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伴我成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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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村务农那两年，担任大队理论辅导员、团支部副书记，经常配合大队中心工作，什么抓生产“业队”啊，（“业队”就是被分配到生产小队配合小队长抓政治和生产工作），什么抓计划生育啊，什么出河工带工啊，带队防汛啊，什么事都做过。

1976年冬，大队推荐我参加公社计划生育工作队，负责宣传和统计工作。到各村突击做计划生育工作。我族侄何景涛是公社卫生所的医生，他也在其中。因工作观点不同，他同领导产生了矛盾，而被停止工作。我为他争辩，也无济于事。后来，工作队解散，队员们都回到各自的单位去了。

1977年，大年刚过，按照公社和大队的安排，我又骑自行车去马武营县“五七”干校参加理论辅导员培训班的培训，培训的内容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县委书记、副书记、宣传部长都亲自给作报告。

我曾奉命骑自行车同村干部何万路一起大城县大阜村去抓为躲避计划生育跑到娘家去的妇女。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两个人骑自行车而去，怎么去抓，只是应付差事罢了。我们拿着大队开的介绍信，找到大阜村大队的干部，又找到了她娘家。她娘家爹是个“老革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党和人民立过功，老人家很健谈，给我们讲了许多过去干革命的事情，中午让老伴烙饼炒鸡蛋，（这是那会最高级的饭食），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下午我们骑自行车到大城，第二大返回家。

自行车也是人们下地代步的好工具。我同社员们一起骑自行车下地，它可以减少人们的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藤出许多时间来去做其它事情。那时电视机还很少，谁家买了台电视机，晚上四邻八家的都到他家去看。人们的文化生活就是看革命样板戏，参加并观看革命文艺宣传队的演出，最主要的途径还是听广播，收听半导体收音机播出的节目。那是还没有用干电池的小型收音机，一般是使用火电的中型收音机。刘兰芳播讲的评书《杨家将》、《岳飞传》是当时人们最喜欢的，人们就像着了魔似的，生怕落下一集，人们在地里干着活，议论着其中的情节，还不时地看看手表，以加快劳动的速度，要在中午12点以前赶到家听评书，骑自行车可以不误点。我体力差，干活慢，叔叔、哥哥、姐姐们就接济我，除草时，我总被落在后面，我干着干着，发现前面的活不知谁已经为我干完了，他们到了地头，我也到了地头，一起骑自行车往家赶听刘兰芳的评书。

社员们帮助我干活，我教他们读书识字。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饭前饭后，一有空我就拿出纸和笔，交给他们汉语拼音、识字、读文章、写信。我族叔何廷礼不仅跟我学文化，还跟我共同研究农业技术问题。当时大搞秸秆还田，将棒子秸、高粱秸等用铡刀铡碎了，再撒到地里。廷礼叔看到这种繁杂的劳动，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他想如果制造出同时既收获玉米又粉碎秸秆的机器该是多么好啊，他把这种想法跟我说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画好图，并附上文字说明，寄往河北省农业厅，省厅回信，对我们的想法给予了肯定和鼓励。30年过去了，这种想法已经变成了现实。我表哥刘则顺那时跟我学会了汉语拼音，现在能打字上网，前年他买基金竟赚了100多万元，在廊坊买了楼房。他见我就说，如果不是当年跟表弟学会拼音，就上不了网，也就赚不了这钱。

未完待续

我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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