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营自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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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在此之前文革中上大中专是不考试的，是由工农兵推荐，称之为工农兵大学生。就在开考的前一天，下了一场大雪，足足有三尺多厚，我们这一片的考点设在我熟悉的大柳河中学，自行车是骑不了了。开考那天，我早早地起来，穿上御寒的棉衣，披上大衣，带足干粮，我们一行人集合在一起，天又下起了大雾，伸手不见五指，谁也看不见谁，我们只好互相听着踏雪的声音摸索前行。走到石码干渠大桥上，由于没有桥廊杆，一不小心一脚迈空，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来了一定前滚翻，仰面朝天躺到河里的雪上，等我反映过来，才知道自己掉到河里。由于穿得多，河里凌上的雪又厚，没有摔着头部，我打了个晨，从河里爬上岸来，继续前行。我们到了大柳河中学，天已亮了，吃了点东西，在门房要了点水喝，就进了考场。也忘了都是考的是什么了，反正是有些题是曾相识，却答不出来。
第一天考完后，我和侄子景云就被参加高考的小堡里的同学们叫到他们家去了，第二天同他们一起又去考试。考试结果下来，70后的毕业的高中生，没有几个能考上的。被录取的大都是老三届（66、67、68年的高中毕业生）。通过这次高考，使我真正懂得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道理。我决心把丢掉的时间补回来。 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1978年新年刚过，我同老书记申请，做了一名民办教师。当时的办学条件相当差，教室不够，一个学校有好几个教学点， 桌凳没有，就用砖垒，为了使其牢固一点，校长就同我们几位老师骑自行车胜芳水泥厂买水泥，用自行车拖回学校，再到河边挖些流沙，按比例和好，抹在桌面凳面上面，为使孩子们不受凉，我们就把废纸用水浸湿，打碎，再用白面打成浆糊，然后和在一起，做成纸浆，将其粘在桌凳面上。
那时，民办教师和社员一样，算生产小队给大队出工，挣工分，按整工算，每天10分，另外上级每月还给15元的补助，是当时村里人很羡慕的职业。所以按照惯例，谁当了民师就把前两月的补助拿出来请大伙一顿，也算是庆祝庆祝。和我同时当民师的还有张士波、高延升、宮锡骞等几位，凑在一起也100多元钱了，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那天晚上在学校办公室很丰盛地摆了一场，我很激动，喝多了，都不知道怎么回得家。此后我再也没喝过白酒。后来生产队散了，民师不再挣工分了，有村里和乡里给民师出工资，筹不出钱来，就拖欠老师们的工资，一欠就是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尽管如此，老师们还是干劲十足，那会周六不是法定休息日，一周上6天课，周日学生们休息，老师们还要骑自行车到乡里开会，白天上课，晚上还要集体备课，抽出空来还要家访。尽管如此，老师们没有一点怨言。
我村有一人，生产队时当了民师，课余常在校园或大街上漫步，高高的个头，白净的脸庞，昂首挺胸，倒背着双手，手里还拿着卷成卷的教案，心里美滋滋的，见人带搭不理的。生产队一散，工资没着落，他结婚又急等着用钱，这回可傻了眼，东借西凑还是不够，我们老师们几个月的补助都给了他。婚后又不能养家糊口，下课时，我们总看不到他，就到处去找，结果在学校前面的柴垛窝里找到了他，再也看不到他过去那“趾高气扬”的样子了。真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啊。
刚一上任，领导安排我教五年级的一个班，原先的班主任已经考入中专，看着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孩子，是多么可爱啊。可是已进入课堂，就什么都不会了，五年级的学生，连一年级的拼音，三年级的两位数乘法，都不会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就一面讲授新课，一面给学生们补习，还经常把晚上和周日搭上，尽管收效不大，但这个班还是以比较好的成绩升入了初中。不久我也被调入联办中学，接着教这个班的语文和政治，我全身心地投入对学生的教育和教学中，从语文的字、词等最基础的知识入手，给他们一点一滴地补习，教学文言文，我就把原文和译文相对应着刻成篇子，在篇子的右侧还有相应的注释，然后发给学生，以帮助学生们理解和记忆。为了教好这个班，我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每个晚上，每个周日。除了给学生补课，就是家访。除此之外，我还跟着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自学了大学语文的全部课程。我和这个班的学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直到现在这个班的一些学生还经常来看望我，张庆如、张士青、赵丙利、陈培明、何万旭、李学庆、李庆新等每年都给我来过生日。
那时，期末考试也是全公社统考，交换监场阅卷，我们就自带干粮（午饭）骑自行车到其它学校监考。不像现在这样，学校要热情招待监考教师，教师们吃好了，喝好了，学生们可能就考好了。为了提高教师素质，县里每到寒暑假都举办教师培训班，教师们都是骑着自行车，带着行李，到指定的地点去培训。1979年秋假，我按照领导的安排，骑着自行车带着行李到刘么中学培训，内容是初中政治课的教学。
由于我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工作积极肯干，1980年民师整顿中，整体考核（包括学生考试成绩、个人考试成绩、教案、听课、批改作业、考勤等等）分数，在全乡名列第一。

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