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开口说话

柔情似水

让历史开口说话

一、

看过《天仙配》的还能记住这样一个镜头：董永抱住一棵老槐树：“老槐树，老槐树，你开口讲话！”在县医院的急救室里，我紧紧地抱住大舅的脑袋，大声地哭着：“大舅，你开口讲话呀，你答应过我的，你还有好多话跟我说的！”大舅嘴大张着，眼睛大瞪着，助吸机有节奏地按压着大舅的胸部，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大舅永远地离开我们了！

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比较喜欢历史，特别是本县的历史，以前我了解历史无非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所谓历史学家杜撰的历史书，一个是政府机关前的宣传图窗，我自以为，至少是对本县的历史有了一个较详细的了解。然而母亲病重前，我陪母亲睡觉，娘俩睡不着的时候，母亲就给我讲过去的故事，一个个血腥而辛酸的历史画面展现地我的眼前，母亲临死前的几天对我说：

“你要是想了解得详细点，找你大舅去，他知道得最详细！”

妈妈去世后，老想找点时间找大舅聊聊，多了解一些文安的真正的历史，但是说真的，真没时间，总有这样那样的事脱不开身。

去年寒假，过完年后有点闲功夫，我打电话跟大舅说了我的想法，大舅兴奋得一夜没怎么睡，早早地炒好瓜子，沏好水。我推开门，大舅正盯着我母亲和我大妗的照片，眼角噙着眼泪。大妗和我母亲相继离世后，表哥们多次想把屋里的照片撤下来，大舅坚决不同意，说是家里没人的时候他可以对着相片说会儿话，老人孤独呀，身边没有个说话的人呀，一是孩子们都出去干事了，没时间陪老人呆会儿，就有有时间，老人一张嘴，就被孩子们顶回去：

“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还老提他干什么呀！也不怕自己掇点出毛病来，没事多出去转转！”

老人象做错了事的孩子似的，没敢言声。

上点岁数的人老爱在回忆中生活，往事成为老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大舅见我进来，一边偷偷地用衣角擦去眼角的泪，一边强做笑颜地说：

“四儿来了，风大，吹进眼里沙子了！”

我坐下来，大舅给我倒上水，然后打开了话匣子，仿佛要把憋了一辈子的话一天讲完，甥舅俩连中午饭都没有吃，不知不觉天黑了，妻子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打进来让我回家，我不好意思地站起身。大舅送我到家门口：

“大舅回吧，外面风大！”

“唉！”

大舅答应着，却没有挪动脚步。

大舅又把我送到了村口：“大舅回吧！”

大舅又把我送到几里地外的大公路口，我上了车子：

“大舅回吧，过两天我再来看你，咱们甥舅俩谈个够！”

“唉，上车子吧，回去晚了你们家里不放心！”

我出去老远，还看见大舅站在路口的老杨树底下，泪水禁不住溢出了眼眶。

想不到这一别竟成了我们甥舅的永别。

二、

我一直认为历史绝不是历史学家手里的一块橡皮，随意捏弄。我更倾向于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让历史事件的亲身经历者说话，我们只是一个旁观者，忠实的记录者，不带任何观点，不站任何立场。然而这些历史事件经历者，一是年岁太大，一般都八九十岁了，时间对于他们太吝啬了；二是本身又没有多少文化，只会说不会写，因此和时间赛跑，抢救地方历史，让老一代人的事迹、精神永传，成了我最大的梦想。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我的大舅出生在文安县刘么乡韩么（过去称陈么，现在两村合并为一村）村。我小时候去姥姥家，四周是柳树环抱，到处是一望无际的芦苇，现在都开发成厂房了。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文安洼发了大水，水深处有一丈多，都没了高粱穗，小陈么村也是房倒屋塌。姥姥家没有办法，只好举家迁往天津逃荒，我们那儿叫下天津渭。上天津不能沿现在的文静线走，因为水太深，又没有钱坐船。只能沿着堤垄埝，向西走，比较近的路线是走里东庄，沿大柳河、左各庄再到天津，远的还得绕千里堤，人们相信只要沿着千里堤走就一定能走到天津。

到了天津，没有钱租房子，只能在沟坡，公路旁搭几间简易的茅草房，好象是在大石栅，当时人们称下巴地，也就是下里巴人居住的地方。

当年，我大舅七岁，我妈四岁，还有一个刚出生的小姨。我姥爷给人家拉黄包车，当时为了和汽车争买卖，得拉起来就跑，我姥爷身体弱，跑吐了血。

祖姥爷岁数大，没有办法，十冬腊月，脱光了膀子，跪在市区繁华地带“叫街”。先用巴掌抽自己嘴巴子，然后再用青砖猛拍自己前胸，整个前胸都渗出血珠，一边拍一边喊：

“大爷们，可怜可怜我们一家老小吧，赏口饭吃吧！”

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伸手找人家要饭是最大的耻辱！

最后祖姥爷昏倒在大街上，被好心的逃荒人抬到家里。姥爷从炕上爬下来又要去给人家拉黄包车，但是人没走出门口就栽倒了。姥姥给大家主洗洗涮涮缝缝补补贴补家用，但是实在混不下去了，姥姥把青丝一挽，左手拉着七岁的大舅，右手拉着四岁的母亲，沿街乞讨。好人遇见过，有人把没吃几口的大鱼端出来送人，坏人也遇见过，不但不给东西还放出大狼狗咬人。姥姥是裹足，小脚，拉着大的，扯着小的，哪跑得起来呀，没跑几步就栽倒地上，她下意识地用身子护住自己的孩子，脚脖子却被大狼狗狠狠咬住，呼呼流血。抓一把土往脚脖上一撒就算止血了，娘几个一瘸一拐地回到家。

当年天津成了各国的租界地，哪国人都有，外地人稍不小心就闯入了租界地。在各国人中，美国人比较好，特别喜欢小孩儿，见了小孩就给糖吃。有时候也到贫民窟转转，在门口塞一张纸条，第二天也不打招呼就隔着门缝塞进一袋米或面，后来读了历史才知道那叫救济粉。法国人拿着中国人最不当人，只要逮住闯入租界的中国人，往死里打。

有好多穷人家的女孩儿被迫沦为妓女，抹着红嘴唇，露着大脚站街，也有好多朝鲜的女孩沦为妓女，当地人称高丽棒子。

当时的天津比较乱，各国人都有，什么样的杂七古八的人都有，有抽白面的，有扎根，有赌博的，弄得倾家荡产，死后连领席蔽体都做不到，赤身裸体，抛尸街道。有些人就打上了小孩子的主意，当时人们把这种人称放迷花的。天一擦黑儿，大人们就插上门，不敢让孩子们上街了，担心被放迷花的放了去，这些人专门偷小孩儿，偷了小女孩就给卖了窑子去，偷了小小子就活挖眼掏心。听说有一个警察做了一个梦，梦见许多孩子跟他喊救命，梦醒了睁开眼一看，远方过来一家出大殡的！警察把出殡的拦住，揭开棺材板一看，棺材里并排着几口大缸，大缸里没别的，全是刚挖出来的小孩子的眼睛，在水里转着，“滋滋”地响。这是大人们为了吓唬小孩不让傍晚出门故意编的还是真事，现在就不得而知了，当时是传得有鼻子有眼的。

一天，大舅和我妈妈出去捡煤捡儿（没燃尽的煤渣儿），出去的远些，回来得稍微晚了点。还没走到家，远远地看见一个人鬼头鬼脸地走过来。大舅把自己的帽子扣在了我母亲的脑袋上。那个人过来二话没说，扛起我母亲就跑。大舅死死地抱住那个人的大腿，大声地喊救命。大人们纷纷打开门，问：“怎么回事？”那人见势不好，把我母亲往地上一扔，扭头就跑了。我母亲到死脑袋上都有一个很大的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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