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1988年8月的一天,虽说已经出伏接近立秋,俗话说“立了秋把扇丢”,按理说天气应该凉了下来,但太阳似乎不愿意失去它的热情,早晨朦朦胧胧睁开睡眼,就感觉到浑身躁热,晚上出了一身汗,身上粘粘的。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说:“地里没多少活了,你去跟你爸学着卖卖干粉吧!”虽说高中毕业没几天,但岁数也不小了,总不能在家里吃白饭,按照父亲的理论:“小子不能吃三年闲饭”,我都吃了十几年闲饭了,还没为家做过一分钱的贡献。父亲带着我要到滩里去赶集,我们村到滩里是六十路,在地图上虽说只不过几厘米,但是驼着二百多斤干粉用自行车丈量,用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形容毫不夸张。以前我最远到过县城,只不过八里。现在到滩里又驼着二百多斤干粉,自行车轮子每转一圈,我整个的身子都要站起来蹬,嘴里不停地问爸爸: “快到了吗?” “快到了!” 爸爸重复了十几次快到了,但滩里还是看不见个影儿。身子累得快虚脱了,才隐隐约约看见几处高高的房子,爸爸说: “再使劲蹬几下,前面就是。” 到了滩里镇,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下得车子,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不停地用汗衫为自己擦着汗,用手扇着风。太阳升了老高,赶集的人不见多,买干粉的更少,眼看过了晌,才卖了几份,换回几张充满汗渍的人民币。我的心里酸酸的,受这么大的累,才……这正应了我爸爸教育我们的那句经典名言: “钱难挣,屎难吃。” 后来上了大学才知道那不是我爸爸独撰的,至少是整个河北省都流行的经典名言,热心的同学又给我补充了两句:“王八好当气难生。” 下午,连碗饭也没吃,水也没喝得上一口,就勿勿忙忙赶往下一集:安里屯,安里屯有个晚市。 等热汽渐渐退了,人们陆陆续续地从家里走出来,大街上人多了起来,我们的干粉摊前也热闹起来,爸爸约称,我收钱、找钱,眼看着干粉越来越少,手中的花花绿绿的票子渐渐多起来,直直到街道两旁的灯亮起来,爸爸才说: “咱们回去吧。” 一天的饥饿、劳累被挣钱的快感冲得一去没有踪影,回去的路似乎比来时的路短了许多,车子骑得飞了起来。我和爸爸在路上有说有笑,没觉得怎么就到家了。一推开家门,妈妈说: “有人给你来信了!” 妈妈不识字。我打开信封,一行大字映入眼帘:“大学录取通知书”,后面附了一封信,现在只记得一句话:恭贺你成为天之骄子。我的心里酸酸的,虽说与我的第一志愿南开大学相差甚远,但毕竟跳出农门,成为我们村第三个大学生。 第二天早晨我给老爷送饭: “老爷,我考上大学了!” “嗯!” 老爷眼都没有睁。我怕老爷没有听清,又重复了一遍: “老爷,我考上大学了!” “噢!” “老爷,你孙子考上大学了!” 老爷睁开眼,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 “好啊!” 然后又把眼闭上了,继续咀嚼他那所剩无几的日子。谁知道这成了我和老爷最后的一面,一句“好啊”成了老爷留给我的遗言。直到快过年的时候,我从石家庄跌跌撞撞地跑到家,跪在老爷面前的时候,老爷已经躺在冰冷冷的床板上。 下午,我去看姑奶奶。姑奶奶家离我上的老一中现在的四中不远,临近高考的时候,我嫌宿舍比较乱,就住在姑奶奶家。每次下晚自习,回到姑奶奶家,躺进被窝,总是有两个输液瓶子,灌好了热水,被窝里暖暖的,我的心里也暖暖的。晚上睡不着觉,祖孙俩望着窗外黑魆魆的夜空,姑奶奶爱给我讲起她小时候的日子,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多大,买卖多红火,嘴角挂着无限留恋、无限自豪的表情。等第二天早晨,我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朦朦胧胧听见姑奶奶悉悉索索穿衣服的声音。等我睁开眼,脑袋前一碗热汽腾腾的热汤面,里面窝了两个鸡蛋。我们上早自习,姑奶奶说:“饿着肚子怎么能上好课。”姑奶奶是小脚,盘着腿坐在炕头上眼睛不措地看着我吃饭,我呼噜呼噜地吃着,吃得是满头大汉汗,抬起头: “姑奶奶,要么你也吃一个鸡蛋吧!” 姑奶奶捋了捋她的满头银发: “我吃不了啦,吃了胃口疼。” 姑奶奶听说我考上了大学,大学是个什么东西,在她老人家的大脑里实在找不到一个相应的词汇,只得从她大脑里搜出一个她认为最时髦的词,来跟串门子的人吹嘘她的孙子: “这是我娘家的孙子,出口了!” 串门子的乐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捂着肚子直喊疼。姑奶奶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又看看那个,然后张着没牙的嘴,也跟着人们一起乐起来。等串门子的走了,姑奶奶拉住我,哆哆嗦嗦地从炕席底下,摸出一个包儿,打开一层一层的手绢儿,从里面拿出两张大团结,我推着: “姑奶奶,你这么大岁数,还没花着我们的钱,我们怎么能花您的钱呀!” “拿着吧,姑奶奶过一年少一年了,连门都出不去了,还要钱有什么用呀,拿着吧!” 望着姑奶奶的满意头银发和乐得象桔子皮似的脸,我的眼圈儿一阵发热: “姑奶奶,等我大学毕业挣了钱,我一定给你买好多好多好东西,好好孝敬您!” “姑奶奶等着,等着,一定要活到能吃我孙子好东西那一天!”(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