成的，抑或是从别处穿墙越土而来的树根破土发芽的，总之非常偶然，得天地造化、人心呵护而成。

造就程砚秋的时代、帮助他的那些人已经不再有了，让人想起他曾说过的：“世上只有一个程砚秋！”

就像那棵偶然落地生根、得天地造化的榆树。







                                                                            2010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