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中兴 于 2014-5-24 10:28 编辑
伪国学辨析----汉奸推行的奴化教育《弟子规》
王揖唐(1878—1948),著有《今传是楼诗话》并因补辑《童蒙养正诗选》而留名于《国学宝典》,后又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被当时誉为 “学贯中西”的“双料进士”。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署督办不到三年任期内,王揖唐在华北连续搞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并推广伪国学弟子规等奴化人民,制造了“无人区”和大量惨案,疯狂掠夺物资和劳动力。
1940年春,日本派遣军总参谋长被调回国,王曾设宴欢送,并呈递感谢状。王逆在致欢送词中称赞其功高勋著,此次离任回国,“真令人有离别慈父之感”。国人对他这种明目张胆,认贼作父的丑行,无不切齿痛恨。1940年10月,王逆应邀去日本访问,他参拜了靖国神社,还叩谒了天皇。归国后曾写诗抒感明志,其中一首诗称:“八紘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诗的开头即对日本军阀征服世界的迷梦加以由衷的赞颂,接着表露了对被接见的感戴心情,奴颜媚骨溢于言表。最后自称“外臣”,简直是“纳表称臣”,申明了甘心作奴才到底的心志。此外,王逆还多次主持了“治安强化运动”,派遣伪军深入华北农村,破坏生产,屠杀抗日军民,更是其罪当诛。
两年间,一次使用兵力千人以上至万人的“扫荡”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27次,一次屠杀千人以上的大惨案有11起。1941年1月,日军“扫荡”丰润潘家峪,将全村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院内,集体枪杀1300余人,制造了有名的“潘家峪惨案”
潘家峪惨案得情景。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的大“扫荡”中,残杀和抓走群众5万余人,整个冀中地区是一片“无村不带孝,处处闻哭声”的凄惨景象。华北政务委员会规定“自1942年12月2日至8日,配合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活动,使本次运动达到最******”(指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就在这期间发生了滦南潘家戴庄大惨案,1110名同胞被屠杀(其中有孕妇60人,婴幼儿30多人)。
王楫唐利用“国学”推广奴化教育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沦陷区大搞封建复古,利用“国学”儒家思想大肆奴化民众,当时唱的是文言文的《卿云歌》(被作为伪国歌),伪币上印的人头像是孔子的画像。日伪每年都要进行祭孔活动。学校中把原来的“公民”课改为“修身”课,其内容全是宣扬封建礼教的。将新文化运动中被猛烈批判的儒家文化大张旗鼓的摆上台面,颇有重演1916年将孔教演变为国教的味道。
华北政务委员会中“三巨头”汉奸之一的王揖唐,这位前清最后一届科考的进士,华北伪政府的委员长,对于利用“国学”推广奴化教育更是不遗余力。一边配合日本人在华北大搞“强化治安运动”屠杀和残害抗日民众,一边积极利用国学奴化国人,不但建立了伪政府下的“国学院”,还在暑假期间举办幼儿训练班,大力推广《弟子规》抓紧对青少年的奴化灌输。
王揖唐这个恶贯满盈民愤极大的大汉奸在日本投降后,于1948年9月10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在姚家井第一监狱其歇斯底里的呼喊声里身中七弹而毙命,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今天在长春的伪皇宫里,还可以看到当时日本占据时奴化国人,给国人学习《弟子规》等书籍的展览。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王揖唐倾力实现其卖国“抱负”之际,汪精卫逐渐对其不满。蛰居青岛的王克敏也联络以前的老班底,向日本人揭发王揖唐的罪状,掀起了倒王风潮。日本兴亚院遂指令北平机关长水磨负责调查王揖唐被指控的贪污渎职、废弛公务案。早就对王揖唐心存不满的汪精卫正好借机发挥,迫不及待地于1943年2月8日“劝说”王揖唐辞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和“考试院”院长职务,仅保留其政府委员头衔。
可叹王揖唐连下台的时候都没有放过捞一把的机会,他不仅侵吞了所有的公款,还带走了值钱的公物,连存放于厨房的油盐米面、库房的汽油煤油、办公室里的纸笔文墨也一并席卷而走,气得汪精卫大骂其无耻。一代巨奸贪婪自私的秉性,由此尽显无遗。
被军统“请”到监狱
1945年10月,戴笠接到李宗仁的肃奸命令,带着一帮随从驾机抵达北平时,王揖唐因吃坏了肚子正在北平中央医院住院。王揖唐虽然贪婪无耻,但对形势的发展还是看得很清楚的,他深知日本人大势已去,自己是汉奸名录里面的“大人物”,国民政府肯定不会放过他的。为给自己找条后路,他想到了时任国民党财政部顾问的老朋友李思浩,忙给李写信求援。王揖唐满以为凭自己与李思浩的多年“交情”,李会拉他一把的。岂料,作为蒋介石同乡的李思浩亦不满王的卖国罪行,给其回信说:“时至今日,实无能为力,但求菩萨保佑。”王揖唐接信后百感交集,大骂李思浩不够朋友,但又无可奈何,只能抱着一丝侥幸,希望国民政府能放他一马。
1945年10月5日,经过周密筹划,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借东城兵马司胡同1号原伪华北经济总署督办汪时璟的公馆“设宴”,“招待”北平城里的原伪府特任级以上官员。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马汉三亲自在门口迎接,将来人一一向戴笠引见。络绎不绝的汉奸如王克敏、王荫泰、齐燮元等,一个个卑躬屈膝地向戴笠摘帽鞠躬,点头哈腰。
人到齐后,戴笠宣布清点人数,已有五十余人到会。戴笠环视着周围大大小小的汉奸们,忽然问身旁的马汉三:“怎么不见王揖唐?”“还住在医院里,行动不便,反正也跑不到哪里去。”马汉三忙回答道。此时听了马汉三的回答,戴笠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宴会结束后,这些汉奸们被一起投到了监狱。
消息传到医院,王揖唐顿感末日即将来临,他连忙派家人找到时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张景涛,将以前蒙藏委员会的房子送给了他,希望减轻一点儿自己的罪行。孰料,张尚未开始活动,王克敏却在炮局监狱内自杀而死,让戴笠大为恼火。顾及着军统局的脸面,为应付民众的肃奸舆论,也为着免受蒋介石的责罚,戴笠思索良久,觉得应该让王揖唐来顶这个华北头号汉奸的缺,便指令马汉三想办法将王揖唐从医院弄到监狱。
于是,王揖唐便被军统局“请”到了炮局监狱。但作恶多端的王揖唐虽然进了监狱,却仍不甘心,开始想方设法开脱自己的罪责。王揖唐想起了老朋友、时任国民政府西域省长的吴忠信,便写了一张措辞恳切的条子,托人转交吴忠信,指望吴能对其援手施救。
王揖唐在监狱里苦等救援之际,河北省高等法院发出通知,预备公审他。在给王揖唐的起诉书副本中,检察官先是简述了其投敌就任伪职的历程,继而一一列举了其在任伪职期间的祸国罪行。
看完了起诉书,王揖唐顿感心惊肉跳,他深知其中的任何一条罪状,都足以使他死上一百次,于是,便打定主意称病装傻,以沉默与法庭对抗。随后,捂着被子躺在床上的王揖唐被法警抬到法庭被告席上,在法官问其姓名、年龄、籍贯时,他均无一例外地以“啊”作答,后来干脆口也不张了。公审的两个半小时中,王揖唐一动不动,再未出一声,眼睛也未曾睁一下。目睹此状,曾有记者在报纸上骂道:“王逆竟成活尸,一言不发。”
过了几天,王揖唐又一次被抬到了法庭,他还是沉默不语。
拖了几个月的时间,直至全国各地和王揖唐相同级别的汉奸都已伏法,法院另派医生经过检查也证明王揖唐病状轻微,法院遂决定赶在“九一八”事变十五周年纪念之际,公开审判王揖唐,彻底了结审而不决的王揖唐汉奸案。王揖唐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
1946年9月17日,河北高等法院特刑庭开庭,公开审理王揖唐案。开庭后,王揖唐躺在帆布床上由法警抬至公堂,扶坐在被告席上的藤椅里受审。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后,审判长吴盛涵问被告有什么可辩护的,王揖唐仍然哼哼哈哈。法庭命令王揖唐解释其访日诗时,王揖唐这才开口,他推称其为文人游戏之笔墨,再问时便又缄口不语,称病避而不答。审判长遂与检察官商量后大声宣布道:被告若再不开口,将被视做供认不讳,要按缺席进行审判。
王揖唐仍然置若罔闻,开始闭目养神。审判长吴盛涵无奈,只好自顾自地宣读审判主文:王逆揖唐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没收。
并不想死的王揖唐随即委托辩护律师赵毅上诉至最高法院,但由于种种原因,上诉状被搁置,许久未见复判。愤恨不平的华北民众以为当局与王揖唐沆瀣一气,遂写了蒋介石政权庇护汉奸之类的“大字报”,贴在河北高等法院的门口。河北高院眼见形势严峻,群情激奋,立即委派专人赶赴南京最高法院探听情况并催促高院对王揖唐汉奸案进行复判。不几日,最高法院特刑庭的复判便下到了河北高院,“核准原判”。
后来,时局使得王揖唐案又被搁置起来。1948年9月初,看守所送来了最高法院的第二次判决书,仍是判其死刑。
9月10日早晨,河北高院院长将王揖唐的死刑执行令交给了检察官,检察官随即赶往姚家井第一监狱,向典狱长出示执行令,让其立即安排。典狱长随即派两名看守跑到“病监”去抬王揖唐上刑场。
多行不义必自毙。王揖唐的结局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检察官让人给王揖唐拍了照,又让法警拿着供词,将王揖唐的手拖着在上面按了手印。
枪声响后,这个卖国奸贼终于结束了他可耻的生命,走完了其罪恶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