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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光着脚丫积“绿肥” 1971年春我们考上了初中，那时，同学们大都能骑上自行车上学，唯独我和族叔廷弼每天步行上学。为了不迟到，每天我们早早地出发，经常来不及吃早饭，拿着刚出锅的金**的棒子面饽饽，一边走一边吃。离学校八里多的路程，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了。经常比骑自行车的同学到得都早。偶尔晚一点，骑自行车的同学就托我们一段路程，这样一直到初中毕业。初中时，我刻苦学习，遵守纪律，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加入了共青团，多次受到校长杨思迁的表扬。
上初中时，正赶上学校搬迁，建新学校，我们在管校代表的带领下，天天参加建校劳动，什么搬砖啊，抬檩啊，什么都干。学校建好后，我们又到“三场”劳动，学校在河床上种了好多小麦，春天到了，小麦反青了，河水化冻了，学校组织我们去浇小麦，我们从家里拿来了桶啊，盆啊的，管校代表让我们自动排成两排，从水边一直到麦田，老师在河里提水，我们往上传，水浇到麦田里，喝到水的麦苗，立刻有了精神。另一排同学们再把空桶、空盆的传下去，这样循环往复，浇灌了十几亩小麦。
过了一段时间，贫下中农老师说有块玉米地里发现了虫子。于是我们每人一个玻璃瓶子，一双筷子，以同样的活动形式来到了位于学校东面的玉米地。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玉米上的毛毛虫用筷子夹到瓶子里。这种活儿对我们这些男同学来说可谓小菜儿一碟，可对胆儿小的女同学来说真是遭难了：一个女同学哆哆索索地夹住一个虫子往瓶子里放，可是瓶口小，一下虫子掉到了拿瓶子的手上，“呀”的一声就把瓶子、筷子扔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而另一个女生听说自已的头上落上了虫子，于是一边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一边拍打着自己的头跑出了玉米地。让我们都非常羡慕的是我们的班长，在这次活动中他捉的虫子最多，因他拿的是一把亮闪闪的镊子。
学校还经常组织我们去“大寨点”劳动，一次去刘家营东洼给玉米追肥，同学们都骑着自行车，带着除锨，我没有自行车，是同学们驮着我去的。劳动时，同学们用筐子往地里背粪，还要用手一捧一捧地玉米苗的根部，不怕脏，不怕累，个个汗流浃背，汗水和粪土混在一起，在脸上流淌。
常言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所以农闲时积肥是农业社每年必做的一件大事。我们的劳动也随之展开。首先选择路边一块空旷的地方，用铁锨堆上一堆土，在这堆土上扒一个坑；接着到别的地方拔草，把这些草放到扒好的坑里；然后再向坑里倒水，最好是臭水。接下来便是象和泥一样，将这些东西混合成草泥。为这，我们这些不怕脏不怕累的男同学纷纷甩掉鞋子跳上泥堆，用脚丫踩来踩去。等和得差不多时，就在泥堆的外面抹上一泥皮儿——这就是我们积的所谓的“绿肥”。最后找队里的干部给开个谁谁谁积绿肥多少车的证明条，交到老师那里，那可是无尚的光荣！到了晚上你再到我们积肥的地方看吧:月牙当空，光线昏暗，一个个圆土堆排在那里，有的长着青草，有的泛着青光，秋虫的低吟伴着远处的狗叫。那叫一个字——绝。 1973年底，我们升高中，正赶上全县统考，（此前“文革”中是不考试的）我们村30多名应届生，有15名考上了高中，其中我和侄子景云都被录取。这一年滩里撤了高中班，我们要到左各庄中学去上学，需要走读，如果住校的话，还要自带一个礼拜的干粮，因为学校没有学生食堂。听说大柳河中学有学生食堂，有学生宿舍，学生交面粉，食堂给代做。当时我父亲在大柳河公社工作，我和侄子就从左各庄中学转到了大柳河中学。记得办理转校手续时，我步行踏着皑皑的白雪到大柳河，又从大柳河到左各庄，沿海河大堤经安里屯回家。
第二年春季开学，侄子骑着自行车托着我和行李到大柳河中学报道入学，每隔一两周回一次家。我和侄子同年同岁，他比我小半年，我不能总让他托着，我要学骑自行车，于是在上学来往的路上，在侄子的指导和帮助下，我骑在自行车上稳住车把，他在后面扶着后椅架，他在后面再推上一阵子，这样我很快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很快家里也给我购置了一辆崭新的“大铁驴”，这“大铁驴”车体长，用无缝钢管焊接，特别结实，骑着稳当，可托重物。那时，对我来说确实是一大幸事，我终于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家里距离学校25里的路程,两个多小时就能往返一次。那时，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搞勤工俭学师生们种药材，有红花、板蓝、枸杞等等，枸杞子成熟的时候，老师领着我们到枸杞园里摘枸杞子，那枸杞子黄豆粒一般大，红红的，圆圆的，亮亮的，里面满是红色的汁儿和无数个**的籽粒，据说有补血功能，我们一边摘，一边吃，挺甜的。据说吃多了上火，鼻出血，也不敢多吃。学校还组织师生骑自行车去石马干渠大堤上打柳树条子，去李庄农场钎高粱穗。劳动中或间歇时，我们有说有笑，老师还经常给我们讲故事，猜谜语，我们感到很快乐。那时，我印象最深的领导和老师有四个人，第一个是老革命干部管校代表高德茂老人，他对我们外乡人特殊照顾，刚去的时候，他让我们住小间，睡火炕，还经常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别的同学都住教室，睡地铺，地铺就是地上铺麦秸子，上面铺上蓆，人就在上面睡。后来我们也去教室睡地铺。第二个是郝振发校长，外号“阴天”，他很严肃，对师生们从不露笑脸。第三个是宋宝书老师，教我们政治，他经常指导我写批判评论文章，在全校大会上发言。第四个是孙万高老师，教我们语文，不仅长得帅，好打扮，背头输得倍亮，而且教师基本功十分扎实，字写得漂亮，朗读富有感情，经常给我们读自己写的范文，同学们都喜欢他。他对我后来爱好写作起了很大影响，他曾指导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播种育苗》，作文课上在班里朗读，并寄到《河北日报》文学副刊上，虽然没有发表，但编辑回信给了好评和鼓励。印象最深的同学就是小堡里的郭广增、郭金成、魏齐放同学，由于学校离该村近，放学后我们经常到他们家里去玩，老人们对我们特别热情，经常留我们吃饭，金成的母亲包饺子特别快，一起擀好几个皮，将皮放在手心里，放上陷一攥一个，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饺子。后来1977年去大柳河中学参加高考，我们还住在他们家中。1975年底，我们“高四”班（毕业班）全体师生骑自行车去文安影院合影留念。把火热的中学时光定格。 本文发表在2013年8月16日河边农民报上 作者 何万志 | 
发表于 2013-10-2 07:10:58
发表于 2013-10-2 07:3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