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穷的那些年到身家百万的经历（转）

茶马古道

很励志的一篇文章！我30岁。
　　我没房子，住在岳父母家。
　　每天，我睡到上午十点钟起床，煮一大碗面条，狠狠地填饱肚子，然后出门“上班”。白天就不再吃东西了，到了晚上七点，我“下班”回家吃晚饭。
　　一天吃两顿，从不例外。
　　我“上班”就是找一个网吧上网。上网的内容很杂，看新闻，逛论坛，或者打打小游戏。
　　如果没钱上网，我会独自一个人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静静地坐着发呆——这也是我“上班”的内容。
　　总之，我会躲开人们的视线，和所有熟人玩“失踪”。
　　这段时间我所有的收入来自老婆和弟弟。
　　老婆在一家国有运输公司停车场上班，每个月有一千元左右的收入。我每月总会以各种理由找老婆要个三两百元，如果偶尔碰见老婆心情好，还可以多要百十元。
　　弟弟开了一家“公司”。所谓公司，也就一间花600元租来的办公室，没有产品，没有职工，甚至连营业执照也没有。我在这家“公司”占50%的股份，因为决定搞这个公司时，我和弟弟各出了一部分钱。公司所有的收入来自弟弟帮人家修电脑，三十五十地挣，每月基本无余钱。尽管如此，每当我向弟弟开口要钱的时候，弟弟总是尽力满足。
　　我的开销也很简单，每月上网的费用，每天一包两块钱的烟，偶尔也买几块钱的足球彩票。
　　如果碰上身上余钱多了，我也会去找几个在社会上认识的人“斗斗地主”。我“斗地主”水平还可以，赢多输少，但有一个月手气太背，欠了别人两千多元的赌债，于是我撒了个谎，让弟弟找他朋友借了点儿钱，拿去堵了这个窟窿。
　　我还有一个儿子，但我基本不怎么管，都是退休在家的岳父母帮忙照看。儿子的开销我会承担一部分，一般都是打牌赢了钱，就马上去买奶粉。
　　这就是我这几年的生活，也是我最穷困的一段时间。很多时候，我都处在一种绝望的忧虑当中，不敢想象我的未来

我认为我的穷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与我的成长经历有关。
　　我1975年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农村，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小我四岁的弟弟。
　　读了个中专，我算是家里唯一的文化人了，因为三个姐姐都只读了个小学，而弟弟也只读了一年高中。
　　中专毕业后，我进入一家国企上班。翌年，企业破产了，我一下子变成了游民，从此开始了我的打工生涯。
　　我觉得我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工作，另一半的时间是在找工作。
　　那时也很穷，但因为年轻，我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总觉得自己是个大器晚成的人。
　　1997年，我来到C市，先是在一家机械电子企业打工，后来经过几次过渡，三年后成功进入一家上市公司，并出任该公司一个分公司的总经理。
　　这是我打工生涯当中混得最好的一个职位，但收入一般，号称年薪8万元，实际上一年下来，我只存了两万多元。一是我花钱大方，另一方面，好多费用公司不予报销。
　　在上市公司这一年多的时间中，我找了女朋友，她是我一个下属介绍的。我从公司离职后不久，就用不多的存款和她结了婚。
　　她叫周媛，比我小四岁，城市独女，家庭条件还算不错，这使得她有些娇生惯养，还有些颐指气使，但是她不论做事还是说话，总落不到点子上，比如，本来是说东边的事，可能两句话过后就扯到西边去了。
　　刚结婚那阵儿，我对她这一毛病嗤之以鼻，甚至有好好改造她的念头，但随着我的处境日渐衰落，渐渐地就失去和她叫板的底气了。
　　我的衰落是从2002年开始的，那时，我刚从那家上市公司离职。
　　一个小中专生能够做到上市公司的分公司负责人，让我感到信心十足。同时，这个职务对我今后的意义在于，当我找不到类似工作的时候，我会很怀念这个职务，并且心里很失落。
　　谁都希望混得好一点儿，混得越来越好，但没有人规定后一个职务就一定要比前一个好。
　　我从上市公司出来后，先后找过几个工作，但没有一个比得上我在上市公司的工作，心里便觉得自己有些掉价，也觉得很没面子。
　　于是，我宁可不上班，也不肯屈居人下，颇有些假清高的意思。
　　一方面是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另一方面是不想委屈自己，我的信心便在等待中慢慢消磨掉了。
　　等我终于忍不住降低要求的时候，才发现连次一点儿的工作都不好找了，于是只好继续等待。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最终，我不可避免地走向低谷，直至穷困潦倒


所以，一个人走背运，并非命运有多么不公，多半是不满于理想与现实间的落差，自暴自弃造成的。
　　时至如今，我对找到一个好工作已经绝望了，就像锅底的那只青蛙，已经被煮得有气无力了。
　　人在低谷的时候，心里总是有很多怨气。
　　所以我看谁都不顺眼，觉得谁都对不住自己，于是不和任何人联系，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我在自己的四周，筑起了一道厚厚的墙，里面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世界。
　　我成了孤家寡人，不关心别人，也没有人来关心我，每天沉默寡言，活得像空气一样。

这个月，正是超女最火暴的日子。
　　这段时间我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吃过早饭，我就会来到网吧，关注超女的进程。而晚上，我会守在电视机前看关于超女的花边新闻。
　　我虽然潦倒，但自认为还是个理性的人，超女与我半毛钱的关系也没有，因为无聊，我才凑这个热闹。
　　很多事情的参与其实都与无聊有关，当你忙的时候，你会有闲心关心别人的事情？
　　我无聊，故我参与。
　　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无所事事，追着看超女，说出来是会让人笑话的，但我高尚不起来，我只是想打发时间。
　　就像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在街上闲逛，看见有人吵架，便站在边上看热闹，间或劝一下架，评论一下谁是谁非，表现表现自己。
　　我看超女就是这样的心态。
　　渐渐地，我居然迷上了这个选秀活动。这比看一个电视连续剧有意思，电视剧的结局是固定的，但这个节目的结局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发短信，就有可能改变比赛结果，虽然明知是圈钱的。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贴吧读帖顶帖，并大方地为其中一个选手贡献了15条短信。
　　15条短信就是15块钱啊！这是我一个星期的烟钱，但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可惜，因为我用这15块钱表达了我的想法。
　　表达会有一种*，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来听听自己的意见，体现一下自己的存在价值，但我已找不到一个倾诉对象了。像我这样无所事事的小人物，猪嫌狗不爱，谁有闲心来听你絮絮叨叨？
　　所以，我只有花钱说话，这叫穷开心。
　　超女比赛结束了，但我却没有从超女的热潮中走出来。每天，我仍然在网上闲逛，间或到贴吧看看超女的新闻。
　　我心里很羡慕她们。如果那些超女原来都是山鸡的话，短短几个月时间，她们都变成了金凤凰。
　　这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一个人离成功其实并不太远，也许只需要几个月时间。
　　我行吗？
　　应该说，一个人思想的转变往往源于一次也许很小的事件的触动。超女就带给了我这样的触动，这也是我看超女唯一的收获。
　　我决定重新振作起来，规划一条适合自己的出路。
　　其实，我从来都没停止过对未来的考虑，但是，我想得多，做得少。我缺乏行动力。
　　这一次，我决定先行动起来。
　　就像那些变成了金凤凰的超女一样，她们不一定唱得好，但是她们去尝试了，去行动了，这就是她们成功的根源。
　　所以我得行动
我决定戒网。不是不上网。而是不再进网吧。
　　网吧是一个打发时光的地方，一个无聊的人进了网吧，就会把无聊变成有趣；同时，网吧也是一个吞噬青春和活力的地方，是一个集体堕落的场所，当你手中摸着鼠标的时候，你就已经被鼠标打败了。
　　做出戒网这个决定是一瞬间的事，但在今天起床后，我又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网吧门口，到了门口才猛然想起，我已经决定戒网了。
　　逡巡了好久，挣扎了好久，我最终还是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茶马古道

网瘾，比烟瘾好戒
　　我决定去找个工作，哪怕差一点儿的也行，先练练手。
　　到人才市场去了几次，我才发现自己真的已经落伍了。
　　首先，我没有专业技术；其次，我没有过硬的文凭。
　　我想去找个要求相对低一点儿的，比如业务员之类的工作，但大多招聘业务员的单位都要求年龄在30岁以下。
　　对于一个求职的人来说，30岁，假如你又没有什么专长，就真的已经是老人了。
　　2005年9月8日星期四阴
　　今天，我看见一家单位招聘销售人员，招聘启事上写着“特殊情况年龄可适当放宽”的字样，便去填了一张表。招聘人员端详了我好一阵儿，拿着我填的表左看右看，最终把表还给了我。
　　我有些不甘心，努力地向招聘人员推销我自己，并厚着脸皮说我曾经当过总经理，有一定经验。
　　招聘人员是个小年轻，他犹豫着问：“你真实年龄到底多大了？”
　　我说：“今年30岁，还没满。”
　　小年轻笑了，他直言不讳，说我不够诚实，“你肯定不止这岁数。”他说。
　　我简直要晕倒了，难道我看起来真的就那么苍老吗？我本来想把身份证拿给他看一下，又怕他怀疑我在身份证上作假。
　　唉，算了吧。
　　我抽空上了一趟洗手间，在镜子里左瞧右瞧，发现自己看起来真的很老。非但老，还很憔悴，两鬓间不知何时长出了几根白发，展示着岁月的沧桑。
　　可是，我才30岁啊。
　　看来，这些年来，我的日夜忧思，全都被这一张脸记录下来了。
　　人才市场，是荟萃人才的地方，我不是人才，于是我不再去。

我虽然决心改变眼前的这种状况，但也仅仅是有决心而已。我像一只无头的苍蝇，乱飞乱撞，每天焦躁地寻找着机会，却又无所事事地等待着下一天的来临，以为新的一天会发生奇迹。
　　但是，涛声依旧，没有奇迹。
　　2005年9月13日星期二阴转多云
　　今天，周媛的一个远房亲戚到家里来玩，本来我想避而不见，但实在找不到理由，便硬着头皮陪着他闲聊。
　　我叫他老李，其时他买了一辆除渣车，帮一些土石方工地除渣。但他不善寻找业务，业务量不太大。
　　我寻思可以去承揽一些渣土运输业务，然后再包给他运输，中间吃点儿差价。
　　这相当于一个掮客，买空卖空。
　　我把这个思路说给老李听的时候，老李表态说没问题，但同时强调这个生意不好做，要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如果在以前，当我确定一个思路的时候我会仔细推敲，希望万无一失后再行动，结果等我想透彻的时候，要么机会丧失了，要么越想越怕，最终一事无成。
　　这次，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干起来再说，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我给弟弟打了个电话，说我要到公司去上班了。弟弟自然同意。这样，我游荡了三年之后，终于开始“上班”了。
　　“上班”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以前，我总是骗周媛说我上班去了，却总不告诉她我是在哪里上班。现在我是真的上班了，尽管和以前差不多，但感觉很踏实。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刨根问底，问我到底在哪里上班，我不用再遮遮掩掩。
　　2005年9月15日星期四多云
　　这几天，我就坐在“公司”的电话旁，手上一本通讯黄页，专挑房地产公司的电话，然后打过去询问，是否有渣土运输业务。
　　电话打多了就慢慢了解了，其实所有的房地产公司都做着和我一样的勾当：买空卖空。土建找建筑公司，外墙装修找装修公司，房地产公司的作用就是左手从购房者手中拿钱，再右手付给相关的承包公司，就吃中间这不菲的差价。
　　一通通电话打下去，要么最终找不到人，要么人家已经将渣土运输承包出去了。
　　2005年10月12日星期三多云转晴
　　过了近一个月了，今天弟弟抱怨说“公司”电话费太高了，言下之意让我悠着点儿打。
　　我很在意弟弟的意见，毕竟这个公司是靠他一个人在支撑，我这个哥哥，靠着比我小四岁的弟弟生活。
　　但我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同时也觉得这是条好路子。
　　我决定直接到那些土石方工地上去联系业务。
其实这种方法我一开始就想到过，但到工地要坐车，那时我包里常常连10块钱都拿不出。再说，一天又能跑几个工地呢？
　　经常找弟弟拿钱，我实在是羞于开口。
　　但现在，我只能这样了。
　　我再一次向弟弟描绘了这条路的前景，并表示赚了钱也是我们两弟兄平分，希望他支持我。
　　弟弟也许也看到了这方面的前景，凑了200元钱给我。
　　我花10元印了一盒名片，名片上的单位名称是我随便取的，叫某某渣土运输队，我是业务联系人。我下决心，用这200元经费来承揽第一笔业务。
　　2005年10月17日星期一晴
　　苍天不负苦心人。在200元经费快用完的今天，我真的就接到了第一笔渣土运输业务。
　　这是一个学校的工地，我和包工头讲定200元一车，我承包给周媛的亲戚老李是190元一车，整个工地大约需要5辆车（由老李组织车辆，每车每趟他抽2元钱的酬金），每车每天跑十来趟，预计要拉一个月才能将渣土拉完。
　　我预算了一下，这笔业务我大约能赚一万多块钱。一万多，现在，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想都不敢想。
　　业务谈定那天，我破例买了一包8块钱的烟，以资祝贺。8块钱的烟和2块钱的烟相比，抽起来的确要舒服些。
　　我将这一喜讯第一时间告诉了我弟弟。弟弟也很高兴，因为自从弟弟被我从乡下带到C市以来，他从来没有挣过这么多钱。
　　晚上，我和弟弟在他的出租屋内炒了两个小菜，买了一瓶酒，边喝边规划我们的未来。
　　我想在学校这个工地进行的同时，再去联系其他工地，滚动发展。至于运输的车辆，我请老李帮忙寻找，反正他也能得到好处。
　　如果顺利，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先按揭一套房子，把我们的父母从乡下接到城里来住。
　　我出来这么多年，从来没敢想过买房子。因为没有自己的房子，也没有钱，我们那些乡下的亲戚到城里来时，我们要么避而不见，要么就在外面简单地招待一下。
　　而我们那些在乡下的亲戚，却认为我们在城里混得很好。
　　“喏，都娶了城里的老婆，那肯定是混得不错的。”
　　本来很潦倒，却又被误认为风光，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

茶马古道

19日星期三晴转多云
　　今天，工地如期开工，却遇上了两个问题：
　　一是工地的包工头不愿意垫付油钱。按以前老李他们搞运输的规矩，车辆进场，工地都得先支付一部分油钱，运输费用十天或半月结算一次。包工头对我不了解，怕我拿了钱玩“失踪”。
　　二是内讧。老李知道我接的时候是200元一车，而包给他才190元一车，每车次我白赚10块钱，他不情愿。
　　第一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我已经跟包工头说好了，把每辆车的行驶证复印一份留给他，让他心里有底，不至于认为我是骗子。
　　关键是第二个问题。
　　本来我给老李都说好了，我帮忙联系业务我要赚钱；同时，他带来的车，他可以每车次抽2块钱。但事到临头，他却反悔了。
　　大约他是不愿意眼睁睁地看我白赚一万多块钱。
　　我不得不让步，提出每车次分给他2块钱，他不干。我再让步，5块，他还是不干。
　　在老李看来，我什么都没出，挣的却不少，他想不通。
　　这个世上有一种人，看见别人挣钱心里就不舒服，看见别人受穷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换成俚语就是“看不惯穷人吃饱饭”。
　　老李就是这样的人。
　　最后，老李提出给我3000块钱，由他直接对接工地的包工头。我同意了，但提出他得先把这3000块钱给我。他也同意了。
　　我和他一起到银行去取钱，到了银行，他却说卡上只有2500块了。我笑，二千五就二千五。
　　对2005年的我来说，一万是巨款，二千五也是巨款。
　　这是2002年到现在，我挣到的第一笔钱。
　　这2500元我分出1500元给弟弟保管，余下的除了给儿子买奶粉外，剩下的作为我联系运输业务的经费。
　　通过这次和老李的合作，我意识到他不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人，但同时我也有收获，那就是我认识了几个和他一样跑渣土运输的车主。他们的车，就是我的渣土运输队的车了

20日星期四多云
　　我又开始联系跑运输的业务了。
　　身上有钱的确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我不再担心我没有车费了，也不再像以往那样精心计算着公交车的线路了。
　　我信心满满，觉得这个行业存在着不少机会。
　　其实，每个行业都存在机会，就看你会不会寻找。而要找到这种机会，你只需找到两个人：一个是想花钱的那个人，另一个是想挣钱的那个人。
　　你呢，就是他们中间的那座桥：要从桥上过，留下买路钱。
　　但是，我显然太自信了些。
我对土渣运输了解越深入，我就越觉得这碗饭不好吃。
　　事实上，渣土运输业务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好联系。一般工地的包工头都有自己固定的运输合作伙伴，我要想接业务，除非比别人价格低。而价格低了，车主又不愿意拉。
　　我谈了好几笔业务，都是因价格问题而最终泡汤。
　　看来，我之前能做成那笔业务，除了有些运气外，靠的是无知者无畏的勇气。

一个月过去了，我没能联系到一笔业务，而身上的钱，也早已用得精光。
　　今天早上，我坐公共汽车路过滨江路时，看见半山上有一个工地，有两台挖土机正在挖掘，但没有看见运输的车辆。
　　直觉告诉我这里有运输渣土的机会，我当即下了车，朝半山上的工地走去。
　　工地看起来很近，实际上要绕很大一个弯才能到，不通车，我沿着简易公路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到。
　　我向一个开挖土机的师傅打听工地的包工头，挖土机师傅叫我等等，说包工头一般下午才会到工地。
　　我就坐在工地旁的石头上，看着挖土机师傅“平场”（工地开工的时候，一般先用挖土机对工地进行清理，我们叫做“平场”）。
　　深秋的阳光有些慵懒，我坐在石头上无精打采地苦等。
　　午后，终于有一辆白色丰田轿车沿着简易公路开了过来，车上下来了两个人，他们夹着公文包朝工地旁的办公室走去。
　　我连忙小跑着跟着他们走进办公室，恭敬地向两人递上名片，说明是来联系运输业务的。
　　其中一个人穿一件有四个兜的夹克，他戒备地看着我，不耐烦地说，渣土运输早就谈好了，叫我赶紧走人。
　　这是我经常遇到的结果，意料之中，我随口问他渣场在哪里，多少钱一车。
　　他说，180块钱一车，渣场还没落实。
　　我失望地退出办公室，突然心里一动：渣场都没落实，又怎么会有价格呢？
　　我心下雪亮，这回是遇到同行了。
　　这段时间通过联系渣土运输业务，我发现和我做同样工作的人其实很多。也难怪，空手倒腾，用别人的资源赚自己的钱，不光我一个人想得到。
　　我本来打算收场算了，但想起这个同行令人厌恶的样子，特别是他挥手让我出去的神态，好像他就是包工头一样，我决心和他斗一斗。我站在工地办公室的转角处，寻思着怎样才能拿下这笔业务。
　　根据这段时间我跑工地的经验来看，这个工地的运输业务应该还没承包出去，但也是近在眼前的事，这对像我这样的掮客来说，是一个应该全力以赴的机会。
　　正想着，只见一辆越野车直接开到了工地办公室的门口，车上下来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直觉告诉我，这才是真正的包工头，我连忙跟了进去。
　　里面那两个人正在向包工头递名片，四个兜的夹克向包工头介绍另一个人：“这就是我在电话里给你讲过的陈队长。”
　　包工头客气地请二人落座，以为我也和他们一起，请我也落座。
　　四个兜说：“他和我们不是一起的。

茶马古道

我连忙站起来，也向包工头递了一张名片，满脸堆笑：我是专门搞渣土运输的。
　　包工头笑了笑，让我先到外面等等，回头和我谈。
　　我只好退了出来，心里想：也好，先谈的未必比后谈的有优势。
　　除了挖土机的声音，工地其实比较安静，他们三个人在屋里的谈话被我在外面偷听了个大概，越听我心里越不是滋味。
　　从他们谈话的内容得知，那陈队长就是分管这个片区的城建执法队的队长；而那四个兜，是陈队长的朋友。
　　熟悉渣土运输业务的人应该知道，城建执法队对一个工地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工地不和这类人搞好关系，出去一辆车罚你一辆车——渣车能有不掉渣的？
　　而这个姓陈的，就是专门干罚款这勾当的。
　　在我以前跑工地的时候，就听说很多城建的人私自联系渣土运输，今天我终于见到活生生的实例了。
再听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只要价格不过分，这笔业务我是没法拿下来了。
　　原来我还想和他们斗一斗，没想到还没交手，我就败下阵来。
　　我遭遇了传说中的资源优势。
　　我突然想起了前几天在另一个工地，我和土石方老板已经就价格达成了共识，但隔天他却以高于我的价格包给了另外一个人。看来，这种手中握有资源优势的人在每一个工地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我沿着简易公路往回走，心里突然憋得慌，身上虚汗直冒。
　　难道我的渣土运输业务就到此为止了？
　　我原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不错的致富之路，但刚上路，就看见了前方的死胡同。
　　我感到了对未来的极度恐慌。
　　看了看时间，已经下午四点了，今天就只能这样了。我索性在路边找了块石头，坐下来休息。
　　我的脑子处于一种无意识的混沌状态，除了一些焦躁外，说不出在想什么。
　　手机突然响了，我看了看号码，是母亲打来的，我立即挂断，再回拨过去。
　　母亲问我在做啥子，我想了想，说刚和客户谈完事情，没事。
　　母亲在电话里有些支吾，我听出意思来了，她有些缺钱。
　　我说：“你缺钱我给你，明天先给你汇1000块回去。”
　　母亲高兴地说：“哪用这么多，500块就够了。这是以前买肥料时找邻居借的钱，原来讲定卖了肥猪还给人家，但他家有急用，只好来找你们了。”
　　母亲在电话里解释着，语气有些不好意思。
　　挂了母亲的电话，我赶紧给弟弟打电话，让他给母亲汇1000块钱回去。弟弟说他那里总共只有三百多块钱了，这个月维修生意不好，连带我给他的1500块钱都亏进去了。
　　我想了想，对弟弟说：“那就先打300块钱吧。”
　　这是多年以来，母亲第一次找我要钱。以前，我和母亲通电话时，都会问她是否缺钱花，母亲总是说不缺。问得多了，便知道母亲不会找我们要钱，她希望我们把钱留在手里干事业。所以有时候即使身上没钱，我也会大方地假意要给母亲寄钱，反正知道她会拒绝的。
　　如果不是遇到难处，母亲绝不会主动找我要钱。
　　但作为儿子，在母亲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却无能为力，这份内疚，让人难安。
　　我们兄妹共五人，三个姐姐已经出嫁，弟弟还没成家。
　　按农村的观点，嫁出门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三个姐姐都是“外人”。弟弟比我小七岁，又没读啥书，无形中，我就成了母亲心目中的顶梁柱。
　　但她不知道我这个顶梁柱是如此的潦倒，就连答应孝顺给她的钱都凑不齐。
　　在她的记忆中，我从那家上市公司出来后就和弟弟合伙开起了公司。她认为开公司的人就是有钱人，所以她常跟我在老家的那些乡邻说：“我两个儿子都在开公司！”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我想对母亲说我混得很差，但我真的开不了口。
　　母亲六十多了，我不想让她再操心。
　　在简易公路边的石头上，我静静地坐到了天黑。
22日星期二阴有小雨
　　今天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一个姓姜的女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同岳母闲谈。
　　之所以把“家”打上引号，是因为我从来都没办法融入这个家庭。周媛一家都是城市人，我是地道的农村人，生活习惯、价值观念，都有差异。
　　这些尚可以磨合，但是因为我没房，不得不借住在岳父家，我成了事实上的上门女婿。
　　如果我混得好，我可以和岳父一家人谈笑风生，心理优势会起作用。
　　但我混得不好。
　　周媛嫁给我的时候，我除了没房，其他尚可，岳父一家人并不嫌弃我。
　　现在我混得不好了，他们会嫌弃我吗？我总觉得我正被轻看。
　　我们之间没有交流，回来，出去，空气般进出。他们从不过问我的事情。不问，或许就是一种态度。
　　很多个深夜，在周媛和儿子酣睡的时候，我还在客厅抽烟，一明一灭的烟头诉说着我的无眠。
　　我在想我的未来，我确信我的未来不是梦，但它却的的确确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
　　我也想我和周媛的婚姻，尽管我混得差，周媛也并没有嫌弃我的意思，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获得她足够的理解。
　　比如，有时候我需要一点儿安慰，让我感觉到我并不孤单，还有人和我站在一起，但她没有这么做。
　　她做不来这些。
　　她最擅长的，是使城里女人的小性子，动不动就和你赌气。你别指望她走进你的内心，体察你的难处。
　　所以，在这个家中，我没有体会到团队的感觉，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独自扛着。
　　我很孤独。
　　姓姜的女人是我岳母以前的一个朋友，现在是一个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我对推销保险的确没什么好感。这些推销员给人的感觉就像受过传销训练，把保险的好处吹得天花乱坠。我认为凡是靠吹牛皮拉业务的，都不大靠谱。
　　所以我只是礼节性地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往里屋走。
　　但姜姓女人把我叫住了，她告诉我说，周媛和岳母做主，在前两天给我儿子买了两份什么教育保险，一份一千八百多元，两份就是三千多元，年年都得交，今天是送发票来的。
　　我很吃惊，本能地回应道：“已经买了吗？”
　　原来姜姓女人前不久和周媛她们谈妥后，已经将保费垫付给了保险公司，今晚是过来找我收钱的。
　　给儿子买保险不和我商量，收钱为什么就直接找上了我？我有些愠怒，但当着姜姓女人的面，我不好说什么，只是说我今天没带钱，改天再给她。
　　姜姓女人走后，我把周媛叫到卧室，问她给儿子买保险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周媛说：“保险公司的说了，这只当是给儿子存钱，又不会亏的。”
　　我说：“你猪脑子啊，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相信？”
　　周媛说：“卖保险的这人是儿子外婆的朋友，又不是外人，有什么不能相信的？”
　　周媛这话把我噎住了。我总不能诋毁岳母的朋友吧？
　　我说：“那你的钱准备得怎样了？”
　　周媛说：“我还指望你拿钱呢，我没这么多钱。”
　　我说：“我现在哪有钱啊？要不把保险退了，咱暂时不买，等条件稍微好点再说。”
　　周媛说：“这样恐怕不好，那人是我妈的朋友，怕她会面子上不好看。”
　　我无言以对。
　　稀里糊涂就欠了三千多元的账，我心里很是郁闷。但欠了债总是要还的，我开始为这三千多元的保费发愁。
　　我和周媛肯定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唯一的办法是向别人借。
　　说实话，虽然我混得不咋的，但从来没有向别人借钱的习惯，这是我最后的一点自尊。
我穷，你可以瞧不起我；你富有，但我向你借钱了吗？没有，所以我们是平等的。
　　事实上我也没地方借钱了，以前一帮清谈的朋友，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来往，总不能找上门去借钱吧。如果这样的话，别人会怎么看？
　　几个至亲呢？我摇摇头。三个姐姐都在农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再说了，在她们眼里，我应该算有钱人，断没有找她们借钱的道理。即便借，也不会只借3000块钱，在农村人的眼里，3000块钱已经不是个大数目了，难道我连这3000块钱都差？
　　心里有一点儿小小的期待，期待着由岳母来帮我们支付这笔保费。毕竟，购买保险这件事情，岳母起了主导作用。
　　如果她知道我的处境，而又力促购买保险的话，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她要帮忙付钱？
　　这是一种可耻的想法，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有这样的期待。
　　以前我没钱为儿子买奶粉的时候，不也是岳母帮忙出钱购买吗？
　　所以我虽然为保费发愁，但也没有到日夜忧思的地步。
　　2005年12月1日星期四阴
　　姜姓女人又来找我要过一次钱，我以不凑巧没带钱在身上为借口继续拖延下去。但我不能老是找各种借口拖延。好几次，我都准备让周媛找她母亲帮帮忙，但最终没有说出口。
　　我觉得我已经够拖累周媛一家的了，虽然我从没找周媛父母借过钱，但有好长时间都没给他们交生活费了，他们也从来没吱过声。所以，如果他们不主动提出来帮我，我不好意思向他们提出需要帮助。
　　不知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自从我欠了姜姓女人的保费后，在接下来和周媛一家人的相处过程中，我们之间的交流更少了，空气中弥漫着一些尴尬的气息。
　　有一次，儿子问我：“爸爸，你是不是很穷？”
　　这让我知道了其实他们在背后是经常议论我的经济状况的，而欠保费，大约是一个新的评论点。
　　我感到我正在失去一些什么，至少，正在失去周媛一家对我的耐心。
　　两天后，我在公交车上接到岳母的电话，她说姜姓女人又拿保费来了。
　　我觉得实在不能再拖欠下去了，便试探着问岳母能否先帮我垫付一下，等我有钱了回头再给她。
　　没有任何回音，电话被无声地挂断。
　　我感到我最后的一点儿颜面正在随风飘散，不怨任何人，只怨自己太无能。
　　我开始考虑我和周媛的关系。结婚五年了，这五年来，我没带给周媛任何希望。头两年也还罢了，特别是近三年来，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周媛和她的父母口里没说过什么，但是心里的失望已经表露无遗。事实上，他们已经在透露他们的态度了。在我困顿的时候，他们没有对我表示不满，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而在给儿子买保险的事情上，又是一种态度。
　　我已经被边缘化了，虽然我从来都没核心过。
　　我会被放弃吗？不知道，主动权不在我。像我这样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人，还能掌握婚姻的主动权？
　　只是儿子让我揪心。我不希望儿子在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不管他是跟我还是跟周媛，都会在他幼小的心里留下创伤。
　　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很多事情，该承受的还得承受。
　　我想到弟弟那里住一段时间，一是可以暂时回避无钱缴纳保费的尴尬；另外，我想留出这么一段空白的时间，来看看我和周媛未来的走向。
　　我给周媛发了一条短信，告诉她我经济状况很不好，暂时无法支付保费，我将有一段时间不能回家，在我回家时我会把儿子的保费带回去。
　　周媛没有回短信。
我仍然游走在各个土石方工地之间，没日没夜地奔忙。虽然明知拿到业务的希望很渺茫，但心里仍然有一丝奢望，期待着天上掉下一个馅饼，马上做成一笔业务，先缴纳了保费再说。
　　没有任何效果。有些事，不是你努力了就能达到目的的。
　　在这些天里，为了节省车费，我基本上以走路为主，饿了就找个路边店吃一碗小面。有时候连吃小面的钱也没有，只好又向弟弟求援。
　　2006年1月20日星期五雷雨
　　我终于病倒了。
　　贫病交加，自古如是。
　　医生说我因劳累伤肝，命令我住院治疗。住进医院的当晚，我被下了病危通知书。
　　住院的钱是我弟弟四处找人借的。他给人修电脑时，结交了一些朋友，在我最危急的时刻，他的那些朋友伸出了援手。
　　除了弟弟，我已经找不到人帮我了。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着药水一滴一滴流进体内，心里竟然无比地轻松。
　　我们常常会以生病作为借口，来搪塞逼向我们的某个人或某件事，表示我们原本是计划好了的，但因病无法兑现，以不可抗力因素来争取对方的理解，从而获得喘一口气的机会。
　　我在医院的轻松，就带有这种心态。
　　白天弟弟要工作，晚上，他就在我的病床边支一块木板，靠在床边应付一个晚上。
　　临近春节的天气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尽管病房里有空调，弟弟仍然冻得发抖。好几次我都叫他晚上不要来，但弟弟仍然坚持来陪我，大约是怕我有意外吧。
　　弟弟怕我在医院无聊，有一天晚上他还把客户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带到医院来，教我打游戏。
　　兄弟情，就像苏打水的味道，充满了整个病房。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花了六千多块钱，我不得不离开医院。
　　医院可使我遁世，但我们却再也付不出钱来。
　　有可能借到钱的地方，弟弟都借了，他曾要给周媛打电话，被我严厉制止。
　　周媛一家为我做的已经不少了，我不想再拖累他们了。
　　离开医院，我在弟弟的出租房内静养，每天按时服药。弟弟里里外外忙碌着，日渐消瘦。
　　按医生的嘱咐，我不能断药，所以尽管不再住院，但药费仍然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有几天，弟弟给我买了药后没了生活费，我和他喝了两天的稀饭。直到弟弟帮人修电脑挣了70块钱，才去买了点肉，改善了一下生活。
　　弟弟小我四岁，原本应该由我这个当哥哥的来照顾他，但现在我却成了他的拖累。
　　弟弟显然也支撑不住了，但他在我面前总是强装笑脸，独自承受着生活的艰辛。

茶马古道

当然，有时候他会在我面前抱怨几句，主要是说我没有珍惜在上市公司工作的机会，才落到今天这个样子。我总是笑一笑。我理解他现在的心情，但我说不出更多宽慰的话。
　　在我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弟弟有几次欲言又止。我感觉他想和我说些什么，但又有些说不出口。
　　有几次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和我商量，他总是说没事，等我的病好些再说。
　　我的身体慢慢地好了起来，虽然仍然感到身上无力，但活动已经无碍了。
　　我问弟弟公司忙不忙，如果忙的话我过去帮帮忙。
　　这是客套话，我知道我帮不了什么忙，这代表我的一点儿心意。
　　弟弟说不用，他一个人足够了。
　　我说：“你说过，等我身体好起来有事和我商量，不妨现在咱俩说说。”
　　弟弟说：“以后再说吧。”
　　我一再催促弟弟，问他到底有啥事要和我说，弟弟总是不吭声。
　　其实我已经猜到了弟弟想要说什么，只是他见我身体还没恢复，不想说而已。
　　在我的追问下，弟弟终于说出了他的想法：他想分家。
　　这与我猜想的一样。
　　分家分什么呢？我和弟弟的共同财产就是一个空架子“公司”，所有东西加起来不足1000块钱。
　　弟弟提出了一个方案。他说我们共享公司的资源，房租各出一半，如果一方不在里面办公，那另一方就独自付房租。另外，自己挣钱自己得，多劳多得。
　　这意味着弟弟没有帮我的义务了，但同时这是一个公平的、合理的方案，我没有理由不同意。
　　弟弟问我还需不需要利用我们原来的办公室，如果不需要，他就一个人承担房租。
　　其实在这之前，也是弟弟一个人在承担办公室的房租，我根本就没有为“公司”创造过一分钱的效益。
　　我想了想说，不管我利不利用这个办公室，我都承担一半的办公室租金。也许我暂时付不出租金来，但账要记在我头上，只要我有钱了，我会还上。
　　弟弟同意了。
　　分家其实很简单，没有别人想象的复杂。
　　结果是，我分得公司的债务1200元，另加我生病花的六千多元，共计8000元的债务。
　　弟弟死活不要我承担公司的债务，另外我生病的钱他也帮我承担了一些，实际上我的债务为5000元。
　　分家结束，我的心情蛮复杂。
　　多年前，弟弟高中还没毕业，我就把他带到C市，两兄弟相依为命；如今前途迷茫，我们却要各自飞了。

今天是腊月二十八，我回到了“家”。
　　我已身临绝境，无处可去。在我和周媛没有正式讨论婚姻是否存续之前，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选择回“家”。
　　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和周媛见面了，她看见我，表情很复杂。
　　我曾跟周媛说过，在我回家的时候我会把保费带回去，我食言了。周媛没有提保费的事情，岳母也没有提。
　　我也不提。提什么？又拿不出钱来。
　　2006年1月28日除夕星期六多云
　　按照习俗，大年初一有很多亲戚将到岳母家来，其中有周媛的两个表姐夫，一个表妹夫。
　　我岳父兄妹三人，但他们的后代却是清一色的女儿。
　　除我之外，他们姐妹的老公都不错。
　　因为要准备初一的伙食，除夕这天很忙，周媛和她父母在厨房进进出出。我有几次想过去帮帮忙，岳父都示意让我自己休息。
　　我感觉我像一件多余的家具，不管摆放在哪里都不太合适，于是和儿子在客厅看电视——像客人一样。
　　岳母提议让周媛去给我买一套衣服，说都过年了，我身上的衣服还这么旧，还说新年新气象，图个好彩头。
　　我敏感地想到明天要来客人了，我这一身旧衣服会杀风景。
　　我承认我很敏感，自从我的处境衰落以后，我就变得非常敏感了，常常把别人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这大约是落魄者的通病。
　　周媛给了我300块钱，让我自个儿去买。
　　我拿着钱，牵着儿子的手上了街，想象着明天热闹的情景。
　　我可以包装得人模狗样，但如果有人问起我的事业，我该怎么回答呢？
　　大家都是有事业的人，而我，却是太阳下那片最明显的阴影。
　　街上挂满了灯笼和彩灯，一派节日的景象，但我却一片萧瑟。
　　在一个卖烟花爆竹的摊点，儿子赖着不肯走，我由着儿子的性子，给他买了120块钱的烟花。
　　没有买衣服，我牵着儿子的小手回到了家。在进门的时候，我把手机举在耳边，假装大声地通着电话。
　　我把剩下的钱还给周媛，说我有一个重要的朋友从上海过来，要和我谈合伙做生意的事情，我得马上走。
　　岳父岳母没有做声，他们肯定知道我是不愿意见那些亲戚——感谢他们没有戳破我的谎言。
周媛把剩下的那一百多块钱重又塞到我手里，我转身出了门。
　　儿子的哭闹声从门缝里传出来，我轻轻地嘘了口气。
2006年2月3日正月初六星期五阴
　　春节那几天我是在弟弟的出租房内度过的，弟弟回老家去了。弟弟走之前，我对他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不要把我们的窘境告诉父母。
　　屋子里有米，有面，还有油。床边摇晃的写字台上，还有一台拼凑起来的没有机箱的电脑，弟弟平时用它看电视。
　　白天，我基本上是躺在床上看电视，饿了，下点儿面条吃；晚上，我会一个人在街上徘徊，看街上绚丽的烟花。偶尔，我会想象儿子放烟花的样子。儿子胆小，多半是周媛在放，儿子只是在旁边拍着手欢笑吧？
　　这样的春节，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呢？
　　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是我对未来的思考。
　　我没想过怎么发财，我在想怎么生存。
　　春节只有几天，如果想生存下去，我最终得走出弟弟的出租房。
　　我在想，我混到今天这个地步，真的是命运的安排吗？不是，肯定是我自己做得不够好。
　　或者，在关键的时候我失误了。
　　我觉得我人生的分水岭是读了那个中专，这件事让我无法回头。
　　读中专之前，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淡，了无生气，但很真实。即便我混得不好，也没有人说什么，反正都是农村人，没啥混得好与不好的。
　　读书之后，一切都变了。
　　按惯例，读了书之后是应该混得好的，用一个成语来说，叫拾级而上。
　　如果你没有拾级而上，你得承受别人异样的目光：他读了这么多书，咋混成这样？
　　记得以前，我和同事们开玩笑说：“我有退路，我还可以回家种田。”
　　的确是玩笑，因为我知道我回不去了。如果我读书后再回去种田，那肯定是特大新闻，我受得了，我的家人受不了。
　　所以，一旦有人认为你混得不错，你就必须得混好。
　　很多情况下，人真的不是为自己而活。

茶马古道

2006年2月9日正月十二星期四阴
　　今天，弟弟从老家回来了，带回来几块腊肉，紧挨后腿部分的，猪身上最好吃的肉。
　　母亲亲手腌制的腊肉吃起来很香。母亲总是想着儿子，把最好的东西给儿子。而我，带给了母亲什么?
　　我没有告诉弟弟我决定去建筑工地，没必要说。
　　我给周媛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的未来会好起来的，请她坚持，如果坚持不下去了，可以离婚。
　　我想，她看见我的不仅仅是贫穷，还有怯弱。
　　我开始急不可耐地出去寻找建筑工地。
　　我想找一个偏远一点儿的工地，为的是避免碰见熟人。
　　春节刚过完，建筑工地一般开工都比较晚，所以我并没有找到活干。
　　我只能住在弟弟那里，晚上两兄弟挤在一个铺上。
　　2006年2月10日正月十三星期五阴转多云
　　早上，我来到一个叫AT的建筑工地，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有些矮胖，他向我走来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地上的“咚咚”声。
　　他咋呼着问我做啥子，我老实回答说来看工地开工没有，想来找点儿活干。
　　我被他当成了骗子，他说我不像民工。
　　我诚实地告诉他，我之前的确不是民工，但现在处境很差，想到工地混口饭吃。
　　他仍然不信，独自跑到工地门口张望着。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问我是否真的想挣钱。
　　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他让我跟他走。
　　我想他刚才可能是到工地门口去找搬运工了。因为刚过春节，很多农村来的搬运工都还没就位，找不到人，所以才让我帮忙。
　　工地上一般都有材料室。他把我带到那里，让我把一个纸箱搬到另外一栋楼的一个房间。
　　第一下我差点儿闪了腰，没想到纸箱如此沉重。
　　他在旁边笑着说：“这里面装的可是铁家伙。”透过纸箱的缝隙，我看见里面全是钢膨胀螺钉。
　　这一纸箱螺钉至少有七八十斤重，虽然只有百十米的距离，但我中途歇了好几次才搬到目的地。
　　事后，他给了我十块钱。
　　他说如果是普通的搬运工，他只会给五块钱。
　　也就是说，另外五块钱包含着一些其他方面的意思，也许是怜悯，也许是他觉得不好意思。
　　我退给他五块。
　　我只想做个普通的搬运工，挣一份普通的钱。
　　被人为地拔高，后果很严重。
　　我向他打听工地什么时候开工，请他帮我介绍一下工头，我说我什么都能干，不怕吃苦。
　　交谈中，我得知他姓陈，大家都叫他老陈。他是很朴实的一个人，工地的主体框架包工头的亲戚，负责材料这一块。
　　老陈说恐怕没有哪个工头会收我，因为我看起来很文雅，不像干活的料。
　　我很失望。原本，我以为当一名建筑工人很简单的，只要你愿意，谁都可以干。
　　现在我才明白，每一个群体都有它自己的轨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入这个轨道的，尽管，看起来很简单。
　　他突然说：“你其实可以安装桥架，到时候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大喜过望，想递一支烟表示感谢，见他抽的是十块钱一包的烟，就没有递。
　　他递烟给我抽，我推说不会。
　　我对桥架安装工充满了憧憬，尽管我确信那不是我终生的工作。
　　2006年2月11日正月十四星期六晴
　　工地要农历正月十六才开工，没想到我今天就接到了老陈的电话。老陈要我给他帮个忙，到机电市场买30根L20的镀锌管送到工地去，给我20块钱一根，含我的力钱和运费。他走不开，工地现在又没几个人，便想到了我。
　　他说他以前买过，元一根。
　　一根赚元，30根可以赚45元。但他要我先垫钱，到了工地上再给我。
　　我说我没钱垫。老陈说你让卖管子的跟你一起到工地来收款。
　　这样我就到了机电市场，问了一下价格。厚度不同，价格也不一样，从十来块钱的到十七八块钱的都有。
　　我打电话问老陈到底要哪一种，老陈说一般的就行，不用太好。
　　我不放心，又让卖镀锌管的老板和老陈通了电话，确认了他要的型号，才让卖镀锌管的老板备货。
　　镀锌管谈定14元一根，一共420元。说好老板免费送货。
　　到了工地上，我给老陈说14块一根，我的力钱让他看着办。
　　老陈付了420元的货款，另外给了我50元的工钱。
　　其实，我完全可以和卖镀锌管的商量好，找老陈收600块钱，但我没有这样做，不是我品德高尚，而是我有求于老陈。
　　2006年2月15日正月十八星期一晴
　　正月十六，在老陈的介绍下，我到AT工地做了一名桥架安装工人。我们安装桥架是分段承包，三个人一组，安装一米10块钱。理论上一个组一天可以安装50米，但实际上一天只能安装30米的样子，因为像转角的那些地方是很费时间的。
　　这么算下来，一个人一个月不就可以挣三千多块吗？不是的，有时得等材料，不是每天都有活干。
　　和我一个组的是老刘和小张，开始他们不愿意和我一组，说我不是干活的料。我向他们承诺，可以把最累的活给我干，他们才愿意。
　　最累的活是打眼，用电锤在墙上打眼。
　　电锤拿在手里就像一把冲锋枪，一摁开关，钻头就“呜呜”响。
　　看起来很好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桥架是吊装，电锤得举过头顶。一个眼还没打完，我的手已经酸得像不是自己的了。
　　还有灰尘也不断往眼睛里钻。
　　但我得咬牙坚持，我承诺过我干最累的活。
　　我打一个眼，然后狠狠地甩一甩手，又接着打第二个。第一天，我打了近百个眼，双臂已经痛得抬不起来了。
　　那晚，我没有回弟弟那里，就挤在老刘他们的工棚里。
　　那一夜，我睡得特别香。

茶马古道

自从干上桥架安装后，我就很少回弟弟那里了。我对弟弟说我在外面做事，至于做什么，我没跟弟弟说。
　　工地有时没材料，闲下来的时候，我就会找老陈摆龙门阵。老陈说我现在真的像个民工了。
　　有时，老陈忙不过来的时候，会让我去帮他买点材料，钉子、水泥、铁锹，等等，很杂。
　　大多数时候，我会如实跟老陈说花了多少钱，有时我也会报假账，挣个顺手钱。
　　帮忙帮多了，我发现老陈对材料的价格并不完全清楚，都只晓得一个大致的价格。也难怪，工地上杂七杂八的材料那么多，老陈又不是电脑。
　　但他常自吹他对材料的价格非常熟悉。
　　现在我和老陈已经很熟络了，我会笑着向老陈要烟抽。老陈总是整盒烟都扔给我，让我自取。我取一支，然后又扔回去。
　　做着事，日子就过得快。
　　一个月就这么过去了，我结了一千六百多块工钱。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能挣钱了，能养活自己了！
　　这是我从上市公司离职后挣的第一笔工资，虽然我搞渣土运输也挣过两千多块钱，但现在这个钱感觉更踏实。
　　我和老刘、小张保持着良好的团队合作，所以我开口找他们借钱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凑足了4000块钱，我想回趟“家”。
　　我要把这4000块钱交给我的岳母。不知道那保费最后是怎么处理的，不知道她的卖保险的朋友有没有在背后议论过她。
　　我得看看周媛，也许她已经决定和我离婚。
　　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儿子了，他想我吗？
　　我在工地洗了个澡，找老刘借了一件干净衣服（他身材和我差不多）。在工地旁边临时搭建的一个破烂的小卖部里，我给儿子买了盒4块钱的优酸乳，用塑料口袋提着。
　　我顺便照了一下镜子，与以前相比没啥变化，只是皮肤稍微粗糙了些。
　　回家的时候是晚上，我估摸着岳母他们吃完饭才回去。
　　我推开门，迎过来的是诧异的目光。儿子跑过来，亲热地叫着爸爸，随后高兴地喝着优酸乳。
　　周媛默默地看着我，无话可说。
　　岳母接过我递过去的钱，说给多了，要找给我。我没接。
　　我们尴尬地在沙发上坐了一阵，岳父起身到书房去了。自从退休后，他就喜欢上了电脑，没事就在电脑上捣鼓一些东西。
　　岳母要把儿子带到楼下去玩，儿子不干，她只好独自下楼了。
　　我和周媛就这样坐着，谁也不开口。儿子在我们之间晃来晃去，笑着闹着，一家人看起来似乎很和谐。
　　周媛始终沉默着，我也无从开口。
　　我说什么呢？我该告诉她我在建筑工地当民工？
　　按照常规，城市女孩嫁的老公不应该是当建筑民工的，再不济也得是个白领啊。
　　但我确实是个民工。
　　终于，我开口对周媛说，希望她能给我一点儿时间，我的境况会好起来的。
　　还是沉默。
　　良久，我站起身，抱着儿子亲了一下，拉开了门。

茶马古道

从家里回来后，我又回到建筑工地，继续我的安装工生活。
　　白天蓬头垢面，晚上鼾声如雷。
　　我已完全融入工地的生活，不论形象还是语言，都与民工一般无二。并且，我早已不用通过专门干重体力活来表现自己了，重活都是轮流干。
　　平时没事，大家就在一起摆龙门阵，天马行空，无所顾忌。
　　我与老刘和小张已经相处得很不错了。他们曾多次问我过去是干什么的，我都说我过去在外地打工。他们又追问我在外地打工时干什么工种，我想了一下，说是干仓库保管工作。
　　老刘说：“那是好工作，不会日晒雨淋的，难怪长得比我们白一些。”
　　小张取笑老刘说：“你别自卑啊，你也有白的地方啊，屁股不就白嘛。”
　　老刘就瞪着小张骂，说：“你小子敢拿我开涮？哪天晚上去搞你老娘。”
　　我有些假正经，很少和他们开玩笑，只是在他们说荤笑话的时候在旁边乐。
　　那是一次工余，我们仨在外面买了两斤老白干，就着一碟花生米喝酒。喝到微醉的时候，老刘问小张：“耍朋友没有？”
　　小张说：“没有。”
　　老刘一本正经地说：“是不是你那方面功能不行啊？要是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别看是体力活，现在我还干得下来。”
　　小张就哈哈地笑，说：“老刘，你那熊样也就嘴巴说说还行，这些事还得我们年轻人来。”
　　小张欺负老刘认不了多少字，拿起石块在地上写了“卧室无柜”四个字，问老刘道：“这几个字怎么念？”
　　老刘说：“别看我是文盲，这几个字还是认识的。”
　　于是老刘要大声念出来。我不忍心老刘被涮，悄悄在老刘耳边说了意思，老刘笑着破口大骂，句句直达生殖器。
　　工地生活就是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过后，总是需要一些粗鲁来放纵一下。
　　不粗鲁不是汉子。
　　偶尔，我们也在一起打打牌，在争执中消磨时光。
　　我们都在工地吃伙食，由于我们的体力消耗比较大，而工地食堂的米糙，肉食也不多，我们总感觉吃不饱。所以在大家都空闲的时候，会到一个紧邻工地宿舍的小餐馆去“打平伙”。“打平伙”这个词我很小就听说过了，实际上就是AA制的意思，不过现代人都愿意说AA制，不愿意说“打平伙”，其实两者是一样的意思。“打平伙”的语意比AA制丰富得多，它还包含着联络感情的意思。
　　今天晚上，我们又到那个餐馆去“打平伙”，点了一份腊排骨，吃到后来，还剩一根排骨在盘子里。我很想把它“咪西”了，但碍于只剩一根了，便不动筷子。在我鼓足勇气想把它收为己有的时候，突然餐馆的灯闪了一下，熄灭了。工地的供电就是这样，时不时停电，但似乎只过了几秒钟的时间，又突然来电了。在灯亮的那一瞬间，我看见老刘和小张的两双筷子都在夹那排骨。我不由得笑了。老刘和小张有些不好意思，还是老刘老到，嘿嘿一笑，说：“我正准备帮你夹过去，没想到你自己动手嗦。”
　　这就是我的工地生活，有点苦，有点累，但很充实。有时居然还有点简单的快乐。
　　2006年3月26日星期日晴
　　昨天晚上，我被一阵忧伤的口琴声惊醒。
　　或许因为自己的处境，我对忧伤的东西总是很敏感，这太容易激发我的共鸣。我顿时睡意全无，在口琴声中遐想起来。
　　曾经，我也爱吹口琴。记得读初中的时候，班上一个同学有一只口琴，那几乎是班上唯一的音乐器材。大家都争着借来吹，一个同学刚从嘴边拿下来，另一个同学马上就抢过去了，全然不顾人家的口水还沾在琴身上

茶马古道

我就是在这种半借半抢的气氛中，学会了吹口琴。记得有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和一个同学借了口琴来到学校外的油菜花地里，躲在油菜花深处，一人一曲吹起来。音符在菜花地里流淌，青春在菜花地里燃烧。
　　这是一种惬意的记忆，屈指数来，已经过去快20年了。
　　在这样寂寞的夜里，工棚的鼾声此起彼伏，梦呓和磨牙声交替出现，一切了无生趣。只有琴声，带给了我美好的遐思。
　　我披衣起床，步出工棚，循着琴声走去。在工地门口的马路边，一个黑影坐在一个小土堆上，轻轻地吹着一首怀乡曲：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么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
　　我的眼睛慢慢地湿润了。我想起了我的父母，如果他们知道我在工地上当民工，他们会做何感想呢？
　　琴声慢慢停下来时，我看见那影子一抖一抖的，似乎在哭泣。
　　我走过去，轻轻地问：“这么晚了，你为什么不回家？”
　　影子似乎吃了一惊，转过身来。借着远处昏暗的路灯光，我看见是一个年轻的女子，一缕头发搭在脸上，乍一看，像电影里的鬼影一样。
　　女子别过头，把头埋在膝盖上，一声不响。
　　“夜深人静，你一个单身女子，难道就不怕坏人吗？”我又问。
　　“怕什么！我还担心遇不到呢。”女子没好气地回答。
　　我想她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了，不然不会说出这种话来。
　　我说：“妹子，你不要说气话，问题不是说气话就可以解决的。”
　　女子不做声，呆呆地坐在那里。
　　随后我不论问她什么，她都不理不睬。
　　我准备离开了。我想她大约是和男朋友吵架了，然后借琴抒情，对这些儿女情事，我无意掺和。
　　我说：“我走了，你自己当心些。”
　　那女子突然叫我：“大哥，陪我说说话好吗？”
　　我说：“好啊，大哥被你的琴声惊醒，睡意全无，乐得有人和我说话。”
　　我慢慢蹲下身子，从兜里摸出一支烟，点燃，等她开口。
　　女子说她叫小玉，去年七月从C市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一直没找到工作。昨天早上，她住的出租房的房东来找她收房租。她已经欠了三个月房租了，但她实在没钱给，房东就把她赶了出来，还把她的毕业证扣下了，说不把房租补齐，就不把毕业证还给她。她今天出门四处借钱，没有借到，不知该怎么办了，便坐在这里打发时间。
　　我说：“你的那些同学呢？可以找同学们想想办法啊。”
　　小玉说：“班上好多同学都没找到工作。有的回老家去了，有条件稍微好点儿的，我都找他们借过钱了，到现在都还没还，已经不好意思再借了。”
　　我说：“那你坐在这里也不是办法啊，要不到你同学那里去挤一挤，也强似待在这里啊。”
　　小玉叹了口气，说：“同学有同学的难处，再说，我也不想去麻烦他们。”
　　我说：“要不回老家？好歹还可以混口饭吃呢。”
　　小玉说：“本来不想回去，但现在看来，可能真的只能回家了。唉，这大学啊，不如不读。”
　　我劝她：“不要这么灰心，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挺过去了，一定会有美好的明天。”
　　小玉沉默不语，低头摆弄着手里的口琴，说：“这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了。”
　　我摸了摸兜儿，兜儿里只有三块钱，我说：“你先等等，我马上就来。”
　　我三步并作两步回到工棚，摇醒老刘，问他身上有多少钱。
　　老刘睡眼惺忪，问道：“你要钱干什么？是不是去找马子？”
　　我说：“别管这么多，先给我拿点儿钱。”
　　老刘摸索着递了50块钱给我。我来到小玉身边，对她说：“这是50块钱，对面不远有一个小旅馆，你去住一晚，先对付过今晚再说。”
　　小玉迟疑了一下，还是接过了钱。
　　我突然想起我们平常“打平伙”的那个小餐馆似乎要招一个服务员，便问小玉愿不愿意去。
　　我其实只是随便这么一说。我想小玉堂堂大学生，再落魄也不会愿意到餐馆去打工，更何况还是一个工地的小餐馆。
　　没想到小玉同意了。她说读了这么多年书，没脸回家，只要能混口饭吃，干什么都愿意。
　　这样的想法，与我当初决定到工地当民工时的心态何其相似啊。

茶马古道

2006年3月28日星期二多云
　　小玉到餐馆上班了，工资是450块钱一个月，包吃，晚上就住在餐馆里。待餐馆打烊后，用几张板凳拼一下，上面搁几块木板，铺上被子凑合着睡。
　　我跟工友们说小玉是我亲戚，请大家多关照，不许欺负她。
　　小玉叮嘱我，叫我不要说她是大学生。她说一个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里打工，她脸上挂不住。
　　我理解她，大学教给了她知识，也教会了她虚荣。
　　小玉开始对我存有一种报恩的心态，总觉得欠了我很大的人情。我告诉她，我也曾这么困难过，在我困难的时候，我也希望有人帮帮我，哪怕只是一声安慰也是好的，所以用不着对我客气。
　　只是我没有告诉她，我现在依然困难着。
　　2006年4月10日星期一晴
　　小玉说，我和其他民工不一样。她说我身上有一种忧郁的气质，像个有点儿文化的人。
　　我就淡淡地笑，心里却有些温暖，似乎有一种被读懂的感觉。
　　说实话，虽然我学历不高，但勉强可以算个读书人。在工地，和这些粗放的民工在一起，我觉得我是孤独的。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挣钱，然后寄回家。攒得多了，把老家的房子翻修一下，或者添置一两件像样的电器。
　　我的想法不一样，我知道当民工是权宜之计，我应该有一个像样的事业。但是，我的事业在哪里？假如不当民工了，我能干什么？
　　这是一种挣扎的状态，既不甘心，又没有更好的办法。
　　所以我常常羡慕老刘他们，有活就干，有酒就喝，啥来了就迎接啥，爽爽快快。
　　这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可是我无法融入，只能旁观，或者欣赏。
　　2006年4月28日星期五晴
　　小玉到餐馆上班后，我有时会去找她说说话。或许她的心情和我有太多的类似，所以我们之间很谈得来。
　　小玉叫我大哥，我也把她当自家妹子一样看待。
　　有时，我会把她的口琴借来吹，排遣一下内心的寂寞。
　　前天，我问她：“口琴多少钱买的？”她说：“是一个高中同学送的。”我开玩笑说：“男同学吧？”小玉就不好意思地笑。
　　我说：“难怪房东赶你出来时，你什么都不带，单单带了这只口琴，原来是定情物嗦。你这么困难，怎么不去找你那男同学一起想想办法？”
　　小玉说：“他还在读书，在上海，今年才大四。”
　　我点点头，说：“你看看，那天晚上你说什么气话来着？假如叫你那男同学得知了，不气死才怪？”
　　小玉说：“有时候我真这么想过，把自己卖了，换点儿钱回报父母。”
　　我说：“别说傻话！好好干活，好好挣钱，好好生活。”
　　今天，到了小玉发工资的时间，她把我给她的50块钱还给了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来。不是我在意这50块钱，而是我不想增加她的心理负担。
　　不欠人情，就没有负担。

茶马古道

2006年5月8日星期一晴
　　AT工地有几个施工单位同时施工，每个施工单位都有老陈这样的角色。每逢有空，我就会和他们聊天，渐渐地大家都混熟了。
　　我发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自以为什么都很懂。其实很多东西他们都是一知半解，比如材料价格，有部分材料的价格我了解的都要比他们的低。
　　他们并不专业，只是，他们大都与施工单位的包工头有些关系，才被安排做这份工作。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吗？
　　我蠢蠢欲动，因为我看到了市场价格和工地价格之间的差别。
　　我说了我本来是一个农民，天生就有一些小农意识。当我看到鼻子尖上的利益的时候，原谅我动了一点儿心思。
　　但我不敢轻举妄动，三年多来，我受够了没有收入的滋味。虽然我仅仅是个民工，但我仍然很珍惜这份工作。要知道，这工作还是在老陈的介绍下才得到的。
　　所以我还得老老实实地做我的安装工，我不想失去生存的机会。况且，我还欠着老刘和小张的钱。
　　但是，我知道我总会抓住某个合适的机会的。
　　2006年5月11日星期四晴
　　前几天，我们在工地闲了三天了，材料一直没到。听老陈说，厂家生产忙不过来，至少还要等十天才发得出货。
　　老刘和小张在抱怨这个月挣不了几个钱了，我却打起了主意。
　　我对老陈说我有一个远房表哥以前在开桥架厂，看他那儿有没有货。我在说这话的时候眼皮都不眨一下。
　　老陈说这种大的材料他做不了主，要由董总决定。
　　董总就是我们这个施工单位的包工头，瘦瘦的，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据说是学建筑专业出身的。
　　我把对老陈说的话对董总说了一遍后，董总说：“不行，这是指定了品牌的，做竣工资料的时候得有该品牌的合格证。”
　　我提醒他，桥架不是每一米都有合格证的，他好像醒悟过来了，叫我赶快联系。
　　做过工程的人都知道，有时催工期比催命都厉害。如果你赶巧了，业务其实很容易敲定的，并且价格、付款方式都好谈。
　　我离开董总的办公室，小跑着离开了工地，打了一个出租车（我都记不起有多久没坐过出租车了），在一个网吧门口停了下来。
　　我在网上疯狂地搜寻C市的桥架厂，挨个打电话问有没有现货，有现货的就是我“表哥”。
　　也不知打了多少个电话，“表哥”终于找到了。
　　在一个偏僻得近乎荒凉的地方，我找到了这个厂。
　　“表哥”姓赵，江浙一带的人，叫赵均。我和他相谈甚欢，很快敲定了细节。我让他咬住价格，合同一旦签订，他得马上给我打一张欠条，待他收到款后立即付给我。
　　我曾设想过表哥会把我甩开，所以对表哥说：“我和施工单位有些关系，我还在里面上班呢。”暗示他不要打什么歪主意。
　　两边都成了我的亲戚，我晕。
　　今天上午，赵均搞定了合同，下午送货到工地，我也拿到了欠条。赵均供了900米桥架，规格为200*100，56块钱一米。赵均给我的价格是52块钱一米，加上三通、弯头、支架等东西，赵均给我打了5000块钱的欠条。
　　2006年5月21日星期日晴
　　今天，赵均收到了货款，我如愿拿到了5000块钱。
　　5000块钱拿在手里，厚厚的一摞。我心里就有了一种很踏实的感觉，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了有钱人。
　　我决定先还老刘和小张的钱，后来想想，只还了小张的。老刘的钱先欠着，过几天再给他。如果都还给他们，他们免不了要问我从哪儿赚到这么多钱。虽然这钱并不算肮脏，但又何必多费口舌。
　　晚上，我到弟弟那里去了一趟。我住院的时候，弟弟四处借钱给我治病，当时治病紧急，弟弟借钱的时候都是说几天就还。现在过去这么久了，不知道弟弟怎样面对他的那些朋友。
　　弟弟正在吃饭，一大碗面条，呼哧呼哧往嘴里送。看见我，他站起来把凳子让给我，自己坐到了床边上。
　　我把钱递给弟弟，说：“这是3000块钱，先去还账。”弟弟接过来笑了一下，问我还有没有，说昨天有几个朋友来找他要钱了。
　　我把原本准备还老刘的1000块钱拿给弟弟。过几天就要领工钱了，欠老刘的钱等领了工钱再还他。
　　这几年来，我和弟弟就是这样，用有限的几个钱来不断地堵窟窿，哪里最急就堵向哪里

茶马古道

2006年5月8日星期一晴
　　AT工地有几个施工单位同时施工，每个施工单位都有老陈这样的角色。每逢有空，我就会和他们聊天，渐渐地大家都混熟了。
　　我发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自以为什么都很懂。其实很多东西他们都是一知半解，比如材料价格，有部分材料的价格我了解的都要比他们的低。
　　他们并不专业，只是，他们大都与施工单位的包工头有些关系，才被安排做这份工作。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吗？
　　我蠢蠢欲动，因为我看到了市场价格和工地价格之间的差别。
　　我说了我本来是一个农民，天生就有一些小农意识。当我看到鼻子尖上的利益的时候，原谅我动了一点儿心思。
　　但我不敢轻举妄动，三年多来，我受够了没有收入的滋味。虽然我仅仅是个民工，但我仍然很珍惜这份工作。要知道，这工作还是在老陈的介绍下才得到的。
　　所以我还得老老实实地做我的安装工，我不想失去生存的机会。况且，我还欠着老刘和小张的钱。
　　但是，我知道我总会抓住某个合适的机会的。
　　2006年5月11日星期四晴
　　前几天，我们在工地闲了三天了，材料一直没到。听老陈说，厂家生产忙不过来，至少还要等十天才发得出货。
　　老刘和小张在抱怨这个月挣不了几个钱了，我却打起了主意。
　　我对老陈说我有一个远房表哥以前在开桥架厂，看他那儿有没有货。我在说这话的时候眼皮都不眨一下。
　　老陈说这种大的材料他做不了主，要由董总决定。
　　董总就是我们这个施工单位的包工头，瘦瘦的，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据说是学建筑专业出身的。
　　我把对老陈说的话对董总说了一遍后，董总说：“不行，这是指定了品牌的，做竣工资料的时候得有该品牌的合格证。”
　　我提醒他，桥架不是每一米都有合格证的，他好像醒悟过来了，叫我赶快联系。
　　做过工程的人都知道，有时催工期比催命都厉害。如果你赶巧了，业务其实很容易敲定的，并且价格、付款方式都好谈。
　　我离开董总的办公室，小跑着离开了工地，打了一个出租车（我都记不起有多久没坐过出租车了），在一个网吧门口停了下来。
　　我在网上疯狂地搜寻C市的桥架厂，挨个打电话问有没有现货，有现货的就是我“表哥”。
　　也不知打了多少个电话，“表哥”终于找到了。
　　在一个偏僻得近乎荒凉的地方，我找到了这个厂。
　　“表哥”姓赵，江浙一带的人，叫赵均。我和他相谈甚欢，很快敲定了细节。我让他咬住价格，合同一旦签订，他得马上给我打一张欠条，待他收到款后立即付给我。
　　我曾设想过表哥会把我甩开，所以对表哥说：“我和施工单位有些关系，我还在里面上班呢。”暗示他不要打什么歪主意。
　　两边都成了我的亲戚，我晕。
　　今天上午，赵均搞定了合同，下午送货到工地，我也拿到了欠条。赵均供了900米桥架，规格为200*100，56块钱一米。赵均给我的价格是52块钱一米，加上三通、弯头、支架等东西，赵均给我打了5000块钱的欠条。
　　2006年5月21日星期日晴
　　今天，赵均收到了货款，我如愿拿到了5000块钱。
　　5000块钱拿在手里，厚厚的一摞。我心里就有了一种很踏实的感觉，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了有钱人。
　　我决定先还老刘和小张的钱，后来想想，只还了小张的。老刘的钱先欠着，过几天再给他。如果都还给他们，他们免不了要问我从哪儿赚到这么多钱。虽然这钱并不算肮脏，但又何必多费口舌。
　　晚上，我到弟弟那里去了一趟。我住院的时候，弟弟四处借钱给我治病，当时治病紧急，弟弟借钱的时候都是说几天就还。现在过去这么久了，不知道弟弟怎样面对他的那些朋友。
　　弟弟正在吃饭，一大碗面条，呼哧呼哧往嘴里送。看见我，他站起来把凳子让给我，自己坐到了床边上。
　　我把钱递给弟弟，说：“这是3000块钱，先去还账。”弟弟接过来笑了一下，问我还有没有，说昨天有几个朋友来找他要钱了。
　　我把原本准备还老刘的1000块钱拿给弟弟。过几天就要领工钱了，欠老刘的钱等领了工钱再还他。
　　这几年来，我和弟弟就是这样，用有限的几个钱来不断地堵窟窿，哪里最急就堵向哪里。

茶马古道

7月22日星期六晴
　　我一直认为建筑行业是机会最多的行业，房地产热得像火，国家也在大力发展基础建设。我发现凡是干与建筑行业相关的工作的人，个个都活得比较滋润。
　　所以我觉得我在建筑工地当民工也是一种幸运，它让我对这个行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干一项工作，就得对这项工作有研究。如果仅仅是为了混一份工资，那么这工作要么干不长，要么就会被工作压垮。
　　我得研究。
　　同赵均有了这次合作后，我开始考虑兼职在工地推销桥架。我发现我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当了这么长时间的桥架安装工，我对桥架已经相当了解了，桥架质量的好坏，基本上用手就能够感觉出来。
　　我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样的优势呢？
　　我让赵均给我印了名片，谈好分成的比例，工余的时间，就在各建筑工地转悠。
　　桥架这玩意儿是大宗买卖，工地的材料员一般都做不了主。做主的要么是甲方，要么是工程承包方，但目标客户还是很好找的，只要建筑整体框架出来了，那么差不多就该采购桥架了。
　　但多数时间是碰壁，很多次，我找到桥架采购方，还没开口说话，就被人“挥手再见”了。
　　好在我已习惯了这样的碰壁，在可能的客户面前，我宁可放弃尊严，也不愿放弃机会。
　　我坚信一点：只要坚持不懈，总会找到成交的客户的，也许，就是下一个。
　　我始终都在为“下一个”而努力着。只要稍一有空，我就会出去寻找工地。即便是晚上躺在工棚里，我也会琢磨手头的客户信息。
　　其间有一个客户对我的印象还可以，原本他准备分一小块业务给我，试着合作，但他却没能联系上我。那天，我们正在工地抢一段进度，电锤的呜呜声盖过了手机的声音，等我发现有几个未接电话而打过去的时候，他已经很生气了。他觉得我做事不靠谱，不愿意再把机会给我了。
　　为此我郁闷了好长时间，觉得这简直就是造化弄人。
　　但我仍然不气馁，相反，这更让我产生了信心。我觉得，我又回到了刚到C市时的状态。那个时候，我也是心无旁骛，专心干工作。
　　老刘和小张见我一有空就往外跑，整天鬼鬼祟祟的，开玩笑问我是不是到外面去泡马子，我含糊应答，任由他们取笑。
　　两个月过去了，我终于给赵均的厂签回来一笔二十几万元的桥架合同。
　　赵均自然很高兴，一个劲儿要求我到他们厂去搞销售，许诺给我高额的提成。我没有答应赵均，只是向他预支了一部分提成，还了所有的债务。
　　无债一身轻。

茶马古道

7月24日星期一晴
　　我决定告别我的民工生活，因为我已想好了我未来要走的路。
　　四个月前，为了不致饿死，我不得不栖身民工队伍。
　　四个月后，我已经决定离开给了我生存机会的工地了，带着对未来的憧憬。
　　我曾经花了三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位置，现在，只用了四个月，就找到了我未来要走的路。
　　这四个月，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出路，是在工作当中寻找的，而不是坐在那里想出来的。
　　如果我不当民工，我就不会知道桥架这玩意儿，更不会知道它能给我带来收益。
　　所以，我们不应该抱怨工作的好坏，有工作就不错了，要想发展，还得自己在工作当中留心机会。
　　要离开了，还真有点儿舍不得。
　　不是我喜欢这个职业，而是这里很随意。虽然苦一点儿累一点儿，但大家的境况差不多，没有太大的贫富悬殊，没有地位上的贵贱差别，高兴了就哼几句不成调的歌，不高兴了粗话张口就来。
　　大家平等相待，没有心理负担，踏实。
　　然而，很多事情身不由己。
　　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当民工，连弟弟都不知道。
　　假如我的父母知道我在工地当民工，会带给他们怎样的震撼?
　　还有我的那些善良的乡邻，我的那些视我为骄傲的亲戚，我要对得起他们曾经馈赠给我的恭维话。
　　一个合格的民工显然够不上让他们骄傲的分量，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本来我想一个人悄悄地离开工地，但是，我割舍不下和工友之间的这种兄弟情谊。特别是老刘和小张，我们就像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起冲锋陷阵，我们之间，有感情。
　　还有老陈，如果没有他，我进不了这个工地。他是我的恩人。
　　我决定请他们吃一顿饭，表达一下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我选在一个离工地较远的餐馆——我不想惊动太多的人。
　　我通知了小玉，小玉特意向她所在的餐馆请了一会儿假，不一会就过来了。
　　大家坐定，我先恭恭敬敬地给老陈敬了一杯酒，感谢他帮我找到这个工作，接着又给老刘和小张分别敬了一杯酒，感谢他们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借钱给我。
　　我的郑重让他们有些纳闷，于是我告诉他们：“我要离开了。”
　　老刘张大了嘴巴，他问我是不是他们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得罪我了。
　　善良的老刘总是第一时间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真是种美德。
　　我摇头说不是。
　　小张说：“干得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啊？是不是家里有事？如果有啥困难，说出来大家一起想办法。”
　　小张的话让我鼻子有些酸。过去几年来，我一直期待着有人对我说这句话，我终于从工地的一个工友口中听到了。
　　我突然有一种倾诉的冲动，便向他们讲述了我从一个总经理过渡到民工的经历。
　　我说：“我其实很留恋工地生活，只是我怕，怕有熟人知道。”
　　在我讲这些的时候，小玉坐在我旁边静静地流着眼泪。她蛰居在这里，既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逃避。所以我的这种心情，她懂。
　　老陈的眼睛有些湿润。他说当初在工地看到我时，我脸色发白，他还以为我是个吸粉的，没想到我有这么复杂的经历，不容易啊。
　　老刘突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大声说：“兄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总经理既然能当民工，民工也一定能当总经理！”
　　夜里，我们都烂醉如泥。
　　2006年7月26日星期三晴
　　今天，我又找赵均预支了部分提成的钱。我想先搞定我的婚姻。
　　婚姻不是用钱可以搞定的，但是，你不能否认钱在婚姻当中的润滑作用。
　　另外，我没有一技之长，除了钱，我凭什么让周媛看到希望？
　　晚上，我把周媛约到一个茶楼，想开诚布公地和她谈一谈。
　　在茶楼谈感情，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但是，为了一个稳定的家庭，这点儿奢侈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仍然向周媛隐瞒了我当民工的事实，但强调了我已经找到了未来的方向。
　　我说了，我不想离婚。婚姻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没有人能预知下一次婚姻就比现在的好。
　　既然无法预知未来，不如就把握现在。我是个现实的人。
　　当然，我也不会赖着这个婚姻——我穷，但不等于我没志气。
　　周媛事实上是个没主意的人，我并不指望她能给我什么答复，我希望她回去和她父母商量一下。
　　周媛明显地消瘦了——没主意，并不代表心里没焦虑。
　　我给了她5000块钱，这是过去三年来我第一次拿这么大一笔钱给她。她迟疑了一下，拿过去默默地揣在兜里。
　　过了两天，她打电话问我这段时间到底在干什么，在哪里挣的钱，如果不说清楚的话，就让我把钱拿回去。
　　我说：“你放心，这钱是干净的，是我做生意挣的。”
　　周媛问我到底是做的啥生意，我说是帮别人卖桥架，并且跟她说了桥架厂在哪里，卖给什么地方。
　　周媛见我说得有鼻子有眼，便不再追问，轻轻地挂了电话。
　　2006年7月28日星期五晴
　　今天，她给我打来电话，说她妈炖了汤，让我回家去吃饭。
　　我知道，我和她们家的冷战总算结束了。

茶马古道

8月2日星期三晴
　　这几天，赵均一再邀请我到他们厂去上班，我客气地拒绝了。
　　我想自己创业。
　　过去三年来，我尝够了失业的苦。假如我到了赵均的工厂，我不能确定未来的哪一天我会不会重新失业。
　　假如我进了赵均的厂，一旦干不出成绩，赵均肯定不会无限期地给我发底薪，最后我还得走人。
　　一旦干出了成绩，可能又会对我提更高的要求，直到某一天我被赵均制订的任务量压死。
　　不是我信不过赵均，而是人性如此。也是环境使然，大家都缺乏安全感。打工者缺，老板也缺，都在拼命地为未来积累应付危机的资本。
　　另外，如果我自己单干，我手上有了订单，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和供货方讨价还价，甚至还可以拿其他厂的价来杀他的价。
　　这是商业规则。
　　几个月前，我还在为混一口饭吃而茫然四顾。现在，却开始计算起了怎样才能使利益最大化。
　　人啊，***的贱，刚喘一口气，就忘了昨天的伤。
　　2006年8月10日星期四多云
　　我又回到弟弟的办公室。这里，我还承担着一半的房租。
　　我笑着对弟弟说：“我回来履行我这半个主人的职责。”
　　我花了六百多块钱，找了一家中介公司注册了一个建材经营部，算是有了一个招牌。并且从法理上说，我也算有了一个合法经营的阵地了。
　　弟弟仍然修他的电脑，我委托他顺带帮我接一下电话，如果有电话来的话。
　　我，夹着一个破公文包开始了我的救赎之旅。
　　我的设想是多团结一些像老陈这样的工地材料员，如果他们有材料需求的话，就给我打电话，我到市场去采购后给他们送过去，赚点儿差价。
　　说白了，就是买空卖空，空手套白狼。
　　事实上，这跟我以前跑渣土运输的路子是一样的，只不过换了一个行业而已。
　　渣土运输业务我是失败了，这条路走得通吗？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未来的路注定不平坦。我没有其他更多的资源，除了勇气、信心和决心。
　　我穿梭于各个建筑工地，赔着笑脸招徕业务。
　　我对各工地的材料员介绍说：“我是专门做工程材料的，价格比较有优势，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展示一下我的服务质量。”
　　大多数人会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然后客气地请我出去；少数人会简单地向我询问一些材料的价格，不管我报的价格高还是低，都会来一句“你的价格太高了”，然后打发我走人。
　　也有个别材料员图省事，吩咐我给他们送些小材料。
　　我给一个工地送过两百米波纹管，赚了20块钱，除去路费，净赚12块，不过这花费了我将近一天的时间。
　　我也给一个工地送过几把铁锹，除去路费，一分钱都没赚到。
　　2006年9月11日星期一多云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一个月很快结束。我盘点了一下，这个月我的销售额是780块钱，利润是55块钱，算上我的各种开销，净亏一千五百多块。
　　我没有气馁，我知道客户关系的建立有一个过程，只要坚持下去，业务就会有好起来的那一天。
　　我真正的担心，是怕我坚持不了那么久，因为供我活动的资金太有限了。注册完建材经营部后，我总共只剩下两千多块钱的现金，第一个月就亏去一千五百多，剩下的这千把块钱还能供我亏多久？
　　所以我企盼着马上就有一笔大点儿的业务到来，好让我心里多一点儿底气。
　　2006年9月14日星期四多云
　　业务说来真的就来了。今天，一个工地给我打电话，找我要50圈平方的电源线，但提出要欠半个月的款。
　　我算了一下，按他给我的价格我能赚一千多块，但近万元的进货款难住了我。我想找我的上游供货商帮我垫一下，给我半个月的账期，但供货商一口就拒绝了。
　　也难怪，且不说我和他们还没有打过交道，甚至我连个像样的办公场所都没有。也有建材老板提出到我公司去看一下，我坦率地告诉他，我那办公室不好看，我能让他信任的，只有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道德。
　　当然，没几个人相信。
　　没有业务固然心烦，有业务而做不了，心里更烦。这段时间，小玉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她时不时地打电话给我，有一次，她甚至请了假来陪我喝酒解闷。
　　我对小玉说：“生意这么难做，还不如继续回AT工地当民工。”
　　小玉说：“大哥，不到万不得已，你可千万别回去。既然当民工不是你的终点，那么有这么一次经历就够了。”
　　也是，一个人可以选择永远当民工，但不能选择反复当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