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教授计算中国穷人的依据是按“联合国标准一天1美元不到为绝对贫困，2美元不到为低收入”得出的。他说；“中国有九亿人口没有达到2美元标准，为什么？九亿农民年均收入3587元，不到5000元，再加1亿城市贫民，中国穷人10个亿。” 这是2011年1月3日发表在［人民网］题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指出，中国穷人有10亿，不服电视辩论~！》一文所述的数据。
经历三十余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少数人富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多数人并没有富，也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13亿人口的大国还有10个亿穷人？出现这么多穷人的原因在哪？他们没有文化？他们不愿劳动？他们工作不勤奋？他们不会挣钱？看来都不是。中国的穷人之所以这么多且这么穷，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摆脱贫困的资格，因而面对贫困只有无奈。
穷人们如何无奈？请看看精英们是怎样对待穷人，就会明了。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说：
“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厉以宁又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厉以宁又说：“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说：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说：
“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说：“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国务院参事陈全生认为，
中低收入家庭“只需有房住，不必有住房”。而且他强烈反对国家为中低收入者建设廉租房，抨击政府“将中低收入家庭纳入住房保障体系的做法是开倒车”。陈全生说：“廉租房小区的煤气、暖气费用一般只能政府补贴，这给政府带来很大的负担。国际上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居住问题70%是租赁来解决的。”
国家建设部副部长齐骥说：
“对于普通的市民，通过租赁房屋来解决暂时的住房问题，应该是一个可取的方法。”他表示，“中国城市住房私有率在全世界不是第一也是第二，而在全世界各个国家，没有一个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是靠自己拥有产权这种方式。”
房产大亨任志强说：“钱在有钱人手里，赚钱就要赚有钱人的钱，如果我定位是一个商人，我就不应该考虑穷人。我们只给富人盖房。而官员们则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穷人们去租房子住。”
张维迎说：
“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
时下的中国，权贵和精英们已经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阶层。他们掌控着话语权和决策权。为不让既得利益得而复失，他们精心安排了穷人们的命运。如几千万工人下岗，要拉大贫富差距，百姓如何居住，以及建议取消所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等等，一一为穷人们作了设计和安排。由此看来，穷人想改变面貌，难！现今中国的穷人，已到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养不起老、育不起幼的困境，可是人民养肥的权贵和精英们，不但没给穷人雪中送炭，反而给穷人雪上加霜。他们如此对待穷人，良知何在？实在令人惊呀！
编后语：30年“改革”，谁富了？人人皆知，是特权者利用国家的权力富了；而出的牛马力的劳苦大众不仅未富，反而被沦为底层社会的悲惨境地。他们只所以这么惨，是因为国家赋予他们的主人翁地位和应享的权利，被特权者野蛮地剥夺了。比如，一个命令就把国企“改制”了，“改制”的结果，工人失去工作权、生存权，国有资产流入特权者手中。又如，“城市化”，使特权者和房地产商暴富，而被强拆者和被强征者被鱼肉，更多的农民则沦为“失地农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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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5 11:2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