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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北京市非居民垃圾处理费从过去的每吨25元上调为300元，增幅达11倍，明确释放出政府管理部门希望依靠市场化手段推进垃圾分类和减量的决心。  河南洗地机   http://www.weijiesi.net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众多城市已经开始提倡垃圾分类收集处理。1993年，北京率先制定《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对“城市生活废弃物逐步实行分类收集”；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8城市被列为全国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



但20年来垃圾分类的试点在国内多个城市踏步不前，没有被居民接受，长期处于“试行”状态。是居民素质问题，还是垃圾处理收费过低？是政府监管不力，还是产业链生态失衡？



“蚂蚁雄兵”折戟羊城：期待分类收集正规化



2014年，北京市非居民垃圾处理费从过去的每吨25元上调为300元，增幅达11倍，明确释放出政府管理部门希望依靠市场化手段推进垃圾分类和减量的决心。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众多城市已经开始提倡垃圾分类收集处理。1993年，北京率先制定《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对“城市生活废弃物逐步实行分类收集”；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8城市被列为全国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



但20年来垃圾分类的试点在国内多个城市踏步不前，没有被居民接受，长期处于“试行”状态。是居民素质问题，还是垃圾处理收费过低？是政府监管不力，还是产业链生态失衡？



“蚂蚁雄兵”折戟羊城：期待分类收集正规化



广州市分类得环境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静山，2008年从IT公司老板改行进入垃圾分类领域，与越秀区东山街开展垃圾分类合作。他把自己的计划称为“蚂蚁雄兵”，希望利用市场化手段收编“拾荒大军”和“收卖点”，将垃圾利用产业化、规模化。他一度收编了东山街的100多个“收卖佬”(拾荒者)，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然而，截至目前，杨静山只发展了两个街乡，“差不多要放弃了”。



当时他相信，政府早晚会扶持垃圾回收，但期待中的政府补贴并没有到来，而且因为无法找到更多愿意合作的街道社区，生产规模上不去，企业盈利很艰难。



杨静山认为，“垃圾”是能出效益的，按照他的构想，盈利来源主要有四个：一是厨余垃圾处理厂；二是旧服装处理厂；三是有毒有害垃圾处理厂；四是街道的广告经营。他希望通过垃圾减量的成果获得政府补贴。“目前政府处理一吨垃圾要给焚烧厂和填埋场补贴，如果我减量了，也应该有补贴。”



杨静山希望能在尽可能多的社区建立自己的垃圾分类服务点，这样就不会面对无垃圾可收的困境了。“所有的低价值垃圾，例如旧衣服、玻璃瓶，目前都没有建立回收体系，直接送去焚烧或填埋，一旦形成规模，这些东西都是有利用价值的。广州一年要淘汰300万~400万部手机，由于没有规模化收集，根本无法处理。”



杨静山试图与其他街道建立合作关系以扩大生产规模，却屡屡碰壁。“街道没有积极性，城管委说我没有资质，政府的补贴更是没有影子。”



杨静山的命运在垃圾分类回收行业具有代表性。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城市垃圾分类十分先进，大街小巷都有“废品回收站”，然而这套废品回收体系在上世纪80年代末慢慢萎缩。



这种萎缩换来的是民间“拾荒大军”的崛起。上世纪80年代末，来自四川、河南、安徽一带的农民，把“从垃圾堆里掘金”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据不完全统计，广州有拾荒大军10万人。在北京，这个数字超过16万人。可是，他们一直被城市管理者视为“小商小贩”，受到打压，因此这股垃圾分类回收的力量一直得不到发展壮大，导致目前许多垃圾流向“黑作坊”，造成环境污染、地沟油泛滥。



记者在北京市探访了多家废品回收站后发现，这些回收站普遍存在无资质名称、随意排污、圈地收费和消防隐患等问题。在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的北京聚宝库废旧物资回收公司，记者看到数千平方米的土地被分割出租给数十个废品回收小作坊，塑料、废铁等露天摆放堆积成山，远在百米外就能闻到空气中的恶臭。小作坊的经营者直接清洗粉碎塑料垃圾，产生的大量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附近河流，黑色的河水泛着泡沫。



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位于昌平区歇甲村的北京恒丰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在一个塑料回收小作坊内，十多名工人正忙碌地将堆积成山的饮料瓶粉碎。作坊老板见到记者十分激动：“我们在做循环经济，却天天被驱赶、关停。”



据国际食品(行情专区)包装协会秘书长董金狮介绍，这些小作坊将塑料瓶粉碎清洗后，再卖给一些小厂或黑作坊，用来制作“毒餐盒”等。而像北京盈创这样正规的、国内唯一能够生产食品级再生聚酯切片的企业，却常年苦于收不到足够多的饮料瓶。



同样的一幕也在厨余垃圾领域上演。记者在北京朝阳循环经济园区调研发现，高安屯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中心有5条生产线，日处理能力达400吨，但由于收不到足够的餐厨垃圾，目前仅开通了两条线。与此同时，北京的许多餐厨垃圾却在夜幕中流向城郊“养猪场”。



据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对北京市15个规模较大的废品回收场站进行调查，仅3个回收站在工商信息网能查到营业资质，其余12个回收站不挂门牌，开办者“像是圈地收费的地主”，公开对外“招商”，管理混乱，污染严重。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徐海云认为，政府部门对民间垃圾回收从业人员和废品收购站的监管出现真空，导致垃圾分类回收体系不完整，城市建设中缺乏专门的垃圾分类场地，造成环境再次污染。“很多地方热衷于申请动辄上亿元的垃圾处理场工程，对只需要几百万甚至几十万元就可以开展的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体系建设缺乏兴趣，甚至有畏难情绪，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徐海云说，“此外，过度依靠政府投入的垃圾分类处理模式也难以为继。”



200克茶叶3000克包装：期待分类减量源头化



2014年，北京市非居民垃圾处理费从过去的每吨25元上调为300元，增幅达11倍，明确释放出政府管理部门希望依靠市场化手段推进垃圾分类和减量的决心。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众多城市已经开始提倡垃圾分类收集处理。1993年，北京率先制定《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对“城市生活废弃物逐步实行分类收集”；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8城市被列为全国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



但20年来垃圾分类的试点在国内多个城市踏步不前，没有被居民接受，长期处于“试行”状态。是居民素质问题，还是垃圾处理收费过低？是政府监管不力，还是产业链生态失衡？



“蚂蚁雄兵”折戟羊城：期待分类收集正规化



广州市分类得环境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静山，2008年从IT公司老板改行进入垃圾分类领域，与越秀区东山街开展垃圾分类合作。他把自己的计划称为“蚂蚁雄兵”，希望利用市场化手段收编“拾荒大军”和“收卖点”，将垃圾利用产业化、规模化。他一度收编了东山街的100多个“收卖佬”(拾荒者)，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然而，截至目前，杨静山只发展了两个街乡，“差不多要放弃了”。



当时他相信，政府早晚会扶持垃圾回收，但期待中的政府补贴并没有到来，而且因为无法找到更多愿意合作的街道社区，生产规模上不去，企业盈利很艰难。



杨静山认为，“垃圾”是能出效益的，按照他的构想，盈利来源主要有四个：一是厨余垃圾处理厂；二是旧服装处理厂；三是有毒有害垃圾处理厂；四是街道的广告经营。他希望通过垃圾减量的成果获得政府补贴。“目前政府处理一吨垃圾要给焚烧厂和填埋场补贴，如果我减量了，也应该有补贴。”



杨静山希望能在尽可能多的社区建立自己的垃圾分类服务点，这样就不会面对无垃圾可收的困境了。“所有的低价值垃圾，例如旧衣服、玻璃瓶，目前都没有建立回收体系，直接送去焚烧或填埋，一旦形成规模，这些东西都是有利用价值的。广州一年要淘汰300万~400万部手机，由于没有规模化收集，根本无法处理。”



杨静山试图与其他街道建立合作关系以扩大生产规模，却屡屡碰壁。“街道没有积极性，城管委说我没有资质，政府的补贴更是没有影子。”



杨静山的命运在垃圾分类回收行业具有代表性。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城市垃圾分类十分先进，大街小巷都有“废品回收站”，然而这套废品回收体系在上世纪80年代末慢慢萎缩。



这种萎缩换来的是民间“拾荒大军”的崛起。上世纪80年代末，来自四川、河南、安徽一带的农民，把“从垃圾堆里掘金”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据不完全统计，广州有拾荒大军10万人。在北京，这个数字超过16万人。可是，他们一直被城市管理者视为“小商小贩”，受到打压，因此这股垃圾分类回收的力量一直得不到发展壮大，导致目前许多垃圾流向“黑作坊”，造成环境污染、地沟油泛滥。



记者在北京市探访了多家废品回收站后发现，这些回收站普遍存在无资质名称、随意排污、圈地收费和消防隐患等问题。在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的北京聚宝库废旧物资回收公司，记者看到数千平方米的土地被分割出租给数十个废品回收小作坊，塑料、废铁等露天摆放堆积成山，远在百米外就能闻到空气中的恶臭。小作坊的经营者直接清洗粉碎塑料垃圾，产生的大量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附近河流，黑色的河水泛着泡沫。



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位于昌平区歇甲村的北京恒丰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在一个塑料回收小作坊内，十多名工人正忙碌地将堆积成山的饮料瓶粉碎。作坊老板见到记者十分激动：“我们在做循环经济，却天天被驱赶、关停。”



据国际食品(行情专区)包装协会秘书长董金狮介绍，这些小作坊将塑料瓶粉碎清洗后，再卖给一些小厂或黑作坊，用来制作“毒餐盒”等。而像北京盈创这样正规的、国内唯一能够生产食品级再生聚酯切片的企业，却常年苦于收不到足够多的饮料瓶。



同样的一幕也在厨余垃圾领域上演。记者在北京朝阳循环经济园区调研发现，高安屯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中心有5条生产线，日处理能力达400吨，但由于收不到足够的餐厨垃圾，目前仅开通了两条线。与此同时，北京的许多餐厨垃圾却在夜幕中流向城郊“养猪场”。



据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对北京市15个规模较大的废品回收场站进行调查，仅3个回收站在工商信息网能查到营业资质，其余12个回收站不挂门牌，开办者“像是圈地收费的地主”，公开对外“招商”，管理混乱，污染严重。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徐海云认为，政府部门对民间垃圾回收从业人员和废品收购站的监管出现真空，导致垃圾分类回收体系不完整，城市建设中缺乏专门的垃圾分类场地，造成环境再次污染。“很多地方热衷于申请动辄上亿元的垃圾处理场工程，对只需要几百万甚至几十万元就可以开展的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体系建设缺乏兴趣，甚至有畏难情绪，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徐海云说，“此外，过度依靠政府投入的垃圾分类处理模式也难以为继。”



200克茶叶3000克包装：期待分类减量源头化



一个不足10克的U盘，纸板和塑料膜的包装接近100克；一盒250毫升、2.5元的牛奶，其包装成本约为0.5元，包装材料(行情专区)由纸、塑料、铝箔复合6层；一盒净重200克的茶叶，其木质包装盒重达近3000克，包装物有铁盒、塑料纸、纸张、塑料泡沫、丝绸等。



这些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的细节，带来了诸多后期无法分类和处理的垃圾。



以最常见的利乐牛奶盒为例，董金狮告诉记者：“除了利乐公司自己在艰难回收外，根据我们调查，国内能回收的利乐产品只有10%~15%，近90%进行填埋或者焚烧，而在欧盟国家，利乐产品的回收率在70%以上。”据测算，在我国如果将利乐包这样的复合包装全部再生利用，每年至少可以节约9000吨原生纸浆、2400吨塑料、600吨铝，还有大量的填埋空间。



然而，因为将金属、塑料和纸分离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所以国内一般的造纸厂不愿意回收复合纸板材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纸盒外面贴了胶带，一张纸封了塑料膜，就基本不能再利用了。”董金狮说。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一个废品回收点的邓师傅告诉记者：“易拉罐1毛1个，饮料瓶也1毛1个，废报纸4毛一斤，这种牛奶盒、塑化压膜的纸板不值钱，厂家不收，酱油瓶、玻璃瓶都不值钱，只能当垃圾。”



董金狮告诉记者，商品包装通常会在设计上追求色彩鲜艳夺目，在材质上追求多种材料复合，而华丽包装产生的彩色油墨和复合物非常不利于回收处理。相反，越是简单、透明的包装就越好分解，对于消费者来说卖废品时也越值钱。



然而，即使是简单包装，浪费也是惊人的。徐海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我国一年约生产12亿件衬衫，其中8亿件是盒装，8亿只包装盒需要用纸24万吨，如果以直径10厘米的大树计算，7棵树才可以制1吨纸，8亿只包装盒就相当于要砍伐168万棵大树。仅衬衫包装一项，消费者一年就“用”掉一大片森林，而包装衬衫所用的纸盒，在全部商品包装中只是九牛一毛，现在我国每年包装产量达3000多万吨，但总体回收率还不到30%。



专家指出，城市生活垃圾里面有1/3都是包装性垃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过度包装情况最严重的国家，包装废弃物体积占固体废弃物的一半，每年废弃价值达4000亿元。而我们身边的诸多包装物，材质涵盖了纸类、塑料、金属、玻璃、陶瓷、木材、水晶及复合材料等，多为非环保材质，无法再利用。不少产品包装中还有大量缓冲材料和填充料，因盒子体积大、形状各异等原因，回收利用的运输仓储成本都较高。



在北京，每吨生活垃圾的处理费用已高达400~500元，每年处理垃圾的费用高达20多亿元，政府每年要拿出巨额资金补贴垃圾处理。“如果减少不必要的包装，每年可节省数亿元。”北京市市政管委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处长李向东说，“尽管对居民生活垃圾进行计量收费尚无时间表，但垃圾减量的观念应该在全社会树立。”垃圾管理一直遵循的优先次序原则是“减量、再利用、再循环”。首要的是在源头减量，这个源头不仅仅是居民家中进行垃圾分类，更应该追溯到产品生产商。针对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的包装垃圾，当务之急是完善绿色包装强制标准，加强监管，对不执行标准的企业严厉处罚。商家生产产品时，就应该将垃圾处理、资源再利用考虑进去，如果包装不是环保材质，按照“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就应该缴纳环境税用于垃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