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马崇伟 于 2013-8-22 11:35 编辑
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马崇伟 2011年11月，笔者在大围河村的一家照相馆里无意中发现一张被放大的老照片。照片上面有“文安县围河镇初级小学校师生撮影（注①）”的字样，背景是一幢雕梁画栋的建筑物，六十三个人物或坐或立，分成四排，依次呈现于观者面前。从人物的着装打扮看，照片应该拍摄于民国时期。照片是哪一年，在什么地方拍的？里面这些人姓甚名谁？出于好奇，笔者向照相馆老板打听这张照片的来历，得知照片的持有者是大围河村民陈忠录。循着线索一步步走访调查，笔者找到了照片人物中仍健在的刘秉铨（回族，93岁）和唐鼎荣（汉族，88岁）两位老人，在二位老人及其家属的协助下，笔者用了断断续续一年的时间，终于初步揭开了这张老照片神秘的面纱，并获得了许多宝贵的一手资料，特将其整理如下，以飨读者，并诚请方家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一、学校 大围河村，坐落于文安县城西北9.5公里处，是一个回、汉、满族杂居的少数民族聚居村落，回民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解放前，大围河村的回族人民政治上倍受歧视，生活上缺衣少食，经济生活受到很大扼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文化教育方面更是尤为落后。据《廊坊地区民族志》（第70页）记载：“到建国前，廊坊地区仅有回族教师29人……多数回族村庄中的绝大多数人口多为文盲或半文盲，有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儿童，念两三个月的私塾，也只会打打算盘，记记帐目而已”，这正是大围河村当时教育的真实写照。就在这种万马齐喑的状况下，一所初级小学校破天荒地出现在大围河村，成为当时村中的一件大事。时至今日，唯一能佐证这件大事的物证只有文中提到的那张老照片。 据刘秉铨和唐鼎荣两位老人回忆，照片大约拍摄于民国十九年或二十年（1930年或1931年），他们二人分别位于照片后排右数第四位和前排右数第三位。第二排坐着的是学校的教书先生和校董、校董长子及村中管事的一些人。 当时的小学校位于大围河村清真寺大殿的西南角（现已成为民房），校舍为五间房，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班，五个年级，开设国语、唐诗、公民、算术、美术等课程。学校是在校董辛玉坤的大力支持下成立的，他们请来了河间果子洼籍的回族知识分子李华良和其表弟金文普还有大围河村的陈士增执教。大围河清真寺二掌教杨春圃和乡佬陈济众分管学校的教务和财务。在村里干事的丁福瑞也经常到学校帮忙，做些日常杂务之类的活儿。 学校成立于何年，已无文字资料可考。刘、唐二位老人因为年龄原因，也记不太清了。但提到这所学校的渊源，刘秉铨老人有如下的讲述。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文安发大水，围河村有不少人在水灾之后得了霍乱。当时患病的人们一般是用土方儿，找人用缝衣针针灸，以致当地的缝衣针一度脱销。围河有人去胜芳买针时遇到了在此开诊所的朵斯提（注②）李华良先生。李先生劝人们不能用这种方法治病，并随之来到围河，为人们治疗霍乱。经过李先生的精心救治，好多患病村民都转危为安，解除了病痛。他精湛的医术和谦和的作风赢得了大围河村民的认可，在当地乡绅辛玉坤等人的一再挽留下，李华良就留在了大围河村，与之同来的还有他的表弟金文普。二人在大围河清真寺大殿北侧的两间厢房里开了一家小诊所，为村民治病，以此糊口。由于好多村民看病拿不起药费，而李先生也并不计较，经常予以减免，诊所的效益并不好，所以李华良兄弟俩经常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辛玉坤看到李华良是个有学问，见过大世面的人，为了解决当前这种窘况，他就与村里一些头面人物商议，打算成立个小学校，让李先生去任教，既让村里的孩子们识些字，也能收些学费暂解李先生哥俩的燃眉之急。就这样，围河镇初级小学校应运而生。不过，能在这里上学的学生，大多都是村子里家庭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孩子，有的家里出钱，有的家里出粮食，送孩子上学校去认字。由于学校是由校董辛玉坤等人把持，所以收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他们的家族子弟。而那些家无余粮，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困村民，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供不起孩子去上学。李华良先生可以减免病人的医药费，但他却没有办法让穷人家的孩子免费入学，这也是令他无可奈何的事。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学校在开办了四、五年之后，李华良兄弟俩离开了大围河村，赴天津谋生，学校就此关停。该校学生有的辍学回家，有的外出当学徒，部分汉族学生赴邻村小学校学习。正如《回族简史》一书（第64页）提到的，“由于回回民族在政治上长期受压迫，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文化教育事业也自然不会得到发展，虽然也有一些回族上层或知识分子提倡过回民教育，办了少数学校，但这并不能改变广大回族人民文化教育上的落后状态。” 二、人物 老照片中共有六十三人，其中成年人七人，统一着装的学生五十六人。下面谨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对照片中人物做简单介绍。 杨春圃（第二排右数第一位），回族，时年约二十五岁（或二十六岁），当时任大围河清真寺的二掌教。在学校里负责教学管理的工作，有时也给学生们讲些国语、唐诗的课程。 陈景重（第二排右数第二位），回族，大围河清真寺乡佬，是一个虔诚而实在的长者。 李华良（第二排右数第三位），回族，时年二十三岁（或二十四岁）河间果子洼籍。初在胜芳开诊所，后到大围河村行医、教学，深为村民所敬仰，皆尊称“李先生”。离开围河后，辗转至天津，在天津小福巷落户。据说，曾写过一本介绍伊斯兰教知识的万言书。在学校任教师。 辛玉坤（第二排右数第四位），回族，大围河村乡绅。与陈景重为儿女亲家。为学校校董。 金文普（第二排左数第三位），回族，河间果子洼籍。随其表兄李华良行医、教学。在学校任教师。 丁福瑞（第二排左数第二位），回族，负责学校日常杂务。 陈士增（第二排左数第一位），回族，在学校任教师，教算术、美术课。据说，此人学识渊博，才思敏捷，画画特别好，但英年早逝，二十四岁时在大围河村无常（去世）。 辛少轩（第二排左数第四位），回族，辛玉坤长子。高年级学生。 辛少田（第一排右数第七位），回族，辛玉坤三子。低年级学生。 刘秉铨（第四排右数第四位），回族，时年十一岁（或十二岁）。其父刘光庭曾为大围河清真寺阿訇。高年级学生。 陈连升（第三排左数第七位），回族，陈景重的孙子。高年级学生。 陈文杰（第三排左数第十位），回族，小名小树，陈景重的孙子。辛玉坤外孙。高年级学生。 陈文会（第二排左数第二位），回族，陈景重的孙子。辛玉坤的外孙。低年级学生。 唐秃儿（第一排右数第二位），汉族，低年级学生。 唐鼎荣（第一排右数第三位），汉族，时年六岁（或七岁）。低年级学生。 刘海峰（第一排左数第三位），回族，低年级学生。 陈老发（第一排左数第五位），回族，低年级学生。 马玉符（注③）（第一排右数第五位），回族，其祖父马文田时任大围河清真寺三掌教。低年级学生。 综上所述，七位成年人的资料已基本掌握，但由于间隔年代久远，经多方辨认，只有十一名学生的身份核实清楚，其他四十五人的信息只能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无法获取，令人遗憾。值得庆幸的是，刘秉铨和唐鼎荣这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他们在重新梳理记忆之后，向我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写作素材，才使照片中这十八个人的信息能被人们所了解。 三、解析 一张八十年前的老照片存留至今，难能可贵，但这毕竟只是一张私人珍藏的普通照片而已。为什么此文以“弥足珍贵”来定位这张老照片呢？照片到底珍贵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这张照片再现了大围河清真寺北讲堂自光绪年间彩画装修之后至一九四一年重修之前的原貌。 据史料记载，大围河清真寺自清乾隆年间重修之后，又经过了一百余年，在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教民集资，重修了北讲堂和正门（主要是彩画装修）。并在门外两侧放石鼓两座；在后门（北门）置石狮两座。大殿内装修了方形木质地板。中华民国时期，即1941年9月至1942年5月，大围河清真寺再次落地重修。除了拆除并重建大殿之外，对原有的南、北讲堂，沐浴室（水房子）都进行了落地重修。 这张照片是在大围河清真寺北讲堂的前边拍摄的，时间大约是在1930年、1931年这两年当中，恰好是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至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时间段内。照片中那幢雕梁画栋的建筑物，就是光绪年间进行彩画装修之后，又历经近半个世纪沧桑变迁的大围河清真寺北讲堂。这幢古色古香、美仑美奂的建筑，在快门按下十年之后，就被新的建筑所代替。而它的形象，却永远定格在这张老照片当中。现在，大围河清真寺的北讲堂又几经修缮，完全变了模样。而这张黑白照片，虽然不能还原出当时北讲堂窗棂、木柱、雕花的艳丽色彩，但从文保角度来说，这也不失为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 其次，这张照片中的几个人物举足轻重，他们本人或者家属的名字，在文安历史或围河回族史当中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杨春圃，一个气宇轩昂的回族男儿，一位可以与马本斋齐名的民族英雄。拍完这张照片的六、七年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了，文安伪县长韩新文弃城而逃。1937年秋天，在文安县处于一种无政府的混乱局面下，杨春圃弃教从戎，带领大围河村里的热血青年，自发组织成立了“回民抗日挺进军”。与此同时，被全国人民所耳熟能详的马本斋，也在献县东辛庄成立了“回民义勇队”。后在党的领导下，这些回民抗日队伍成为威震冀中平原的回民支队。 李华良，他不是文安人，但他对伊斯兰教虔诚的信仰和对穆斯林群众无私的奉献，使他成为围河回族史中一个不可磨灭的光辉形象。他医术精湛，为围河百姓救死扶伤；他教学严谨，为围河培养出许多品学兼优的栋梁之才。 “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大围河村先后有108名青年参加回民支队，其中就包括李华良先生的学生陈文会、刘秉铨等人。这与李先生平时的谆谆教诲密不可分。 辛玉坤，出身地主阶层，虽没有彪炳千古的业绩，在文安的史册中却也是有迹可寻。《文安县志》及《文安文史资料》（第二辑）在提到抗日战争期间重修大围河清真寺时，都有如下语句“在寺内阿訇刘光庭主持下，由寺中管事乡佬马同骥、辛玉坤协助，大围河清真寺再次落地重修”。做为乡绅，辛玉坤主动修寺、办学，也展现出了他开明的一面。值得一提的是，辛玉坤的胞兄辛玉峰（辛朗山），则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文安历史当中。《文安文史资料》（第一辑）当中有一篇题为《义和团攻打文安县城》的文章，“（文安知县王舒萼）于是暗中联系当地绅士和反动势力，与义和团做对。他策动的人员有：围河村的辛朗山，苏桥村的张作人，安祖店的卞福顺等”，其中提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辛玉坤的大哥辛玉峰（字朗山）。因为他协助知县镇压义和团有功，知县王舒萼还曾亲笔写下“有功桑梓”四个大字并制成木匾，派人送到大围河村辛宅，以示褒奖。 时光荏苒有如白驹过隙，曾经鲜活的面孔大多已随着时光的远去而消逝。只有这张照片，还忠实地保留着历史人物或光辉或黯淡的形象。 最后，这张照片历经八十年的颠沛流离，一辈一辈地传承至今，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无法估量，再加上几代人呵护备至的情感糅合其中，珍贵程度可见一斑。 照片原件长27.5厘米，宽21厘米，现存放在大围河村民陈忠录家中。据他介绍，这张照片是其祖父陈景重留下来的。陈景重无常（去世）后，由陈忠录的父亲陈旺（陈景重的小儿子）保管。陈旺无常之前将照片留给陈忠录的三哥陈增禄，一直传到陈忠录的手中。 八十年，弹指一挥间，这三代人将一张合影留念的老照片薪火相传，将历史的瞬间从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延续至今，使我们能有幸看到八十年前人们的着装打扮，感觉到当时人们的精神风貌，还能聆听到一种无声的语言在诉说着历史的真谛：回顾历史，把握现在，展望未来。历史，其实就在眼前！ 注①撮影：系日语，意即“摄影”。 注②朵斯提：回民称穆斯林朋友为“朵斯提”。 注③马玉符：系笔者大祖父家长子，笔者的大伯父，成年后担任大围河清真寺三掌教，2003年无常。 （编者注：此稿完成于2012年冬，文中提到的唐鼎荣于2013年1月去世，陈忠录于2013年4月去世，刘秉铨于2013年5月去世。） | 
发表于 2013-8-22 11:28:39
发表于 2013-8-22 11:41:07
发表于 2013-8-22 21: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