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之二：大槐树移民之族谱记录

古哇

集体记忆之二：大槐树移民之族谱记录
　　
　　在关于洪洞大槐树移民的论著中，族谱成为最重要的文字记录或史料依据，民国时便有人感叹其“但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相对于传说，族谱似乎是更为可信的史料，又由于许多族谱系根据家族墓地所立碑记整理而得，因此洪洞大槐树移民一事，似乎便成为一桩铁案。
　　

　　在今河北、河南、山东等省存留的族谱中，记载其祖先迁自山西洪洞的的确不计其数。据署明嘉靖七年（1528）修的河南长垣县西了墙村《王氏家谱》中说：“讳实，晋之洪洞县大王庄人也。洪武定鼎之初迁居长垣县合阳里西了墙村。我二世伯祖讳刚，怜弟幼弱，因从迁焉。刚祖于洪武十八年投荥阳侯杨大人帐下效用，因屡战有功，封世袭德（疑缺字——引者）将军，锦衣正千户。”尽管还不能找到洪洞有“大王庄”这个地名，碑文和族谱中也还有许多疑点，但可以肯定自明代就有了洪洞移民的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族谱和墓碑中提到其祖先来自山西洪洞的，后面的具体地名都被省略或者磨损了。如署清乾隆十九年（1754）的河南内黄马固村《明故王公神道碑》：“始迁祖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后缺字——引者）人也。”署清咸丰七年（1857）的河南内黄尼化村《王氏祠堂碑》：“始祖原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后缺字——引者），自明永乐二年（1404）迁住于此。”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并不知道祖先的具体家乡，说山西洪洞不过是人云亦云。
　　这样的怀疑也得到了部分资料的支持。在河南济源南水屯村的张家祠堂，祠堂正中所供香案上的牌位上写着：“始祖威卿于明洪武三年由山西省洪洞县迁至济源南水屯，迄今已六百二十九年。”西墙上悬挂的《张家祠简介》除了讲述同样的话外，接下去说：“长子思义是吏员，次子思徽于洪武丙子年举茂才，任湖广荆州府通判，承直九年考满，于永乐年间升户部员外郎。洪熙元年为祭奠父母，撰文刻碑。清乾隆四十二年重刻此碑，保存至今。”我们也在祠堂院内见到了这块碑，由于刻写年代距离传说中的移民时间很近，应该比较可信。该碑碑额为“户部员外郎张秉先考处士张公墓志”。墓志往往刻写在方形墓盖之上，但我们所见到的，却是清乾隆年间将墓志移刻而成、立在那里的一块碑石。我们先不去思考这也许反映了一个从墓祭到祠祭、以至墓志变成石碑的过程，仔细观察其中文字，曰：“公讳威卿，乃济源之世家也。其所居县曰沁阳，里曰堽头，村曰南水屯，是其先祖之发庐。□厥先祖其便，□以居焉。”十分清楚的是，这块撰于洪熙元年（1425）二月、距离所述事件仅20多年的墓志，不仅没有提到这位始祖从山西洪洞移民的经历，反而写明他是这里的土著。
　　到了清代中叶，传说中的那些地名也开始在族谱和墓志中出现。如署清康熙六十年的河南内黄刑固村《王氏祖碑》：“山西洪洞县枣林村，乃余家祖居也。”署清乾隆五十八年的河南太康县潭岗西村《赵氏墓碑》：“始祖讳太，始居山右，原籍洪洞县老鹳巷。”署清道光二十三年的河南孟州市冶墙村《孟氏墓碑》：“相传洪武二年携弟原清从山西洪洞县广济寺奉诏迁于此。”署康熙之河南清丰县巩营翟堤口《新建翟公墓志》中说：“遐想山西洪洞县野鹊窝乃吾始祖大老故里也。其先茔故址原有存者，后被迁自洪武年间，择居于清丰之东号南山者。”而根据内容判断为康熙末年所写的河南洛阳西山岭头《李氏家谱序》，也已有了“后人欲知木本与水源，山西平阳洪洞县。大槐树镇户千家，洪武诏下迁。山西洪洞县内迁万户，李氏族中八百三”这样的说法。无论其说法是否属实，前述传说的流传也已有了大约300年的历史。
　　但是，族谱在不断的重修中逐渐变化或丰富，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如河南濮阳市胡村有一明弘治十五年（1502）三月的《细城岗任氏先陇记》，其中说“仆家世大同，因兵燹后徙居今郡治之东南细城村”，濮阳县习城乡也有同样的碑记。但到后世所修的濮阳市西郭寨《任氏族谱序》中，内容就变成：“明洪武年间，因兵乱，吾先祖仲康、仲熙、仲和三兄弟自山西大同、平阳，经洪洞（后缺字——引者）东迁……至今六百余年，现有五世祖孟旸于弘治十五年给始祖立石为证。”弘治十五年碑文中既无时间，又未提到洪洞，怎么能为这些新增的内容作证呢？
　　族谱编修因为各种原因中断，导致早期的族谱丢失，后人无法忠实于最初的记载，应该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前举河南洛阳西山岭头康熙修《李氏家谱序》中，虽明确指出其先祖于洪武二年（1369）来自洪洞，但也提到这中间已间隔了14世，“至明末年闯贼寇境，玉石俱焚，家谱遂不复为所有”。同样，河南濮阳县谢家店康熙三十七年修《谢氏创修家谱序》中也明确记载其祖先原籍洪洞，在明初奉旨带着家谱迁徙到这里。但“洪洞载来之谱已于明季乱离之际，遭兵火为灰烬矣”。这样的说法在族谱中非常常见，使我们有可能质疑清人重修族谱时对祖先来历的说法是否失实。
　　有一些族谱的内容似乎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后人如何撰写家族历史的信息。河南新郑大司村清嘉庆年间的《司氏墓碑》开始即宣称：“我司氏自山右迁豫也，数百年于兹矣！”然后碑文叙述说，其始祖在明代永乐年间以廪贡担任直隶沙河知县，致仕后“永籍郑州”，并未提到有关山西之事。在明末动乱时，家族的墓碑全部损毁。后来听到“巩邑王氏话及洪武七年秋，自洪洞断桥河迁民。全册其家世世藏之，即令余族侄名权及乔年者，遂往抄册。云钦命侯监理都察院大学士率迁民三千七百四十丁，牌二十有四，至巩之背阴，分业务农。吾祖季昆三人，牌分第十七，迁郑，遂定焉”。也就是说司氏在一个姓王的家里看到当年洪洞迁民的花名册，而他祖先的姓名就在上面，才知道自己是从洪洞迁来。我们不敢确定当年是否存在这样一份花名册，因为其中的说法过于离奇，但至少可以知道司氏祖先来历的确定，是从不相干的王氏那里得来的，而且由此便与王氏产生了祖先来历的认同。
　　由此感到，族谱中虽大量提及洪洞迁民之事，而且言之凿凿，但其中疑点很多，很难被视为有力的证据。特别是在这些族谱中，还将我们前面曾举到的某些传说故事写入，作为家族历史留传，族谱这样的书面文本又成为口述传说的载体，共同夯实和传递关于祖先的历史记忆。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所有记载其祖先来自山西洪洞的族谱在这一点上都是虚构的，也还有很多族谱记载其祖先来自山西其他地方或者其他省份。在历史上的许多时期，人口迁移是很频繁的，山西也是如此，甚至政府有组织的移民行为也是确定的事实，为什么就不能有洪洞来的移民呢？署清乾隆五十年的山东郓城黄安乡冯屯《冯氏族谱》虽然也在开始说“予家系出晋洪洞县老鹊窝民籍”，但后面又谈到“吾族自前明洪武九年，以山西洪洞县城南羊獬，迁濮州城东金堤居焉”，羊獬村确在洪洞县南，可见他们知道祖先确实来自何处，只是为了从众而提到并不存在的“老鹊窝”。问题在于这些在族谱中自称是洪洞移民的数量太大了，对此，已有学者表示怀疑，并认可洪洞作为移民中转站的说法，但这并无可信的史料依据。大槐树、老鹳窝这些虚构的象征性地名又至迟在清代前期已经出现，流传极广。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社会这样记忆他们的历史，并导致历史的重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