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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家住在新农村，千千万万的新农村建设点中一个普普通通的样本。 我读初三年的那年，4或5月份的某一天，一片人山人海、红旗招展的火热场面铺展在了我家门前那条约六七米宽的小河边。这条流淌了不知多少年年的小河沟在我家门前的一段近100米的河道将要改道，原来是河床的地方将被填起来，并将建起一座座新房子。 而故事得从更久之前说起。 我们住在重庆北部山区一个普通的小山村，离县城两小时路程，丘陵地形，土质贫瘠，无特产，交通及其不便。 2000年夏天，我们那里爆发了很大的山洪，急雨在一夜之间持续降落，我们家门前那条小河沟作为整个村最主要的外泄河流承受不住迅疾猛降的流量，在离我们家很近的一个山坡拐歪处冲垮了原先的河堤，从一片肥沃的良田中间流泻而出。 山洪过后，那片田里变得坑坑洼洼，并留下满地洪水裹挟而来的大片山石。从集体劳动时期直到改革开放前，每次山洪爆发后，村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修补河堤，那一次也不例外。 我很小的时候经历过那种全村人一起修补挑土抬石的劳动场面，但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这项农村最后的集体劳动已经越来越马虎。 虽然农民在千百年同自然抗争中养成了一种互帮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因为这次坏的是你家的水田，下一次很可能就是我家的，谁家也没有能力单独修好一段河堤。但随着精壮劳动力的不断外出，曾经尺寸皆贵的土地已经变得不值钱了，到处都是闲置荒芜的好田好地，根本种不过来。被河水冲毁的土地要么无人重视，要么就算有人重视，也得不到大家的共鸣。 自从我们家那片门前那片水田被冲毁，而且再也没有重新整理出来之后，村里一些干部就在思虑着要不要干脆将河道该向，顺着那片水田流去。这样原来原来紧临公路的河床就可以填平。 填平了干嘛？建房子！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是如何，但我知道在整个渝东北广袤的丘陵地貌山区，逐水而居的古则一直被很好地遵循着。无论何地，任何一条河流周围的山谷地带都是人们建房子的首选，一些大江河周围则发展成了城镇。 我爷爷是一名老支部老书记，退休后对村里的事务一直热心不降，而对改河建房这件事则更是投入了空前的激情。虽然他不需要建房子，他的几个儿女也都有房子住。他想的是为大家谋福利，虽然所有的人也都有房子住。 但能让有水又有路的地方腾出更多的土地用于建房，有一种生活在向上的隐喻。建房，建更好的房，建更多的房，对农民甚至是所有中国人来说，似乎都是吃饱穿暖后的一种天然选择，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说明。 我爷爷一直对这件改河这件事寄予热望，村里的干部们也一次一次关在办公室里讨论，但却始终没有做出最终决定。我们那里的村干部都是村里文化程度不高的本村人，一般都是家里条件比较好一点，或是做点小生意，或是在跑交通，道德口碑也还不错的人。在大部分人都已经外出打工的情况下，他们成了留守下来的能人。村干部的职位能让他们既不外出，也还能基本保持和外出打工人员相当的收入水平。这些人在政治上无上升的可能，因此在处理村务的时候他们不会有政治上的考量，而一般以能够得到的利益，麻烦程度和面子为准则。 在当时的情况下，改河这件事在这三方面都没有太大的优势。 时间滑到2005年末，这一年，《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在10月份举行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会议精神通过中央文件的形式迅速下达各地各县各乡甚至各村，建设资金除了国家预算里的资金投入外，剩余的部分主要由土地出让金补足。 到2006年初的时候，我记得，似乎各种电视新闻上新农村建设就已经初有成效了，一排排整洁漂亮的街道房屋让我们那里的农民羡慕不已。 而直接刺激村干部们神经的是，我们乡另外一个村在新农村建设的指示刚刚下达后就迅速搞了一条街道，并被批准每个月举行三天集市，俗称赶场。我没去过那个地方，但我爷爷几乎是愤怒地说：“那个村比我们村穷多了！地势险恶多了！” 原先犹豫不觉的村干部们这次拿出了雷厉风行的作风，果断拍板。改河！这个河一定要改！不光要改河，还要平山！他们迅速向乡政府递交报告，也迅速得到了乡政府的批准。于是我们村朝新农村进发的昂扬步态便迈动了。 到当年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家门前的河流被填平了，我们家旁边的一座小土丘也被推掉了很大一部分，公路边上裸露出一块块覆盖着碎石和泥土的平地。那个时候，我还想象不出一栋栋新房子在这里拔地而起后是什么情景。 二 我们家的房子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建的，平行面朝公路，离我们家5分钟路程的地方是我们村的小学所在地，改向的河段就在我们家和小学校舍之间。我妈说最开始那里只有我们家一户人家，后来有了一家家庭诊所搬，后来又陆续有了一间铁匠铺，一家磨坊，一家小卖部，和几户纯种庄稼的人家。 直到我初中毕业，我们家和小学之间的那段路上的也就10来户人家。这些人家的房屋地基多是自己家里的农田。如果没有农田想在那里建房子的话可以用买，按门面算，2000年左右一个能修建一间堂屋一间厨房的门面八九百块钱的样子，这个价格后来有所提高，但涨幅不大。除了买，还可以用田地交换，除了田地质量有别的差价，再稍微给点转让费就可以了。 2006年的改河和平山整理出来的地基最初定价是在5000元，一部分用于补偿农民，另一部分作为建设费用。中央也曾在文件里明确规定，新农村的建设费用大部分由地方自己承担，可来源于土地出让金。所以我们那里的建房用地费用几乎是在突然之间跨越式奔跑起来的，由此，房子自然水涨船高。 这批改河和平山的来的地基由由村里统一售卖收取出让金，到这个时候，最古老的那种土地交换土地做地基的形式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所得出让金除了面积补给田地主人以外，剩余资金用于支付改河和平山的各项费用。补偿费大概以900~1000块一个门面地基的标准发放。 财产公示当然是没有的，但是在补给田地主人的补偿方面我发现一个现象，那些老实的村民最先就去领补偿费了，但是大多数的人都拖跟干部们杠。这种人往往取得胜利，事实上，越到后面拿到的补偿费就越多，听说最后甚至有人拿到了全部。 地基是分批卖的，第一批卖的是平山的地基，地基很快抢售一空。第二批卖的地基一下子涨到一万。并且还得通过抓阄的方式确定自己家里的具体位置，根据有些人看风水的结果，有些地方的地基似乎更好一些。 农村建一套房子很麻烦，主人家要自己到各个地方去买材料，设计房子式样和内部结构，每天为十几个建筑工人做饭，还要加餐，还要管照材料·····“哎哟，别提了，皮都掉掉了几层！”建过房子的人家家里几乎每个人都会骄傲而欣喜地抱怨。 即便如此，在被规划为新农村建设的那一段路边，一栋栋漂亮的两层或三层小楼还是以惊人的速度拔地而起，并不断增加。后来出现了专业的施工队，工人来自邻里他乡，就地租房子自己管吃管住，房主人只需要照管房子的事情，因此房子增加的速度更快了。从那时到现在，伴随着施工的那种嘈杂声再也没有消除过。 2006年下半年我到县里面读高中，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回一次家，每一次回家都看见自己熟悉的土地上有新的变化，地价则更是比竹子拔节还快地蹭蹭上涨。这种变化之快，总让人有一种放鞭炮的感觉，即在震天响的噼噼啪啪中听不见别的声音，莫名其妙地既兴奋又害怕。 到09年的时候，村里已经出现几个人在上海打工回老家专门建房子，建好就能立刻卖掉，一栋一个门面的三层小楼价格是十万左右，建房的人能赚一到两万块钱，房产证由土地出让者和房主人经办。 地基的价格则一直在持续上涨，10年年末的时候一个门面房是将近2万到11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两万了。买地基的人和卖地基的人都在思维缜密地估算，何时下手或出手是最好时机。 去年寒假回家，我看见原先规划的建设路段已经向两边扩展了三至四倍，而且据说规划区域内的地基已经快要卖空了。 截止这时候，我们家所在的新农村建设成果是从20户左右增多到超过200户家庭居住的房子，一栋新的村务办公小楼（据说可能马上又要重建了），一条一公里左右村民集资修建的水泥路，一条堆满生活垃圾的小河，每月6次的集市资格，县里的模范新农村建设荣誉，几家人尝试后又放弃的沼气池建设。 然后，然后，貌似没有了。哦，不对，还有因为建设新农村而显得异常破旧的村小学，走廊一走上去就有摇摇欲坠的感觉。 至于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似乎是，所有住在村里自家田地周围的人家都会搬到建设点周围。 三 迄今为止，我们村作为一个新农村建设的模范示范点，最大的成果应该是民居的爆炸式增长。但比较吊诡的是，虽然我们那里属于贫困县，但到新农村之前几乎所有的村民都已经住上了砖瓦房。 上世纪六至七十年代，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我国人口出现爆炸式激增，我父亲那一代人正是在那个时期出生的。到80年代中后期，他们那一代人开始组建自己的家庭，因此我的家乡也在90年初出现了第一次的建房高潮。 这次高潮里建的房子基本以生产队为单位，三五几家也有，六七八家也有，都坐落在自家的土地上。建起来的房子挨近公路，但又稍有距离，朝向则显得乱七八糟，周围有每家人的菜地、柴房、猪圈鸡舍等，诗情一点是形成了一幅错落掩映鸡鸣犬吠的图景，现实一点是生产便利。 那一代人建房，基本是白手起家，每家人都要为建房背债，很多人家到新农村建设之前才刚刚把家里以前的债务还清并有了一点存款。但从新农村建设伊始，大家似乎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就旧房子，而将这笔存款扔进了新房子。 在笔者看来，这种现象可以从两方面解析。第一个方面是政府的引导，在没有任何产业支撑的情况下，一个偏僻山村的新农村建设不是首先发展交通，不是开发特色产业，诸如农林牧产品，不是完善学校等长远性根本性建设，却是好快赶地建设房子，这本身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的确，现在的壮劳力大多数都在发达城市打工，可以轻易放弃刚刚建好几年的老房子而无顾虑，也可以不考虑种地或者发展其他土地产业的便利性。但是几年后呢，几十年后？第一代农民工基本上是毫无疑问要回到家乡的，他们子女的情况从现在看来并没有乐观到让他们无忧无虑颐养天年的程度。 另一方面其实来自于农民自身。对村民来说，在规划地买房子既出于无奈，但其实也有相当大部分也有自愿的成分。 无奈是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家在街上买了房子，原来的聚居地便越来越荒僻，四下无邻，孩子无法搭伴上学放学，非常危险。同时留守家里的老人妇女也面临许多安全问题，长大了的留守孩子，盗窃犯，精神病人等等都是这些老人和妇女应付不过来的犯罪分子。并且，房价越来越高，晚买不如早买好。 自愿则是因为中国农民对住到街上和城里的天然向往，仿佛这些地方就意味着另外一个等级的人。比如这些新住到街上的农民经常会互相打趣说：“哎哟，都是住在街上的人了哟！”我问过许多人为什么在街上买房子，除了孩子上学方便、安全问题、怕房价高涨以外，很多人会模棱两可地说出：“走两步路也平坦了些嘛！”“图个热闹嘛！”“大家都在搬嘛！”这些很轻飘飘的理由，而事实是，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安土重迁都还是农民一个很浓重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在短短二十年间已经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其消失速度和这二十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大有相得益彰之势。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在我们家所在的示范性新农村建设点看到一个长远的根本性的规划，不过，长远的事情还可以慢慢解决。眼下的问题是，一些没钱在示范点买房子的村民正被架空在原来的土地上，失去左邻右舍，失去安全保障，失去交通变得便利的可能性，以及政府来不及想象和解决的更多。 | 
发表于 2012-4-11 13:1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