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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供奉舍利子的朝圣之地,中沙镇南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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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A的每日心情
    慵懒
    2018-8-13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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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3]偶尔看看II

    发表于 2017-10-11 22:07: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六七十年代或者更早时期出生的人,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供销社、粮店、电影院和食品站等部门,对粮票、布票、盐票、糖票、油票、酒票和肉票等票证,那些计划经济年代的产物,是记忆深刻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经济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年代出生的人见证了那些部门的兴衰和那些特殊票证的消失,所经历的一些人和事,是80后和90后所未经历过的,也是他们无法理解的。我们出生于七十年代,属于那个时代,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但与供销社、粮店、电影院和食品站等部门发生的那些故事,却留在了我们内心深处,它反应了一个历史的变革,一个时代的变迁,是那个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供奉舍利子的朝圣之地,伟人毛泽东特别偏爱之地
    粮站里的故事  供奉舍利子的朝圣之地,中沙镇南乡村
    七十年代末,那个时期还是计划经济,还没包产到户,我们这里有一个粮站,粮站的业务很红火。每年夏天收购麦子、油菜籽,秋天收购稻谷、苞谷,夏天和秋天是最热闹的季节,来交公粮售稻谷苞谷的、卖油菜籽和小麦的人特别多,这两个季节都热闹非凡。因为人多,小孩子都喜欢热闹,家住附近的孩子都喜欢到粮站玩,每天到粮站可以看到不少运送粮食的卡车。那时车辆特别少,而且来粮站运粮食的卡车只有解放和东风两个品牌,看到车辆感觉很新奇。到粮店一来可以看车辆,二来小伙伴还可以做个游戏,当然这个游戏很缺德,就是大孩子怂恿小孩子拿根竹签,插在运粮食的卡车轮胎的气嘴里放轮胎的气。放气时发出哧哧哧的响声,小孩子们都觉得很过瘾也都很兴奋,只是开车师傅恨死了,因为开放了轮胎气的车很危险。每次卡车的轮胎气被放了,开车师傅都要气急败坏的找打气筒打气。当时人小不懂事,不知道会给会带来危险,现在想起来真的很缺德。  供奉舍利子的朝圣之地 伟人毛泽东特别偏爱之地
    有一次有个小伙伴在放卡车轮胎气的时候栽了,他正在放的时候被开车师傅发现了,把他逮个正着,我们都担心他,不知道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小伙伴被开车师傅带到粮站站长办公室那儿,因为都是家住附近的,站长认识他,况且他年龄小不懂事,最后批评教育,然后又把我们其他的同伴也叫过去,警告大家,再发现的放车胎气的话就要叫父母来了,吓得我们够呛。再也不敢做放卡车轮胎气的这种游戏了。
    农户交售稻谷或者麦子的时候,如果水分没有晒干,粮站就不收购,一般交粮的都喜欢在大晴天去粮站。如果没干透,可以放在粮店的坝子里晒,粮店有一块好几百平方米的水泥硬化坝子。
    交粮那段时间,晒粮食很紧张,为争坝子晒粮经常发生一些纠纷,不像现在,农户每家门前都有一块院坝,也没有人和你争。那时,为了晒粮食,要起得很早,先拿谷子、麦子或包谷到粮店的坝子去放一小堆一小堆的粮食占一些面积,要晒多宽就放多宽,那时的人们也很自觉,有一小块够晒粮食的坝子就行了,没有把整块坝子占为己有。然后等中午太阳大的时候,再回家背粮食到坝子去晒。在粮店交售粮食的农户晒,不交售粮食的家住附近的农户也晒。一般小孩子就是在坝子里守望和翻粮食,翻粮食要么用木耙子翻,要么光着脚丫用脚来翻,不翻粮食就晒得不均匀。
    粮食交售结束,粮站也要从粮仓里翻粮食出来晒,那时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粮站晒粮食那段时间,几乎没有农户晒粮食,来往的人较少,飞来吃粮食的麻雀很多。我们最喜欢捕麻雀,我们找来一根小棍子,一个煤筛,一根长麻线,用麻线栓在棍子的中间,在坝子晒粮食的地方用棍子把煤筛的一边支起来,我们躲在暗处拉住麻线的另一头,一旦有麻雀到了煤筛下面,就赶紧拉麻线,等煤筛盖下来,盖住麻雀,大家就赶紧围上去,把麻雀捉出来,把它杀了,开肠破肚打理完备再洗干净,抹上盐巴,拿到家里的火上去烤,烤熟后大家分来吃麻雀肉,大家都乐此不彼,只是麻雀太机灵了,虽然多,但很不容易逮到一只。
    不晒粮食的时候,我们也喜欢去粮店,一般情况是打包子,即把粮食装在麻袋里缝好袋子,有车来好拉粮食时,把包子搬到车上好运走。
    我们都喜欢穿长裤子,把裤子挽起来,光着脚在包谷堆或麦堆里去跳去踩,出来的时候,裤脚里或多或少会带一些包谷粒或麦粒在里面,大家把包谷粒或麦粒集中起来拿到街上田师傅家换麻糖吃。为了多带出包谷粒或麦粒,有个父亲在粮食部门上班的小伙伴还特意穿水胶鞋去包谷堆跳,到是得手了,因害怕被发现,好像只干了一次。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粮店已失去了它的功能,也淡出了我们的生活,有关粮店的人和事却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供销社的话题
    那时候,买什么生活用品都要凭票供应,我的印象中有布票、粮票、糖票、油票、盐票等票证。票证的功能,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要穿新衣服,就必须拿布票和钱到供销社的商店去买布来缝制,有多少尺布票就买多少尺布。
    其它的东西也很紧张,就算已经刚刚包产到户的时候都还很紧张,特别像尿素之类的肥料。我记得有一年,我家急需尿素,供应的不够,父亲找到一个亲戚,他是在上半区的木石公社供销社上班,他答应卖一包尿素给父亲,父亲很是高兴,那时没有车,父亲背一个背篼当天就和那个亲戚走了五十多里路,来到木石供销社,吃了晚饭天黑了以后才背上买的尿素往家赶,因为那个时候都是供应,走后门是上不了台面的,只有晚上没有人的时候才敢尿素把背出来,等父亲把尿素从木石背到家时已经下半夜了。
    对供销社销售的煤油、盐巴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还有不少的趣闻,一次,大姐与一个亲戚到安底赶集,我们马场到安底赶集的较多,因为走安底比走禹谟还近,所以大部分人都到安底赶集。大姐是第一次到安底赶集,那时安底已经开始出现代销店了,大姐很新奇,回到家后,很夸张的对父亲嚷道:爸爸唉!安底街上这里在卖盐巴,那里也在卖盐巴!
    父亲和母亲听了大姐的话都大笑不止。因为我们马场街上只有一个地方即供销社在卖盐巴,太出乎大姐的预料了。大姐还给我们讲,她花五分钱买了一根冰棒吃,我们都很羡慕大姐,埋怨她为啥不给我们弟妹们带几根冰棒回来,那时根本就不知道冰棒拿出来一会儿就会融化的。
    这些故事还有很多,只是无法一一叙述了。
    现在就不同了,各处的百货商场、超市、小卖部多如牛毛,商品也是琳琅满目,只是你没有那么多钱去买了,那时是有钱也买不到。
    看电影的故事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放电影的,但我懂事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这里有电影放了,最先是在学校的操场里放,后来是在公社的球场里放。
    每次放电影,是电影公司的任务,要不就是公社或大队去邀请来放的,还有的是搞重大节庆活动,比如说国庆节、建党节、建军节、六一节等等,放的时候不多,每年屈指可数。
    一听说放电影,几乎每家都是倾巢出动,每次放电影操场上是人山人海,密不透风,去迟了,根本看不到屏幕,只有站在外面听听声音了。
    因为我们家离学校近,每次看电影,占了天时地利的光,我们抬着板凳早早的就去学校操场抢了地盘,把板凳放在离屏幕较近的地方,每次还是完整的把电影看完了,不像那些住在八寨、青林、干堰、城墙、群丰、大桥几个大队的人家,好多人根本没有座位。
    但每次看电影,有些过程令我们这些小孩不乐意,电影要放之前要花很多时间放歌曲,等到真要开始放的时候,公社的领导(建乡后就是乡政府的领导)又要利用放电影的机会,不厌其烦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有的领导有时还大讲特讲一些春耕生产了、科技兴农了、打击刑事犯罪了等等内容。无论你愿不愿听领导都要讲半把个小时,有的甚至要讲个把小时,我最佩服的是我们乡的副书记,他是分管政法的,他最喜欢讲打击偷牛盗马了,不准酗酒闹事了等等,每次他都要滔滔不绝讲上个多小时,每次我们都听得打瞌睡。
    领导的讲话结束后,开始放电影了,可是每次放故事片电影之前,还要加放专题影片,内容大体都是些传染病防治了,农业科技生产了等等,一放就是个把小时,然后才是真正的主题,尽管如此,看电影的人们还是兴致不减。
    为了看电影,在其他其他乡或者其他大队放电影我们也去看。有一次,新民乡的油沙坡放《大渡河》,那里距我们马场街上有七八里路,我看到街上有人去看,就跟随人群一起去了。影片很精彩,看完后回来的路上,我没带照亮的东西,那时的手电筒少之又少,一般照亮用的是用火点燃干燥的竹篾片或者敲破的葵花杆,我跟着带有竹篾片照亮的人群后面走,勉强可以看清道路,后来光亮越来越弱,人渐渐走散了,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在路上了。前几天我们街上发生过一起凶杀案,死了人,我一想到这件事就非常害怕,摸黑赶到家时,全身都起鸡皮疙瘩了,父母埋怨我时讲了些什么我都没听进去。
    那个时候放得最多的是爱国主义题材的,什么《闪闪的红星》了、《渡江侦察记》、《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等影片。当然也放一些外国电影,像苏联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南斯拉夫的《桥》,还有就是印度的电影较多,我就看了《奴隶》、《大篷车》和《流浪者》三部电影。影片内容不太记得了,可对影片中的歌曲旋律倒还记忆犹新,特别是那首《亲爱的,回来吧!》的歌曲。
    后来,我们这里有了电影院,是个简易的电影院,也是一道几块木板做的简易门,围墙是土墙,有两三米高,为了防止人翻围墙,上面放一层杉丫枝,在杉丫枝上面再撒薄薄的一层薄土。那时电影票卖两角钱一张,看得人很多,特别是放武功片,看的人最多。我记得有几部电影,一部是《神秘的大佛》,一部是《少林寺》,还有两部《少林小子》和《武当》,看的人太多了,差一点把电影院的木门挤破。
    再后来,电视又渐渐进入家庭,电影院逐渐冷清,乡政府的电影队解散了,电影院也最终垮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可我还是会回忆起有关电影的那些事情。
    食品站的兴衰
    在那个时候,食品站是很热门的单位,每家每户都有喂猪的任务,喂的猪重量达到了要交售给食品站,生产队给交售猪的农户记录一定数量的工分。
    我们乡的食品站的位置在我们街的上场口,是租用的地方,那是奶奶家的房子,其实很简单,就一间小办公室,上班的职工都是本乡的人员,家住得不远,一间临时关猪养猪的大猪圈,可以关几十头猪,一个两边有墙的石头垒的斜坡车台,是用来撵猪装车时用的,还有就是一把台称和一个木架笼子,木架笼子两边安装有可以上下滑动的木门,过称的时候便于猪进出。收购猪时,木笼子是放在台称上的。
    一到上调(收购)猪的季节,食品站就相当忙,食品站的站长和其他工作人员全都赶来上班,开的开票过的过称,忙得不亦乐乎。
    食品站附近的小孩特别是那些稍大点的孩子都喜欢到食品站玩。一是看热闹,二是有时候还可以挣点钱。如果猪收购齐了,有时当天下午有拉猪的车来就把猪调走。车来拉猪时,就要找人赶猪装车,那些大孩子就找一根木棍与大人们一起帮忙把猪往斜坡车台赶,把猪撵进车厢,结束后,食品站的工作人员就要分配小工钱给大家,大孩子们站个人头多少也可以分一些,一般只要出了工的都可以分四五角钱,大孩子们都很高兴。
    有时候当天收购的猪没有拉走,下午和第二天早上就要喂食,食品站附近的人家或者有关系的亲戚就可以割点猪草卖给食品站,因为是奶奶家的地方,每次要喂猪,我们家都可以割猪草卖点给食品站,一背篼猪草一般可以卖块把钱。有时候遇到赶场天,食品站还要杀一头猪在市场上销售,虽然经济不活跃,但买肉的人还是不少,与食品站职工关系好的人家还可以割点油份多的宝肋肉。
    改革开放后,市场逐渐放开,农户养的猪也不用交售给食品站了。养猪场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各地街上卖肉的也多了,食品站也失去了它的功能,再后来各级食品站撤销了,逐渐远离了人们的生活。现在的孩子们无法了解食品站的变迁,可却是那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唐德友(金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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