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营自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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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营自传（二）

     高中毕业后，我回乡务农，在村里任大队理论辅导员、团支部副书记、通讯员。1975年秋季，廊坊日报社和县委宣传部举办通讯员培训班。由廊坊日报社群工科的负责人李吉祥老师和县委宣传部的王信余、郑志礼等同志在大柳河公社常久村给我们讲一些写作的基础知识及亲身体会。那时我们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我们同社员们一起收高粱，披棒子，捆柴禾。以后，分组到本县各地实地采访写作，我们又骑上自行车先到了龙街公社，再分小组到岳辛庄村，后又骑自行车到了高头公社，在分小组到东洋坦村。记得在由龙街去高头的路上，伙伴们骑着自行车，带着行李，一路上有说有笑，神气十足。可是到了龙街公社天已经黑了，公社的食堂里已经没有饭了，那时不像现在这样，外面有的是饭店，（当时除了供销社商店，没有任何店铺）领导只好请求伙房大师傅给我们贴了一锅小舌头似的高粱面饼子，一人分给一个，吃进肚子里，那儿也不到那，就这样暗休了。从此，我当上了报社通讯员，就经常给报社、电台写稿。我写的稿件，多次被廊坊日报、廊坊电台及我县有线广播站采纳。粉碎“四人帮”后我写的理论文章发表在《廊坊日报》上。第二年冬天，我到新镇公社参加通讯员培训。1978年1月，由于我在通讯报道工作中成绩突出，受到县政府的表彰。
       改革开放以前，人们过着生产队的具体生活，人们在小队长的领导和安排下，一起劳动，生产队里按照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和成果给记工分，再按照人口和工分的比例分粮食及其它物品，年终结算时再分钱。工分多的就能多分到钱，人口多且工分少还要亏钱。

       自行车也是人们下地代步的好工具。我同社员们一起骑自行车下地，它可以减少人们的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藤出许多时间来去做其它事情。那时电视机还很少，谁家买了台电视机，晚上四邻八家的都到他家去看。人们的文化生活就是看革命样板戏，参加并观看革命文艺宣传队的演出，最主要的途径还是听广播，收听半导体收音机播出的节目。那是还没有用干电池的小型收音机，一般是使用火电的中型收音机。刘兰芳播讲的评书《杨家将》、《岳飞传》是当时人们最喜欢的，人们就像着了魔似的，生怕落下一集，人们在地里干着活，议论着其中的情节，还不时地看看手表，以加快劳动的速度，要在中午12点以前赶到家听评书，骑自行车可以不误点。我同社员们一起劳动，得到了社员们的照顾和帮助。我体力差，干活慢，叔叔、哥哥、姐姐们就接济我，除草时，我总被落在后面，我干着干着，发现前面的活不知谁已经为我干完了，他们到了地头，我也到了地头，一起往家赶听刘兰芳的评书。

    社员们帮助我干活，我教他们读书识字。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饭前饭后，一有空我就拿出纸和笔，交给他们汉语拼音、识字、读文章、写信。我族叔何廷礼不仅跟我学文化，还跟我共同研究农业技术问题。当时大搞秸秆还田，将棒子秸、高粱秸等用铡刀铡碎了，再撒到地里。廷礼叔看到这种繁杂的劳动，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他想如果制造出同时既收获玉米又粉碎秸秆的机器该是多么好啊，他把这种想法跟我说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画好图，并附上文字说明，寄往河北省农业厅，省厅回信，对我们的想法给予了肯定和鼓励。30年过去了，这种想法已经变成了现实。我表哥刘则顺那时跟我学会了汉语拼音，现在能打字上网，前年他买基金竟赚了100多万元，在廊坊买了楼房。他见我就说，如果不是当年跟表弟学会拼音，就上不了网，也就赚不了这钱。
       我还经常配合大队中心工作，什么抓生产“业队”啊，（“业队”就是被分配到生产小队配合小队长抓政治和生产工作），什么抓计划生育啊，什么出河工带工啊，带队防汛啊，什么事都做过。

     1976年，是我们国家的多事之秋，在这一年，德高望重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周总理、朱总司令、毛泽东主席先后去世，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记得这一年秋天，我正在大场里给社员们分粮食，突然广播喇叭里传来了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去世的噩耗，人们听到后，一时都惊呆了，接着人们都沉浸在非常沉痛之中。傍晚大队院里、学校里、各小队部里，都设立了灵堂，灵堂里挂上毛主席的遗像，遗像下面摆上鲜花。人们在灵棚里哭成一片。那场面是比每个人的自己的亲爹娘去世都要哀痛，因为是毛主席把劳苦大众从苦海中解救出来，翻身做了主人，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接下来没出一个月就是拥护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这是在我记忆中的村里规模最大，最热烈的游行，几乎除了走不动的老人和吃奶的孩子全村所有的人都参加了。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高举旗帜和大幅标语，高呼口号，队伍从村的这头一直延绵到村的那头。并选出了几十名基干民兵去县城游行。

      1976年冬，大队推荐我参加公社计划生育工作队，负责宣传和统计工作。到各村突击做计划生育工作。我族侄何景涛是公社卫生所的医生，他也在其中。因工作观点不同，他同领导产生了矛盾，而被停止工作。我为他争辩，也无济于事。后来，工作队解散，队员们都回到各自的单位去了。

      1977年，大年刚过，按照公社和大队的安排，我又骑自行车去马武营县“五七”干校参加理论辅导员培训班的培训，培训的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县委书记、副书记、宣传部长都亲自给作报告。

    我曾奉命骑自行车同村干部何万路一起大城县大阜村去抓为躲避计划生育跑到娘家去的妇女。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两个人骑自行车而去，怎么去抓，只是应付差事罢了。我们拿着大队开的介绍信，找到大阜村大队的干部，又找到了她娘家。她娘家爹是个“老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党和人民立过功，老人家很健谈，给我们讲了许多过去干革命的事情，中午让老伴烙饼炒鸡蛋，（这是那会最高级的饭食），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下午我们骑自行车到大城，第二天返回家。

    1977年文安洼沥涝成灾，夏秋之交，我奉命带队到安里屯大闸千里堤上防汛，我们在堤边搭铺，堤坡架灶，以林为家，同鸟作伴，饮大洼之水，食水中之鱼。夜晚，坐在闸台上，老者唱歌，小伙子吹笛，其喜洋洋者矣。

平安

痛苦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