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的义妓小凤仙为何爱上蔡锷将军

怀恩堂寿衣

谈论妓女，是比较敏感的话题。但在旧时代，妓女也包括在三教九流的范围之内，与贩夫走卒无异。因而我辈在梳理城市的往事时，似乎大可不必刻意回避。
　　虽然唐宋的诗人(譬如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以及擅长写“花间词”的柳永）与妓女的关系很密切，但妓女的影子仍然很难登上大雅之堂，顶多属于“民间团体”罢了。到了元朝，取代柳永地位的是关汉卿，他作为当红的词曲作家出没于勾栏瓦舍之间，与媚眼频抛的歌伎舞女们打情骂俏。关汉卿生长于元大都，堪称正宗的“老北京”了，他在脂粉堆里一样能找到大腕的感觉。
　　对妓女的记载一般只能见之于野史之中。恐怕要算《马可·波罗游记》，较早介绍了北京地区(时称元大都)妓女的规模与状况。马可·波罗说，新都城内和旧都(金中都)近郊操皮肉生意的娼妓约二万五千人，每百名和每千名妓女各有一个特设的官吏监督，而这些官吏又服从总管的指挥。给人的感觉是，元大都对妓女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而督察大员则相当于百夫长或千夫长，行之有效地统率着天子脚下的红粉军团。妓女甚至进入了这个欧亚大帝国的外事(外交)领域：“每当外国专使来到大都，如果他们负有与大汗利益相关的任务，则他们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为了用最优等的礼貌款待他们，大汗特令总管给每位使者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并且每次一换。派人管理她们的目的就在于此。”妓女的“觉悟”好像也挺高，“都认为这样的差事是自己对大汗应尽的一种义务，因此不收任何报酬”。不知马可·波罗统计的妓女数目是否有夸张的成分？其中是否包括未正式注册登记的暗娼？而“卖淫妇除了暗娼以外是不敢在城内营业的，她们只能在近郊附近拉客营生……无数商人和其他旅客为京都所吸引，不断地往来，所以这样多的娼妓并没有供过于求”。看来那是一个“性解放”的时代。不过在当时，除了元大都之外，全世界恐怕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养得起如此庞大的妓女队伍。元大都的“客流量”真是太可观了。
　　明朝的北京，红灯区又是什么样的呢？现只听说，导致吴三桂冲冠一怒的红颜陈圆圆，就是“三陪女”出身：“姓陈名沅，为太原故家女，善诗画，工琴曲，遭乱被掳，沦为玉峰歌伎，自树帜乐籍而后，艳名大著。凡买笑征歌之客，都唤她做沅姬。身价既高，凡侍一宴须五金，为度一曲者亦如之。走马王孙，坠鞭公子，趋之若鹜，大有车马盈门之势。即词人墨客，凡以诗词题赠沅姬的，亦更仆难数。”后来，崇祯皇帝驾下西宫，国丈田畹，以千金购之，将其包养起来。再后来，吴大将军去田府串门，一见圆圆，惊为天人，爱得要死要活……
　　明清两朝，皇帝都住在紫禁城里，妻妾成群。紫禁城俨然已成最大的“红灯区”。大红灯笼高高挂，只不过三千粉黛，都是为一个人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女无辜(虽然也会争风吃醋“抢生意”)，皇帝才是天底下最贪婪最无耻的“嫖客”。明帝大多短命，想是太沉溺于女色的缘故。而清帝中，甚至出过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微服私访去逛窑子的人物，其中闹得最出格的是同治。他脱下龙袍换上布衣，让小太监扮作仆人，频频光顾八大胡同，跟上了瘾似的。结果染上梅毒，十八岁暴卒。既误国，又害了自己。
　　此外，晚清还出过个赛金花。赛金花绝对属于“另类”。她生长于烟花巷陌，遇见大状元洪钧，就从良了。虽然只是妾，她却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德、俄、荷、奥四国，算是出过远门，见识了外面的花花世界(甚至拜晤过维多利亚女王与威廉皇帝)，很出风头的。自海外归来，因洪钧早逝，家里断炊了，就重操旧业。陈宗蕃《燕都丛考》记载：“自石头胡同而西曰陕西巷，光绪庚子时，名妓赛金花张艳帜于是。”以昔状元夫人及外交官夫人之身份倚门卖笑，本来就适宜作为花边新闻炒作，赛金花的“生意”一定很不错，弄不好还能成为巴黎茶花女式的传奇。偏偏赛金花天生是盏不省油的灯，又卷入了更大的是是非非：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她与德帅瓦德西闹了场满城风雨的“跨国之恋”……真不知她怎么想的。
　　说起老北京的妓院，人们首先会想到八大胡同。所谓八大胡同，并非某一条胡同的名称，而是由八条胡同组成的，位于前门外大栅栏附近，因妓馆密集而成一大销金窟。《京都胜迹》一书引用过当时的一首打油诗曰：“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口的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弦歌杂(韩家潭)，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系一小横巷，西通陕西巷，东通石头胡同)，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廊营、小外廊营)。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民国后，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为八大胡同火上浇油。他出手很“大方”，花高价收买参、众两院八百名议员(号称八百罗汉)，每人月薪八百块现大洋。而国会的会址位于宣武门外象来街(今新华社)。“钱来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南城一带产生了畸形的繁荣，许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四十年代还津津有味地谈起‘八百罗汉’闹京城时的盛况……古有饱暖思淫欲之说。‘八百罗汉’酒足饭饱之后，当然不乏有些寻花问柳的青楼之游。位于前门、宣武门之间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红灯区，许多妓院竟然挂出了‘客满’的牌子。”这段文字，见之于方彪著《北京简史》。唉，八大胡同，竟然“载入史册”了。
　　八大胡同曾是赛金花“重张艳帜”之处，但毕竟出了小凤仙那样真正的义妓。袁世凯复辟称帝期间，滇军首领蔡锷身陷虎穴，为摆脱监控，假装醉生梦死，放荡不羁于八大胡同，因而结识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小凤仙。小凤仙胆识过人，掩护卧薪尝胆的蔡将军躲避了盗国大贼的迫害。“一九一六年，一个叫蔡松坡(蔡锷)的人，在云南举行了倒袁起义，打碎了袁世凯的迷梦。这位蔡锷的名字永存于北海西北角的松坡图书馆。面对蔡锷的起义，袁世凯筹划已久的君主制度像一枕黄粱般破灭了……”(林语堂语)蔡锷为中国的民主制度立下汗马功劳，其中似应有小凤仙的一份，多亏她助了一臂之力。古人常说英雄救美人，可这回却是沦落风尘的美人救落难的英雄。
　　根据《燕都旧事》一书引用的资料：“民国六年(1917年)，北平有妓院三百九十一家，妓女三千五百人；民国七年(1918年)，妓院增至四百零六家，妓女三千八百八十人。民国六七年间，妓院之外私娼不下七千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万人之上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首都南迁，北平不如过去繁荣，妓院、妓女的数字也随之下降。民国十八年(1929年)，北京头等妓院有四十五家，妓女三百二十八人；二等妓院(茶室)有六十家，妓女五百二十八人；三等妓院(下处)一百九十家，妓女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四等妓院(小下处)三十四家，妓女三百零一人。以上共计妓院三百二十九家，妓女三千零五十二人。但实际上暗娼的数字很大，真正妓女的数字比这大得多。”据说妓院的房间很矮小拥挤，跟鸽子笼似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及一桌一椅。那里面收容着烟花女子们扭曲的人生。
　　叶祖孚先生曾重新参观了从前妓院旧址。他去了朱芳胡同九号，那里原来是家二等妓院，叫聚宝茶室，门框上面“聚宝茶室”四字犹存。“听说在一次房管局修缮房屋过程中，居住在里面的居民愤怒地要求铲掉门口这四个字，他们不愿意这些象征耻辱的痕迹仍旧保存着。”朱家胡同四十五号，原先的妓院叫“临春楼”，门框上刻有“二等茶室”的字样；里面的住户，抬头低头都能看见，估计同样很不是滋味。“这里楼下五间房，楼上也是五间房，每间房约九平方米，原先楼上楼下都是七间房，每间房只有六平方米，后来改成五间，略大了些，但仍是鸽子笼似的……”
　　妓院分三六九等，其中的头等者，硬件设施要高档一些，甚至很豪华，可以想见其门前车马喧嚣的情景。而百顺胡同，就是精装修的头等妓院之集中点，专为上流社会提供服务的。譬如四十九号，是个四面环楼的院落(属于另类的四合院)，“每面四间房，楼上共十六间，楼下也是十六间，每间房均十平方米大。有个楼梯通到楼上，楼梯还结实，楼上还有雕花的栏杆。看了这个头等妓院，可以想象从前这里妓女倚门卖笑，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样子，从这里散发出来的污浊空气腐蚀着整个北京城。”头等妓院除了经营“老本行”，额外还提供餐饮游乐，堪称全方位的服务。韩家潭二十七号，即叫做“清吟小班”的地方，“门口上面有个名叫李钟豫的人题了‘庆元春’三字，是这家妓院的名字。这里院子比较宽畅，只有南北两面有两层楼房，每面都是楼上四间，楼下四间，两面共十六间房，房子比二等妓院要好一些，每间约有十平方米。
　　这是富人们的销金窟，除了可以嫖妓外，吃得也不错，经过修理的楼梯上还钉着一块‘本庄寄售南腿’的木牌，证明从前这里的饮食水平。”连金华火腿都成为一大招牌了。只是，闻风而至的公子王孙，并非真的垂涎于此地之伙食，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在乎美人之玉腿。
　　值得一提的是，这花枝招展的韩家潭(今名韩家胡同)，曾是闲散文人李渔的隐居之地。“他生于明清之际，进北京似在入清以后，请张南垣为他在韩家潭垒石蓄水，仍以他在金陵的别墅‘芥子园’为名，题楹联曰：十载藤花树，三春芥子园。”芥子园，恐怕可能是八大胡同地带惟一的文化遗迹。放荡不羁的李笠翁，即使挟妓醉饮，也不会怎么脸红的。他老人家并不在乎与八大胡同的秦楼楚馆为芳邻，不在乎后人说闲话。
　　前一段时间，有好事者，倡议修缮八大胡同妓院遗址，作为旅游景点，吸引中外观光客，哪怕是进行一番“忆苦思甜”的教育，也有积极意义。此言一出，在报端立即招致众人反对。有人说：老北京的风俗，不能靠八大胡同来表现，有趣味的地方多呢，天桥、大栅栏、琉璃厂等等，够玩的了。有人说：让八大胡同重新曝光，不过是为了满足某些现代人对妓女生活的好奇心与窥视欲，会产生毒害作用的。凡此种种，都恨不得将八大胡同夷为平地，最好是索性将其从中国人的记忆里抹去。
　　抹，是抹不去的。八大胡同毕竟是北京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至于是否有必要列为景点隆重推出，确实够让人为难的。怀古乎？怀旧乎？八大胡同，似乎跟巴黎的红磨坊、纽约的红灯区还是有区别的。东、西方的道德观念，也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本地虽然一直向外来游客推荐“胡同游”(坐在老式的人力车上，体验一番“胡同窜子”的感觉)，但八大胡同并未列入其中，即使不能算禁地，也属于被(刻意)遗忘的角落。
　　谈论妓女，一如在谈论洪水猛兽。八大胡同，乃至天底下所有的红灯区，仿佛是人类囚禁、奴役自身的“动物园”，或者说，都展览着人性向兽性演变的复杂过程，令后世之观者惆怅不已、五味俱全。是的，我们无意间目击了人类心灵中曾有过的阴暗面。华美的肉体与丑陋的灵魂，形成鲜明的对比。
　　《燕都往事谈》一书，在原则乃至语气上把握得很准、很正，虽涉及了一些烟云往事(或烟花往事)，但特意在代序中强调：“旧北京也有它的阴暗面：公开和不公开的妓院，形形色色的赌博，以及算卦相面、坑蒙拐骗……充斥着这座古城的底层，散发着臭气，毒害着人民。纸醉金迷的‘八大胡同’是罪恶的渊薮，使古城失色。北京解放以后，这些垃圾堆被铁扫帚扫到九霄云外去了。本书记下这些资料，目的在于让后人知道旧社会曾有这样的渣滓，以便提高警惕，千万不能让沉渣泛起。”
　　读老照片，能对清末的妓女有更为直观的印象。我发现，当时有两类女性颇爱照相的。其一是宫廷女性(以慈禧太后为代表)，其二是烟花女子。前者是因为与洋人接触的机会多，难免忍不住好奇心，摄影留念。后者也同样如此，只不过场合不同罢了。外国使节或传教士，在紫禁城和颐和园里，跟慈禧太后之流打交道，是很累的，生怕破坏了礼仪。于是，业余时间，就去泡八大胡同，放心大胆地见识神秘的东方女性。饮酒作乐之余，难免技痒，顺便掏出照相机来，摁一摁快门。在中国的民间女子中，很难有谁能像妓女这么大方，经得起陌生的蓝眼睛的挑逗与注视。于是，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摄影爱好者”们，终于在八大胡同深处寻找到最称心如意的模特儿。
　　赛金花各个时期的玉照，堪称是当时最“上镜”的中国女性了，拍照时比慈禧太后要放松，况且也更年轻。挺会摆姿式、做表情的。如果不加以说明，你会以为画中人是某大家闺秀。
　　更多的则是一些无名女郎，穿着形形色色的旗袍，或中式棉袄，在画栋雕梁间搔首弄姿。客观地说，北京妓女的打扮比较朴素(有些尚未摆脱村姑的稚气)，比同时期上海滩的摩登女郎要显得土气一些。她们虽然碰巧进入“洋镜头”了，但估计还没使用过巴黎香水、伦敦口红。
　　有一幅照片，内容是这样的：两位俄国大兵(肯定是八国联军的)，各自正搂着一个强作笑颜的妓女(至少我希望其笑容是强作出来的)，围坐在八仙桌边，高举酒杯合影。只需看一眼，你就会明白，所谓的“铁蹄”指的是什么。当时，连紫禁城都在洋人的刺刀下颤栗，更何况八大胡同呢？这一回，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照相机了，还有口径更大的枪炮。想一想那一时期的中国，命运的悲惨，似乎并不比苟且偷生的妓女强到哪里。需要同时面对一大群如狼似虎的虐待狂，中国简直连招架之力都没有。
　　旧中国，对于垂涎三尺的西方列强来说，就是可以自由进出、肆意妄为的八大胡同。他们到这块古老而丰腴的土地上来，是为了寻芳探宝的，更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蹂躏其自尊。他们并不是腰缠万贯来消费的，而是借助坚船利炮来掠夺的。
　　从那妓院的照片里，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影子，一个无比屈辱因而无比漫长的瞬间。表情尴尬的女性，她们承担着的其实是双重的耻辱(从肉体到灵魂)，因为她们不仅是饱受欺凌的妓女，同时又是毫无尊严的亡国奴。而此时，中国的男人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抛弃了自己柔弱的姐妹？据了解，当时中国的天字第一号“男子汉”——皇帝本人，已一溜烟地逃出紫禁城，到偏僻的大西北避难去了。唉，光绪，临出逃前不仅无法搭救心爱的珍妃(被慈禧太后下令投进井里)，而且更顾不上照料首都的妇女们(包括社会底层的妓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即将身陷水深火热之中……
　　难怪有骚客借用古代郛国夫人的诗句，来形容公元1900年的北京城：“尽无一人是男儿！”
　　日本电影《望乡》，通过主人公在南洋的山打根妓院所经历的沧桑巨痛，表现了一群“南洋姐”被祖国抛弃(甚至归国后还受到歧视)的苦难生活。作为一个战败国，能以电影的方式对那一卑微的群体加以关注与追悼，恐怕需要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能做出决定的。
　　而中国人，不大可能为八大胡同(尤其是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的)拍一部电影的。正如他们在心理上把八大胡同排除在古迹保护的范围之外一样。八大胡同，哪能算“文物”？哪能辟作旅游景点？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吗？传统的观念是：家丑不可外扬，旧事(主要指负面的)不必重提。中国人，不大好意思(或没有勇气)直面惨痛的历史与惨淡的人生，更谈不上反思以及检讨了。他们常常选择回避或遗忘来化解自己曾遭遇的尴尬与羞耻，包括自己曾犯下的错误。
　　痛定思痛，倒也不失为一种美德，或一种勇敢。逛北京城，无意间碰见八大胡同遗址，其实大可不必绕道而行。

怀恩堂寿衣

　　也谈八大胡同
　　蒋晗玉
　　今年第四期《书屋》有洪烛先生《遥远的八大胡同》一文，该文对八大胡同历史有许多应了解而未触及处，“遥远”及开新眼界处不多。在下不耻学浅，就个人所知八大胡同相关资料作点补充。
　　一、八大胡同与男风
　　同性恋现象是始终伴随人类历史的。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同性恋现象，上自先秦。如《尚书·商书·伊训》载“三风十愆”中“乱风”内含的“四愆”便是比顽童；《周书》中作为俗语出现的“美男破老，美女破舌”；《战国策·秦策一》讲晋臣荀息献美男计于宫之奇“乃遗之美男，教之恶宫之奇”。另外“泣角窃驾”、“余桃新袖”的典故和相关同性恋现象记载更丰富。再下至当今，如言及“在我国约三千九百万至五千二百万的同性恋人群”的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所作的调查研究，说明该现象不容忽视。
　　而男性间出卖肉体，性交易的相公业，以明清为盛，以优伶为主要从业对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言：“明代虽有教坊，而禁士大夫涉足，亦不得狎妓，然独未云禁招优。达官名士以规避禁令，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谈笑；有文名者，又揄扬赞叹，往往如狂酲，其流行于是日盛。清初，伶人之焰始稍衰，后复炽，渐乃愈益猥劣，称为‘像姑’流品比乎娼女矣。”
　　而相公业最发达集中的地方在哪里呢？——京城八大胡同。
　　洪烛文中有“所谓八大胡同，并非某一条胡同的名称，而是由八条胡同组成的”之说，并举那首将胡同细名包括在内的咏八大胡同诗一首为证。然作为一个特定名词，人们固然可以举出八大胡同所包括的八条街巷名称，但也不必过于拘泥，实际只要知其大致范围即可。如《都门识小录》中言“八大胡同又名十条胡同，以该处大小巷计之，有十条也”。可见胡同建筑、街巷、胡同名称自明至清多有变迁，说法不一，作为一个区域名称看待“八大胡同”似更好些。大致宣武门、正阳门外，大栅栏、煤市街以西，琉璃厂以南，虎坊桥以北，以韩家潭为首，附近十数条胡同范围内。
　　我们来看看作于道光八年的《金台残泪记》讲述一个破败了的“老斗”（同性恋嫖客）回顾昔日繁华的眷恋：“王桂官居粉坊街，又居果子巷。陈银官尝居东草场。魏婉卿尝居西珠市。今则尽在樱桃斜街、胭脂胡同、玉皇庙、韩家潭、石头胡同、猪毛胡同、李铁拐斜街、李纱帽胡同、陕西巷、北顺胡同、广福斜街。每当华月昭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尝有倦客，侵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嗟乎！是销魂之桥，迷香之洞邪？”〔1〕
　　再看：齐如山先生在《齐如山回忆录》中所说：“私寓又名相公堂子。在光绪年间，这种私寓前后总有一百多处。光绪二十六年以前四五年中，就有五、六十家之多。韩家潭一带没有妓馆，可以说都是私寓。”〔2〕　　可见八大胡同在娼妓业繁盛之前，相公业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相公堂（或称下处、私寓）、相公（或称像姑、私房、老板、兔子〔俗骂男孩“小兔崽子”便从这来，人多未知其恶毒也〕）、老斗（玩弄相公者，年长或称干爹），这些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买卖体系。
　　让我们先看看相公堂的外景。《侧帽余谭》载：“门外挂小牌，镂金为字，曰某某堂，或署姓其下。门内悬大门灯笼一，金乌西坠，绛蜡高燃，灯用明角，以别妓馆。过其门者无须问讯，望而知为姝子之庐矣。”〔3〕　再进入相公堂内看看。写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的《听春新咏》曾载：“小庆龄、三庆部。色秀貌妍，音调体俊，寓居樱桃斜街之贵和堂。”（樱桃斜街与李铁拐斜街、韩家潭、五道庙交汇）这贵和堂“座无俗客，地绝纤尘。玉轴牙签，瑶琴锦瑟。或茶熟香清，或灯红酒绿。盈盈入室，脉脉含情。花气撩人，香风扇坐。即见惯司空，总为恼乱。拟诸巧笑之章，当嫌未尽”。《燕京杂记》：“优童之居，拟于豪门贵宅。其厅事陈设，光耀夺目，锦幕纱厨，琼筵玉几，周彝汉鼎，衣镜壁钟，半是豪贵所未有者。至寝室一区，结翠凝珠，如临春阁，如结绮楼，神仙至此当迹矣。”
　　然后我们看看这堂寓下处的诸种活动吧。《清稗类钞》言之甚详：
　　伶人所居曰下处，悬牌于门曰某某堂，并悬一灯。客入其门，门房之仆起而侍立，有所问，垂手低声，厥状至谨。俄而导客入，庭中之花木池石，室中之鼎彝书画，皆陈列井井。至此者，俗念为之一清。　　　　老斗饮于下处曰喝酒。酒可恣饮，无热肴，陈于案者皆碟，所盛为水果、干果、糖食、冷荤之类。酒罢，啜双弓米以充饥。光绪中叶，酒资当十钱四十缗，赏资十八缗，凡五十八缗耳。其后银价低，易以银五两。银币盛行，又易五金为七圆或八圆，数倍增矣，然犹有清益者。　　　　老斗与伶相识，若以数数叫条子矣，则必喝酒于其家。或为诗以纪之。中四语云：“得意一声拿纸片，伤心三字点灯笼。资格深时钞渐短，年光逼处兴偏浓。”拿纸片者，老斗至下处，即书笺，召其他下处之伶以侑酒也。点灯笼者，酒阑归去时之情景也?　　　老斗之饭于下处也，曰摆饭。则肆筵设席，珍错杂陈，贤主嘉宾，即醉且饱。一席之费，辄数十金，更益以庖人、仆从之犒赏，殊为不赀。非富有多金者，虽屡为伶听嬲，不一应也。　　　　老斗之豪者，遇伶生日，必摆饭。主宾入门，伶之仆奉红氍毹而出，伶即跪而叩首。是日，于席费犒金外，必更以多金为伶寿。簉座之客，且赠贺仪，至少亦人各二金，伶亦向之叩首也。

　　二、八大胡同与戏剧
　　老北京伶界有句俗语：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可见八大胡同与戏剧，特别是京剧的形成发展的历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洪烛先生文中谈到李渔在韩家潭的芥子园时说，“恐怕可能是八大胡同地带惟一的文化遗迹”。不肯定的“恐怕、可能”的措词说明作者下意识到自己的武断处吧。这里只说：八大胡同与戏剧界的关闻，文化遗迹之多已不是“惟一”了。
　　李渔凭跑江湖的家班实践和《闲情偶记》的理论，以及大量的剧本创作，成就了其戏剧大家的历史地位。他康熙初年寓居韩家潭，其宅有一颇幽默对联，“老骥伏枥，流莺比邻”，只是这“流莺”还真不好辨雌雄呢。　另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官至户部主事、员外郎，住宣武门外时称海波巷（今称海北寺街）的戏剧大家，写《桃花扇》的孔尚任亦是在八大胡同区域居住。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正月“人日”（初七），孔尚任邀集十八位文人墨士在家中听伶人演唱《桃花扇》。他在《庚辰人日雪霁·岸堂试笔分韵》诗并序中兴高采烈地描绘了这次雅集。说到《桃花扇》自要说起女主角妓女李香君了，孔尚任孔门子孙，儒学大家，士大夫之族，对最下层的妓女却给予了不同寻常的歌颂。剧中批语云：“巾帼卓识，独立天壤”、“妓女倡正伦，真学校朝堂之羞也”、“压倒须眉”、“男人齐拜倒矣”，这较之洪烛先生对赛金花的轻谩无识实要人文关怀，难能可贵得多。
　　洪先生只知赛金花在八大胡同张艳帜，却不知她凭借流利德语游历欧洲见识，走出八大胡同直面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的勇气，对其劝联军不要滥杀无辜，保护了不少义和团拳民，保护了清宫建筑……试问当时有几个男儿做得到呢？
　　徽班进京对京剧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790年清高宗弘历为举办八旬大寿，命浙江盐务大臣承办皇会。闽督伍拉纳命其子亲率安徽二庆徽戏班进京祝禧演出，便下榻八大胡同之韩家潭。此后四喜、春台、和春等戏班相继来京，分别下榻于八大胡同之百顺胡同、陕西巷和李铁拐斜街。四大徽班扎根在南城，扎根在戏园、戏楼集中的大栅栏和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及其周围至近代以来，其聚集的科班有：长春科班，国剧研究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组织），富连成科班（梅兰芳、周信芳、贾大元等数十人带艺入科学戏的名班），斌庆社、小荣椿班、正乐社、荣春社、鸣春社、承华社（梅兰芳组织）。
　　京剧名伶大都在八大胡同之韩家潭、百顺胡同、石头胡同、王广福科街等胡同内居住，现在宣武区保存了一批尚好的故居。比如梅兰芳1894年生于李铁拐斜街，1900年其家迁至百顺胡同，后又迁至芦草园街。其母逝后又搬到鞭子巷头条……
　　京剧艺术生长在相公业日渐发达的八大胡同区域，加之明代戏班的男旦体制的确立，优伶男旦与相公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操相公业的除歌童小唱、剃头仔、曲艺档子、顿子等，主要就是戏剧伶人。
　　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戏园内男旦相公与老斗之间的丑行恶态吧。《梦华琐簿》：“戏园分楼上、楼下。楼上最近临戏台者，左右各以屏风隔为三、四间，曰官座，豪客所聚集也。官座以下场门第二座为最贵，以其搴帘将入时便于掷心卖眼。”〔4〕另开戏之前，戏园有“站条子”（或称“站台”）的恶习。主要男旦扮好戏装站立台口让“老斗”们品头论足。一旦在台上看到相识的老斗，他们就会眉眼传情，作姿作态，并且还会直接下台前去侍候。当时在演出安排上，流行由主要男旦演“压轴儿”，之后的“大轴儿”（送客的大武戏）将散之际，男旦就好换装完毕与老斗登车，去附近酒楼或下处“销魂”去了。对同性恋现象描述很多的小说《品花宝鉴》第三回对这些戏楼现象有入微的展示：
　　不多一回开了戏，重场戏是没有什么好看的。望着那楼上，有一班像些京官模样，背后站着许多跟班。又见戏房门口帘子里，有几个小旦，露着雪白的半个脸儿，望着那一些起人笑，不一会就攒三聚五的上去请安。远看那些小旦时，也有斯文的，也有伶俐的，也有淘气的，身上的衣裳，却极华美：有海龙，有狐腿，有水獭，有紫貂，都是玉琢粉妆的脑袋，花嫣柳媚的神情，一会儿靠在人身边，一会儿坐在人身旁，一会儿扶在人肩上，这些人说说笑笑，像是应接不暇光景，聘才已经看出了神。又见一个闲空雅座内，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好个高大身材，一个青黑的脸，穿着银针海龙裘，气概轩昂，威风凛冽，年纪也不过三十来岁，跟着三四个家人，却也穿得体面，自备了大锡茶壶、盖碗、水烟袋等物，摆了一桌子，那人方才坐下。只见一群小旦，蜂拥而至，把这一个大官座也挤得满满的了……
　　正在看他们时，觉得自己身旁又来了两个人。回头一看，一个是胖子，一个生得黑瘦，有了微须，身上也穿得华丽，都是三十来岁年纪，也有两个小旦在跟着说闲话，小厮铺上坐褥，一齐挤着坐下。……忽见那胖子扭转的手来，在那相公膀子上一把抓住。那相公道：“你做什么，使这样劲儿？”便侧转身向胖子坐了，一双手搭在胖子肩上。那先坐的两个相公，便跳将下去，摔着袖子走了。又听得那胖子说道：“蓉官，怎么两三月不见你的影儿？你也总不进城来瞧我，好个红相公，我前日在四香堂等你半天，你竟不来，是什么缘故呢？”那蓉官脸上一红，即一手拉着那胖子的手道：“三老爷今日有气。前日四香堂叫我，我本要来的，实在腾不出这个空儿，天也迟了，一进城就出不得城，在你书房里住原很好，三奶奶也很疼我，就听不得青姨奶奶，骂小子，打丫头，摔这样，砸那样，再和白姨奶奶打起架来，教你两边张罗不开。明儿早上，好晒我在书房里，你躲着不出来。”蓉官没有说完，把那胖子笑得眼皮裹着眼睛，没了缝，把蓉官嘴上一拧骂道：“好个贫嘴的小么儿，这是偶然的事情，哪里是常打架吗？”聘才听得这话，说得尖酸有趣，一面细看他的相貌，也十分可爱，年纪不过十五六岁。一个瓜子脸儿，秀眉横黛，美目流波，两腮露着酒凹，耳上穿着一双小金环，衣裳华美，香气袭人…… 　　　　八大胡同区域戏楼茶园、酒楼饭庄、堂寓下处这种斗相麇至、打情骂俏、不堪入耳的场景当年是处处可见。时人蒋芷侪曾记：“八大胡同名称最久，当时皆相公下处，豪客辄于此取乐。庚子拳乱后，南妓麇集，相公失权，于是八大胡同又为妓女所享有。”光、宣之际，北京妓业的兴盛程度已经超过相公业，清亡，民国肇造，娼妓彻底胜过相公。这里必须提到一位著名的戏剧艺术家田际云，他于民国元年四月十五日递呈于北京外城巡警总厅，请禁韩家潭一带相公寓，以重人道。而他宣统三年就拟上批呈，却反被相公中有背景有财力的买通官府，反告他而使他被捕，关了百多天才放出。这也是中国相公业最后的挣扎了。这次田际云胜利了，总厅准呈，并于同月二十日发布告示，文曰：
　　外城巡警总厅为出示严禁事：照得韩家潭、外廊营等处诸堂寓，往往有以戏为名，引诱良家幼子，饰其色相，授以声歌。其初由墨客骚人偶作文会宴游之地，沿流既久，遂为纳污藏垢之场。积习相仍，酿成一京师特别之风俗，玷污全国，贻笑外邦。名曰“像姑”，实乖人道。须知改良社会，戏曲之鼓吹有功；操业优伶，于国民之资格无损。若必以媚人为生活，效私倡之行为，则人格之卑，乃达极点。现当共和民国初立之际，旧染污俗，允宜咸与维新。本厅有整齐风俗、保障人权之责，不断容此种颓风尚现于首善国都之地。为此出示严禁，仰即痛改前非，各谋正业，尊重完全之人格，同为高尚之国民。自示之后，如再阳奉阴违，典买幼龄子弟，私开堂寓者，国律具在，本厅不能为尔等宽也。切切特示，右谕通知。〔5〕

　　三、洪烛所述八大胡同有关人事之异议
　　（一）“而清帝中，甚至出过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微服私访去逛窑子的人物，其中闹得最出格的是同治。他脱下龙袍换上布衣，让小太监扮作仆人，频频光顾八大胡同，跟上了瘾似的，结果染上梅毒，十八岁暴卒。既误国，又害了自己。”同治于1861年8月其父咸丰死，旋继位时五岁多，辛酉政变后决定自1862年改元，同治已六岁，至1874年亡，共十三年，同治寿元应为十九岁。同治是死于天花还是梅毒迄无定论，也许将来开陵验骨或验发会有结论吧。他是嫖妓染病而亡，还是狎优、玩相公中毒也不好定论的。一是咸同时期八大胡同是相公的天下，时人以狎娼为不齿，以狎优为名士风流，这是有史料可查的。这里讲更重要的一点是同治有同性恋活动记载。如《梵天庐丛录》卷二谓其与宫中太监有染；《清代野记·词臣导淫》曾载同治帝与翰林王庆祺狎坐一榻共阅秘戏图；《清稗类钞·优伶类·侯俊山顾盼自喜》言同治与名优侯俊山关系为“穆宗殊嬖之”；《异辞录》载：“同治末有某伶者，相传曾为上所幸”。近人沃丘仲子费君行简所著《慈禧传信录》言“又有奄杜之锡者，状若少女，帝幸之”。他又引用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语“狎迎宦竖，遂争导以嬉戏游宴”，“耽溺男宠，日渐羸瘠，未及再祺，遂以不起。哀哉”！
　　帝王好男宠历代有之，纵以上野史皆未可信，我们也不好只信洪先生的，哪怕他知道同治脱了龙袍换的是布衣。
　　（二）洪文讲到赛金花时说“因洪钧早逝，家里断炊了，就重操旧业”。笔者记得赛金花传记中，洪钧死后（也不是什么早逝），其大老婆怕赛金花再入娼门分了不少银子给她，何至断炊？一个状元郎，出使欧洲数国之重臣，死后妾会断炊是不好想象的。洪文又言“赛金花的‘生意’一定很不错，弄不好还能成为巴黎茶花女式的传奇。”不知其所指，只知有点语法错误。另外要告诉洪先生的是赛金花是开妓院的，不是一个人操业的。
　　（三）“唉，八大胡同，竟然‘载入史册’了”，不知洪先生载入史册为何要用引号引起来。《史记》、《汉书》都有佞幸列传，邓通、韩嫣、李延年这些为皇帝用口吮痛脓，被皇帝玩弄的同性恋者都可以载入正史，八大胡同上一上《北京简史》应毫不为过。
　　（四）洪文讲八大胡同某妓院楼梯上钉着一块“本庄寄售南腿”的木牌，“证明从前这里的饮食水平，连金华火腿都成为一大招牌了。只是闻风而至的公子王孙，并非真的垂涎于此地之伙食，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在乎美人之玉腿。”八大胡同的妓业是分档次的，公子王孙都如洪先生所想那么猴急，那么“出污泥而不染的小凤仙”也只能浊不堪言了。饮食是妓业中一项重要内容，应是常识。至于金华火腿不能证明八大胡同的饮食水平，也应是常理，这块牌的价值不在“火腿”而在“金华”上。清末十几年妓业兴盛的表现，一是南班增多。南班妓者来自江南苏浙一带，与本京北妓相比，南妓娱客的手段要显精致妩媚。“妓寮向分南北两帮。大抵南帮活泼而不免浮滑，北帮诚实而不免固执。南帮仪态万方，酬应周至。若北帮则床第外无技能，偎抱外无酬酢”（《清稗类钞·娼妓类·京师之妓》）由于南妓自身的长处，她们批量入京后自然大受欢迎。这一方面提高了北京妓业的招客能力，另外促使北妓去做一些改进，南北两帮妓女合力对抗相公，后者便愈现颓败之势。而那一木牌就正反映了这一南妓北上的现象。另赛金花、凤仙皆是南人哦。
　　（五）洪烛先生发现清末两类女性爱照相。一是宫中女，二是妓女，而且摄影者他都想像全为外国人。清朝的中国人就开始拍电影了，德国的铁甲舰也都可以让中国人开到日本去激发他们加强海军建设了。中国人玩相机、开相馆应还有这个可能，因为有很多妓女的照片是在有布景的相馆里拍的，其中应有中国开办的吧。邓拓先生有一篇杂文叫《欢迎杂家》，广博充分地占有资料是我们发议论的前提，在下也只是一个东抄西摘的“文抄公”而已。对于八大胡同的历史存在，完全可以作多学科更深入的研究的，目前已有很多扎实的学人取得了不少成果，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耐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