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伴我成长（纪实原创一）

weiran

序言：我生长在自行车的时代。孩提时，看见骑自行承的像个怪物；上初中时，同学们骑自行车上学，我很羡慕；上高中时，学会了骑自行车，也有了自己的自行车。自此，我的学习、工作、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就没有离开过自行车。它与我同欢乐，共悲伤，它是我的伙伴，它见证了我的成长。

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买不起自行车。每当看到别人起着自行车去走亲访友、下地干活的时候，我就十分羡慕。上初中时，同学们大都能骑上自行车上学，唯独我和族叔廷弼每天步行上学。为了不迟到，每天我们早早地出发，经常来不及吃早饭，拿着刚出锅的金黄色的棒子面饽饽，一边走一边吃。离学校八里多的路程，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了。经常比骑自行车的同学到得都早。偶尔晚一点，骑自行车的同学就托我们一段路程，这样一直到初中毕业。初中时，我刻苦学习，遵守纪律，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加入了共青团，多次受到校长杨思迁的表扬。


1973年底，我们升高中，正赶上全县统考，（此前“文革”中是不考试的）我们村30多名应届生，有15名考上了高中，其中我和侄子景云都被录取。这一年滩里撤了高中班，我们要到左各庄中学去上学，需要走读，如果住校的话，还要自带一个礼拜的干粮，因为学校没有学生食堂。听说大柳河中学有学生食堂，有学生宿舍，学生交面粉，食堂给代做。当时我父亲在大柳河公社工作，我和侄子就从左各庄中学转到了大柳河中学。记得办理转校手续时，我步行踏着皑皑的白雪到大柳河，又从大柳河到左各庄，沿海河大堤经安里屯回家。

第二年春季开学，侄子骑着自行车托着我和行李到大柳河中学报道入学，每隔一两周回一次家。我和侄子同年同岁，他比我小半年，我不能总让他托着，我要学骑自行车，于是在上学来往的路上，在侄子的指导和帮助下，我骑在自行车上稳住车把，他在后面扶着后椅架，他在后面再推上一阵子，这样我很快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很快家里也给我购置了一辆崭新的“大铁驴”，这“大铁驴”车体长，用无缝钢管焊接，特别结实，骑着稳当，可托重物。那时，对我来说确实是一大幸事，我终于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家里距离学校25里的路程,两个多小时就能往返一次。那时，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搞勤工俭学师生们种药材，有红花、板蓝、枸杞等等，枸杞子成熟的时候，老师领着我们到枸杞园里摘枸杞子，那枸杞子黄豆粒一般大，红红的，圆圆的，亮亮的，里面满是红色的汁儿和无数个黄色的籽粒，据说有补血功能，我们一边摘，一边吃，挺甜的。据说吃多了上火，鼻出血，也不敢多吃。学校还组织师生骑自行车去石马干渠大堤上打柳树条子，去李庄农场钎高粱穗。劳动中或间歇时，我们有说有笑，老师还经常给我们讲故事，猜谜语，我们感到很快乐。那时，我印象最深的领导和老师有四个人，第一个是老革命干部管校代表高德茂老人，他对我们外乡人特殊照顾，刚去的时候，他让我们住小间，睡火炕，还经常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别的同学都住教室，睡地铺，地铺就是地上铺麦秸子，上面铺上蓆，人就在上面睡。后来我们也去教室睡地铺。第二个是宋宝书老师，教我们政治，他经常指导我写批判评论文章，在全校大会上发言。第三个是孙万高老师，30多岁的他，不仅长得帅，注重仪表，背头梳得倍亮，而且教师基本功十分扎实，字写得漂亮，标准语朗读，声音抑扬顿挫，极富感情。语文课上，他给我们读的《沁园春-雪》，至今还在我耳旁回响；作文课上，他给我们朗读的自己写的范文《春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后来爱好写作起了很大影响，他曾指导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播种育苗》，作文课上在班里朗读，并寄到《河北日报》文学副刊部，虽然没有发表，但编辑回信给了好评和鼓励。印象最深的同学就是小堡里的郭广增、郭金成、魏齐放同学，由于学校离该村近，放学后我们经常到他们家里去玩，老人们对我们特别热情，经常留我们吃饭，金成的母亲包饺子特别快，一起擀好几个面皮，将面皮放在手心里，放上陷一攥一个，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饺子。后来1977年去大柳河中学参加高考，我们还住在他们家中。1975年底，我们“高四”班（毕业班）全体师生骑自行车去文安影院合影留念。

比翼双飞

美好的回忆

weiran

序言：我生长在自行车的时代。孩提时，看见骑自行承的像个怪物；上初中时，同学们骑自行车上学，我很羡慕；上高中时，学会了骑自行车，也有了自己的自行车。自此，我的学习、工作、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就没有离开过自行车。它与我同欢乐，共悲伤，它是我的伙伴，它见证了我的成长。

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买不起自行车。每当看到别人起着自行车去走亲访友、下地干活的时候，我就十分羡慕。上初中时，同学们大都能骑上自行车上学，唯独我和族叔廷弼每天步行上学。为了不迟到，每天我们早早地出发，经常来不及吃早饭，拿着刚出锅的金黄色的棒子面饽饽，一边走一边吃。离学校八里多的路程，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了。经常比骑自行车的同学到得都早。偶尔晚一点，骑自行车的同学就托我们一段路程，这样一直到初中毕业。初中时，我刻苦学习，遵守纪律，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加入了共青团，多次受到校长杨思迁的表扬。


1973年底，我们升高中，正赶上全县统考，（此前“文革”中是不考试的）我们村30多名应届生，有15名考上了高中，其中我和侄子景云都被录取。这一年滩里撤了高中班，我们要到左各庄中学去上学，需要走读，如果住校的话，还要自带一个礼拜的干粮，因为学校没有学生食堂。听说大柳河中学有学生食堂，有学生宿舍，学生交面粉，食堂给代做。当时我父亲在大柳河公社工作，我和侄子就从左各庄中学转到了大柳河中学。记得办理转校手续时，我步行踏着皑皑的白雪到大柳河，又从大柳河到左各庄，沿海河大堤经安里屯回家。

第二年春季开学，侄子骑着自行车托着我和行李到大柳河中学报道入学，每隔一两周回一次家。我和侄子同年同岁，他比我小半年，我不能总让他托着，我要学骑自行车，于是在上学来往的路上，在侄子的指导和帮助下，我骑在自行车上稳住车把，他在后面扶着后椅架，他在后面再推上一阵子，这样我很快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很快家里也给我购置了一辆崭新的“大铁驴”，这“大铁驴”车体长，用无缝钢管焊接，特别结实，骑着稳当，可托重物。那时，对我来说确实是一大幸事，我终于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家里距离学校25里的路程,两个多小时就能往返一次。那时，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搞勤工俭学师生们种药材，有红花、板蓝、枸杞等等，枸杞子成熟的时候，老师领着我们到枸杞园里摘枸杞子，那枸杞子黄豆粒一般大，红红的，圆圆的，亮亮的，里面满是红色的汁儿和无数个黄色的籽粒，据说有补血功能，我们一边摘，一边吃，挺甜的。据说吃多了上火，鼻出血，也不敢多吃。学校还组织师生骑自行车去石马干渠大堤上打柳树条子，去李庄农场钎高粱穗。劳动中或间歇时，我们有说有笑，老师还经常给我们讲故事，猜谜语，我们感到很快乐。那时，我印象最深的领导和老师有四个人，第一个是老革命干部管校代表高德茂老人，他对我们外乡人特殊照顾，刚去的时候，他让我们住小间，睡火炕，还经常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别的同学都住教室，睡地铺，地铺就是地上铺麦秸子，上面铺上蓆，人就在上面睡。后来我们也去教室睡地铺。第二个是宋宝书老师，教我们政治，他经常指导我写批判评论文章，在全校大会上发言。第三个是孙万高老师，30多岁的他，不仅长得帅，注重仪表，背头梳得倍亮，而且教师基本功十分扎实，字写得漂亮，标准语朗读，声音抑扬顿挫，极富感情。语文课上，他给我们读的《沁园春-雪》，至今还在我耳旁回响；作文课上，他给我们朗读的自己写的范文《春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后来爱好写作起了很大影响，他曾指导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播种育苗》，作文课上在班里朗读，并寄到《河北日报》文学副刊部，虽然没有发表，但编辑回信给了好评和鼓励。印象最深的同学就是小堡里的郭广增、郭金成、魏齐放同学，由于学校离该村近，放学后我们经常到他们家里去玩，老人们对我们特别热情，经常留我们吃饭，金成的母亲包饺子特别快，一起擀好几个面皮，将面皮放在手心里，放上陷一攥一个，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饺子。后来1977年去大柳河中学参加高考，我们还住在他们家中。1975年底，我们“高四”班（毕业班）全体师生骑自行车去文安影院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