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老翁的感慨 今天,为家族的事,我访问了同族92岁的伯伯何廷林。谈话间族伯多次发出这样的感叹:现在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年代,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安居乐业,不愁吃,不愁穿,种地不纳粮,不交税,国家还给补助,60岁以上的老人国家还给钱。历史上哪有这样的年头啊!我们要不忘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是改革开放使人们生活大变样。 族伯老两口住着朴素狭小的两间倒房,外屋就一个锅台,旁边放着简单的厨具,里屋除了炕,地下只能容一个人走动,最里面一个老式的橱柜上放着一台14寸的小电视。临近中午,其儿子给端来了一碗手擀面汤,大概这就是老人的午饭了。尽管如此,他已经非常满足了。族伯虽然高龄,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表达清楚,也很健谈。他给我讲起了过去的事情: 他老人家出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青少年时期正是国家政治动荡的时期,外敌入侵,匪患兵燹,虎去狼来,人们日日提心吊胆,一遇匪入,拼命逃散。加之文安洼十年九涝,一到灾年人们背井离乡,四处逃难,正如民谣里说的“淹了文安洼,十年不还家。洼地内,大片的土地芦苇丛生,蒿莱遍野。人们只有靠捕鱼捞虾.织蓆编篓为业,卖些钱或换得粮食,多数家庭仍然“家无隔夜粮”。无此技能的青壮劳力,靠扛河坝当长工维持家计。秋后,一部分人仨俩一伙,肩挑铡刀,到大清河北,永清、固安、霸县一带去铡草,也就是为混一天三顿饭,工钱是每天一升(三斤)棒子(玉米)。有的卖锅煲鱼、虾酱,住店吃饭后略有剩余。有的人家即使有一点土地,因长期淹没在水底也无法耕作。人们只有望水兴叹。每次闹大水时,搬家逃难,居无定所,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相当一部分人家为了寻求生路,他们有的举家“下卫”(天津),有的“闯关东”,从此流离失所。有的直到1949年后才纷纷返回故里,但有的就永远客居他乡。在旧时的艰苦岁月里,主要食物是杂和面,就是在棒子面或高粱面中掺入一些榨菜、野菜、草根、树皮等可以代食的东西,将其在锅里熬成糊糊。逢年过节或来客人也很少能吃上白面,至于白面烙饼、大米稀饭、杂面条、纯棒子面饼子等,都属极奢侈的美味。就是那些靠苇编和捕鱼换些粮食的富裕人家,也得紧衣缩食,为了节省,大多在吃白面馒头时,也要掺上小米面或白棒子面。人们除了在无粮时吃各种野菜.榆树钱儿.柳树狗(柳树未开花时的骨朵)和水中的柳叶苲外,还常常要挖些地梨代为充饥。 老人家还给我讲述了去沧州买苇,去沈阳用苇席换粮的亲身经历。每年秋天,在庄稼刚坐果实的时候,上游来水,庄稼被淹,由于洼内被大水浸泡,收不了庄稼,也收不了芦苇。人们编织苇席,只好到外地购苇。当时他们十几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搭伴推着小推车带着干粮到沧州一带买苇,来回得五六天,每人推回不到200斤芦苇。回来家人把苇子加工成席子,把席子用盐水泡了,再用簧熏了,折叠好每五张一捆,用麻袋装好,每人用扁担担两捆,到王口子牙河码头乘船经天津、塘沽到大连、沈阳去换回棒子、高粱等,以勉强维持生活。 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但由于基础差,生产力水平低,旱涝得不到有效控制,人们还是靠天吃饭,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浮夸风盛行,苏联要债,人民过上了“瓜菜代”的生活。 在解决吃饭的问题上,自留地功不可没.食堂解散不久,就给农民分了自留地,每人不足一分,别小看这一分地,当时人们真是精耕细作,肥、水、步步紧跟。充分发挥.一年两熟的种植模式,每年一季小麦一季玉米。当时自留地的亩产能达到千把百斤左右,集体耕地的亩产量也就是二、三百斤,人们尝到了甜头。
1963年文安洼大水,国家通过移民救济等措施,使人们度过了难关。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千军万马战海河,使海河流域的水患得到了根治,文安洼大兴水利,大搞地面工程,改善了生产条件,农业连年增产。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粮食基本够吃了。集体富裕了,过年可以杀一头自己养的猪,给社员分分。那时分肉,肥肉最好,瘦肉都不爱要,头蹄杂碎更是不招人喜欢,跟现在行情价码正好相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大搞经济建设,我国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快车道。使城乡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八大有提出了“中国梦”宏伟目标,展望未来,祖国将更加兴旺发达,人们的生活将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