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海杂文选：钟声与责任共鸣 刘林颖 张景海 王寅辉

景海

钟声与责任共鸣

作者：刘林颖 张景海 王寅辉

钟，最早是以乐器的身份面世的，其起源可追溯到新石器晚期的陶钟。商代以后的钟，为铜、铁等金属造制，并伴随着朝代的兴替改变着形状，增加着功能。古代的编钟，供上层阶级在各种仪典和日常的宴乐中使用，既是乐器，更是地位和法权的象征，故与鼎并称为重器。试想，在庄严肃穆的乐声中，大人物们衣冠楚楚地挺胸款步登堂入殿，举止何等高贵；欣赏着妙音曼舞，品尝着罗列在面前的美味佳肴，气派又是多么雍容！不过，享用它们，一定得够上级别，等闲之辈是万难企及的。所以，钟鸣鼎食就被奉为了贵族们豪华奢侈的专用，筑就了下层民众渴望改善生存条件的壁垒。

随着时代的变迁，钟被赋予了更多的任务，增添了信号、报时等服务内容。像寺庙钟楼悬挂着的大钟和教堂、车站、公共场所里的机械钟、电子钟等等。但令人遗憾的是，受众的广大并未使钟的服务质量与之同步，一些差强人意的故事也就时有发生。

据传，唐代有位了因高僧，他能从钟声中判断出撞钟人的心情。一日，众僧请了因对寺内的清晨钟声进行评点，他聆听片刻，说道：“力则尽矣，心不在焉耳”。一问，僧人在撞钟时果然想着心事……人们把不用心做事，只是表面应付的工作状态叫做“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是否来源于此，有待考证。

我们常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可谁会想到，个别释家子弟拿穷人“开涮”的工具，竟然会是佛门钟声。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少时贫困，曾趁食某寺院，遭众僧恶。为了赶走“蹭饭者”，寺院将饭前鸣钟改为饭后鸣钟，待范仲淹闻钟声赶至，斋已罄……数年后，范仲淹金榜题名，官拜该地知府。上任之始，择吉日去曾经就食的那座寺院进香，倍受众僧“热捧”。寺院长老恭请范大人留墨：普渡众生。范略一沉思，题诗一首：“佛前诵弥陀，斋后鸣寺钟。一饭不愿舍，何以渡众生？”传为笑资。

如果钟声真的能够“透视”心灵，善良的人们是多么希望职业操守和责任坚持能在掌管者的心灵中安营扎寨，祈盼他们撞击出的钟声，与百姓共鸣。

在西方一个古老的小镇上，教堂塔顶的钟声曾与小镇历尽沧桑，同兴共荣。因此，小镇经过一场经济萧条重新崛起后，尽快启动教堂那四只停摆的大钟，被小镇居民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全体镇民大会上，不知是因为富兰特那浑厚的嗓音，还是因为他灿烂的笑容，这位年青的商场见习生，被推选为每天为大钟开启发条，校正时间的启钟工。

一个星期后，满头银发的钟表匠莫尔顿修好了四只老钟。当富兰特伸出双手，准备接过老钟匠手里那把钥匙时，老人却说：慢,请再等等。他要富兰特到镇上转转，看看每只大钟的情况，谈谈体会,然后再去领取钥匙。

这天下班后，富兰特开始留意街面上的每一只钟。他惊讶地发现，这些每天与自己“擦肩”的“旧识”，今日却各不相同：他们无论是身处镇府、银行，还是置于邮局、店铺，大部分走的并不准确，少部分甚至停摆不动。当他看到很多人走过大钟捋起衣袖对表时，他真想大声告诉给那些人准确的时间，避免他们耽误上班时间、错过股市开盘、让赴约恋人翘首、造成出行者晚点……

富兰特沿小镇西端的铁路爬上高高的路基，路基东侧一座黄色的旧砖房里住着扳道工马里兰夫妇。马里兰大叔值完夜班正在休息，马里兰大婶坐在门前，倾听远方何时传来火车轰鸣。“你们没有表吗？”年青人问。“有，只是我俩眼花了，看不清楚。”原先，两位老人根据教堂的钟声掌握时间，现在只能轮流值班，靠双耳捕捉从远处传来的火车声响，以便进行工作。

富兰特两眼充满了泪水，他拖着沉重的双脚，离开了两位可敬的老人。“我们这里缺少的不是钟，唯一缺少的是一种责任！”他倾吐着自己的体会。

钟表匠笑了，他把粗粗的黄铜钥匙郑重地交到富兰特手上：请记住一个开钟工的责任。

两年过去了，在这七百多天里，富兰特利用业余时间日复一日地从事着单调平凡的开钟工作：上发条，注抹润滑油、校准指针、清洁钟面……他要保证大钟的良好运转，让全镇的分分秒秒都准确地滴答在同一个节拍上。

两年过去了，教堂钟声又重新溶入小镇居民生活中，成为他们须臾难离的一部分。每逢有人询问时间，对方总会看一眼腕上的手表，给你肯定的回答，并自豪地加上一句：“我刚跟教堂的大钟对过！”

本文到此，似乎应该结束了，可早些日子刊载于某报的一则新闻，让笔者感慨颇多。据报，西班牙一名49岁的女士安吉拉斯·杜兰，将太阳登记为了她的私有财产，并取得了当地公证机关的注册。声称，以后凡是使用太阳的人都必须向她交费。这边收费标准还没出台，那边致力于环保事业的美国前副总统艾尔·戈尔向法院提出控告，要求杜兰对太阳导致的全球变暖负责……

这则新闻虽让人啼笑皆非，但它却折射出了一些人对付出的吝啬和对占有的贪婪。其实，权力和责任是职责的两个方面。一味攫夺权力而不承担责任，是有悖天理公道、令人不齿的！所以，当你享受着权力带给你的快感时，别忘了同时应该负起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愿生活里鸣响的，是饱含责任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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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涨价与涨价的无奈
作者：刘林颖 张景海 王寅辉

初秋，清晨，菜市场。一位中年妇女正与卖菜的摊主讨价：“你还真以为秋后的萝卜赛人参哪！两块钱一斤，太离谱了！”她指着脚旁的一筐萝卜说。“大姐，你没听说吗，在韩国，一个萝卜就卖十几美元呢！咱们国内的人参价格都翻了两番了，萝卜只是涨了一倍，哪敢跟人参比呢。”摊主油盐不浸。“韩国的萝卜贵，你干脆搬到韩国去算了。”“去韩国，怎么享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呢？再说了，物价上涨，咱一个草民能管得了吗？”……
就像一块巨石丢进平静的湖面，自打“天价绿豆”开始，市场上就涨声一片，由涨价风掀起的层层波澜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身处其间的商家与消费者，正如上面两位那样，各执一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争争吵吵中，细心的人们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买卖双方均显露出了同一个表情：无奈！
商家的无奈多为言论的表达。国字号大型企业更是千篇一律的官话套话。
“与XX接轨”论，以其独具的百姓万难攀登之高度，盛气凌人，理由堂皇。置身基层的工农人等，不能不维护，不敢不维护如此高大形象。所以，对不起，涨价没商量。
“成本增加，企业亏损”论是中小企业的“苦衷”，涉及职工生存，关乎企业兴亡，故又多了一份人性化含量。它的涨价，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作为“仁者爱人”的秉承者们，就只有舍己为人了。于是，堤内损失堤外补的重心责无旁贷地转移到了消费者身上。没办法，拜托人民依靠党，船高因水涨。
搭乘涨价末班车的店铺、商贩们明白“气粗的吃肉，势弱的喝汤”，也就秃子跟着月亮走，借亮沾光。他们一不呈请，二不公示，凭着商家“有利必争”的信条，来个他涨我也涨！对于他们，消费者失去了前面的“绅士”，“找不到三牲，抓野猪还愿”。满腹的怨气，自然就全部撒到了他们身上。但生活归生活，生气归生气。因之，这些度德量力的小人物们，又不得不回到他们的柴米油盐里。
不过，商家的种种无奈，使人们很容易想到一位高人，古龙先生笔下的唐缺。这位蜀中唐门的大倌，是一个看起来又肥又蠢，总是显得愁眉苦脸、六神无主的人。他总是抱怨自己太瘦了（其实，他的腰围最多只比头号河马短一寸），为了使自己的形象不过于单薄，他必须挽救这种不幸，勉强自己“努力进餐”。“可他的胃口这几天实在是不大好”，所以他中午只吃了四个猪蹄、三只鸡、两碗打卤面、一只三斤多重的香酥鸡和十二个豆沙包、六个桂花千层糕、三张枣泥锅饼。“饭后，当然还要吃水果，他不过只吃了十七、八个香瓜……”就这样，他还为桌上剩下的几个香瓜发愁，可怜巴巴地问随从：“今天胃口实在是不给我做主，这几个实在吃不下去了，怎么办？……”当听到“吃不了，就不吃”的建议时，他拊掌大笑，连夸“好主意”，恨自己为什么就想不出这么好的“点子”来。“他笑得象个傻子，看起来就是一个白痴”。但如果你这样认为，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个傻子能做到，把你卖了，你还会认真地为他数银子，这个白痴在唉声叹气的时候，也会令江南群雄心惊胆寒！
所以，有人就据此怀疑，商家的无奈是不是个别“贪吃者”施放的烟幕？是不是他们为自己饕餮无度寻找的借口？会不会是故作姿态，虚晃一枪？不是吗，一次次大大小小的价格听证会，曾令老百姓热血沸腾、受宠若惊。当程序进行的让他们根本就不拥有“话语权”，他们的参与只不过是操纵者挥舞的遮羞布，当既成事实把听证会打造成听从会，热切的希望变成了冰冷的失望。
某日，与一在物价部门供职的官员进餐，此公大谈物价上涨问题，并由表及里，分析得头头是道。我如落水者抓住了救命稻草，急忙拜求破解之术，孰知此公两手一摊，一脸茫然，被逼无奈才负责任地挤出了五个字：“听上级意见。”这就如同医生看病，虽然对病情了解入微，诊断准确，但如何手术用药，却没有中肯意见。于是医生请示医师，医师请示专家，专家请示院长……一圈下来，患者已病入膏肓。我们的市场监管是否存在类似现象。等到个别商家用不法手段赚得钵满盆溢，我们的权威部门才象征性地开出罚单。形成了商家被罚，消费者掏钱，惩治的板子重重地落到了消费者的屁股上。那些凝聚着消费者苦涩的“蒜你狠”、“豆你玩”、“油你涨”变成了对别人调侃，拿自己开涮。
为了缓解物价上涨给低收入人群带来的压力，有关部门一次次地增加着对被资助者的拨款。相对广大消费者而言，这能否理解为杯水车薪的无奈之举？在商家看来，这是否就等于默认和助推了价格上涨的现实？于是，人们担心，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调解杠杆会不会变成高岗儿添土的铁锨？
我的一个本家侄子，到城里某公立医院做阑尾手术。前几年只一、二百元的小手术，现今却开价五仟元，经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后，本人还得掏钱一仟八至二仟元。可不远处的一家私立医院，要价却只一仟三百元。权衡再三，为了省下来之不易的五百元，他只好放弃了医疗费报销的权力。曾就此问题向医院中的一位医生老乡求解，回答明确：“别的单位都在效益翻番，医院也就自然……”。非是作者以偏概全，相信此类问题决非个案！
近几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民、富民政策，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喜讯屡见报端，在一些人眼里，农民们似乎一个个都已腰缠万贯。倒是他们年薪几十万、几百万的收入太过寒酸。于是某经济学家嚷“退休后没有五百万存款就无法养老。”某国企老总喊：“再不涨价，企业就渡不过难关……”
笔者生在华北平原的农村，知道按现有条件，小麦亩产千斤并不容易，而它从种到收的成本却要投入六、七百元；秋收作物投入少些，每亩地可赚五、六百元。全国15.6亿亩基本农田和10亿农民，相信这笔收入帐谁都会一目了然！就别拿每斤粮食涨价一、两角说事了！因为农民兄弟每人只耕种着一亩多地，而我们国企大哥的涨价基数则是以亿计算。
物价上涨，也催生了一些社会现象：老大娘为买便宜一、两角钱的蔬菜，转遍整个菜市场；为抢购打折商品而再现的排队景观；应运而生的小区食品采买组、街道蔬菜拼购团；还有更多被镜头遗忘的，是农民餐桌上的老腌咸菜、大酱碗……
这就是基层群体的无奈。虽然物价上涨给他们生活造成的影响较大、波及面宽，但麻木的环境和淳朴的心灵，又使得这一群体反映小、传导慢。因而客观上也就难以享受到“哭闹的孩子有奶吃”那种立竿见影般的待遇。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观原因，是他们认为“动不动就哭穷儿，寒碜！”
令人欣慰的是，为规范市场秩序，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在相关部门的认真践行下，举措的行之有效，正在逐步凸显。
只要我们坚持“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的原则，只要我们变处心积虑为设身处地、奉行缺钱不缺德的信条，多做一些有钱更有德的善举，相信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多一份关爱、少一些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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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河北省文安县国土资源局党建办公室

刘林颖、张景海、王寅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