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帖议论三农问题说:农民自己就没有把农业看成是一种职业,而是认为自己生在农村是倒霉的命运,没人稀罕农村,如何农业现代化不过是政治家的空话,农村没希望,农业没前途,农民要出走。 这句“农民要出走”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因为目前确实是在每一个城市的建设工地上,活跃着成亿计的农民工,这些人确实是从农村“出走”来到城市的(甚至包括那些在城里端盘子卖肉体做保姆的农村姑娘们),农村确实存在着大批耕地在撂荒。只是,他们的离开农村,是自己“要”的吗?怎么没听说华西村的村民嚷着“要”离开华西的呢? 家是每个中国人的根,中国人最重视“家”,正所谓在家千般好,出门处处难,故土难离,谁也不愿意轻易离开家,可是,究竟是谁让这么多的中国农民每年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丢下老人孩子甚至妻子而千里迢迢扛活打工的呢?是谁让那么多老人得不到尽孝,孩子得不到呵护,妻子守着活寡而成为“留守一族”的呢? 在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我们听到这样的呼吁:要调动和保护好“两个积极性”,要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让主产区抓粮有积极性,要探索形成农业补贴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把有限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要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要提高种地集约经营、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水平,增加农民务农收入,鼓励发展、大力扶持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要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把培养青年农民纳入国家实用人才培养计划,确保农业后继有人。 这个问题反过来看,就是近些年来,没有调动和保护好“两个积极性”,没有主动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这么说,也许还是客气的,实际上,在卖地财政的思维定势下,某些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各种卑劣手段让种地变得无利可图。要知道,正是因为种地变得无利可图,正是“城市剥夺农村,权贵欺诈平民”的政策取向,才逼迫农民面向城市走上那条凄惨悲凉的打工路的。 我在分析三农问题时指出,中国经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已走进靠“投资拉动”的怪圈,开始大搞各种基本建设。这种不顾产出的恶性投资并没有搀扶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由此,为了弥补经济实际崩溃的巨大亏空,当局不得不连续出台向百姓转嫁经济负担的所谓“改革发展政策”,诸如各类加税政策,使税收增幅每年竟达20%以上。即使这样,仍不能维持国家经济运转,所以,又开始陆续将本来应该在税收中支出的国民教育成本、医疗成本、养老成本、住房成本全面推卸给社会,由百姓自己承担。农民外出打工,可能是为了家庭的一个病人或是一个上学的孩子。
国家把几乎全部资金都用于搞超大城市化和所谓的工业化,而持续减少对新农村建设和水利建设的投入,加上地方政府为了继续维持土地财政,要尽可能多地剥夺农民的生存资源,一时间,“依法征地”如火如荼,被征掉地的必须外出打工,没被征掉地的,也人心惶惶,不敢再向手中的土地搞投入,怕资金投入下去地又被征了。有些乡村农民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积累,住上了三层小楼,结果,一个“城镇化”就把一家几代人积累的房产给扒掉了,自己的乡村产业诸如鱼塘被填了,果林被毁了,养殖场被收掉了,因此,不得已,也只好外出打工。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是政策为了资本利益拼命压价农产品,让种地者无利可图无法生存。为了压低粮价,发改委出台了极其严厉的处置政策,粮价稍有上涨就立即打压,以此逼迫农民不得不放弃种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近年来甚至不惜逐年加大粮食进口,逐步将中国的肚皮管理权交给外国人,也不让农民通过种地获利。农民的生存资源被剥夺之后,无奈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无“根据地”、远离土地,远离家乡,无牵挂地进入一个个“城市”,这样一来,就为买办资本和新生资产阶级准备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美国和买办们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榨取中国最廉价的劳动力,让中国在极度困境中牺牲环境,倒贴资源,为美国,为世界打工,把污染留给自己,把享受送到国外。 现在,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粮食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了,提出要让农民种地有利可图了,李克强总理视察农村时,更是对农民“家”的问题表示了重视,这应该是对农民问题政策和人性的双重回归,是一个极好的征兆。我只希望,中央能尽快下决心把因种种原因政府伸出的这三只大手缩回去或者干脆砍掉,停止以房地产为核心的大规模基本建设,取缔卖地财政,停止粮食进口,让农民能够安心地在自己家门口发家致富,这恐怕才是打工农民最盼望的。
刚刚看到一则新闻,一名农民工因为讨薪被砍死。把农民被迫离开土地说成是“要出去”,这是一种丧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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