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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 在咱们中国至少是在俺们丰各庄有这么一句名言：秦桧还有三相好的呢！秦桧何许人也？位列三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况还能写那么一手漂亮的被人称为宋体的毛笔字，才有三相好的。和秦桧相比，我自愧不如，只好把相好的悄悄减掉一个，我有两相好的。 说起我的相好的，那可是赫赫有名，一个是我的影子，一个就是我的名字。影子只有在有光线的时候陪我呆一小会儿，名字可不是，无论是有光线还是没有光线，无论是我睡觉还是我睁眼，无论是我落魄还是我发达，始终随影不离，不离不弃，一跟就跟了我四十七年，不离不弃，还要继续跟下去，就算有一天我哏儿屁了，自己钻进土里躲清静去了，我的名字还要象刚褪下来的长虫皮一样，挂在我的墓碑之上，臭名远扬。 想想看，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名字。自从名字跟了我，哪过过一天风光的日子，倒是我时不时口无遮拦，得罪了人，谁第一个站出来替我挡黑砖、遮唾沫，我的名字呀！人家跟了我四十七年，没黑没白地玩命给我工作，从来没有一次跟我张过嘴哪怕要过一分的工钱，从来没有哪怕一次有离开我、嫌弃我的意思，我怎样报答它都不为过。然而扪心自问，我算个什么东西，我又有什么，要钱没有要地位没有，不就肚里有俩儿臭词烂崩吗？因此我决定从我肚里的臭词中拿出最好的词来犒劳犒劳我的名字，只要公安局的不找我，税务局的不找我，别人爱怎么骂我臭不要脸，无所谓。我在肚里挑来挑去，只有俩词还算能逾过眼去：伟大的诗人，伟大的思想家。 我是一九六八年出生，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上六三年闹大水，真正能填饱肚皮也就是六七、六八年前后。在棒子饼子的催动下，大人们菜黄的脸色渐渐泛起了红晕，饱暖生闲事，刚从地里回来，来不及磕掉鞋坑儿里的泥巴，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造人运动”。我就是那段激情燃烧的产物。 父亲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之一，早在日本人到处杀人放火的时候，父亲就进过村子里唯一的最高学府——扫盲班。教父亲的老师是八路的一个女干部，高高的个头，白白净净的，梳着个大辫子。别说在丰各庄，就是在整个全中国也找不到这么漂亮的人。后来村里一位多嘴的老太太说：她在哪儿见过这位老师。 人们齐声问： “在哪儿见过？是哪村的？” 老太太说：“在年画里见过。” 是啊，人间哪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女子，一定是七仙女从年画里走下来了。父亲对文化的崇拜与敬畏多数和他的仙女一般的启蒙老师联系在一起。 一九六八的冬天特别漫长，特别的冷。直到九六九年的一月二十七日，春天才开始睁开了半拉睡眼，父亲看到满脸皱纹的我，高兴地说：“他是打春来到的这个人间，这孩子自己给自己带了一个名字，就叫他迎春吧！” 其实刘迎春这个名字在我上学之前没有和我发生半点关系，村里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知道我的乳名小四儿，我的小伙伴们还邀请我们村著名的作词家兼作曲家歪歪九二爷专门为我填词并作了一首著名的《小四儿赞歌》，大街小巷，久唱不衰：“嘎巴褥（读玉音）子嘎巴被，嘎巴老头在里头睡。嘎巴老婆踹一脚，嘎巴小四儿往外跑！（原词好象是嘎巴老头往外跑，被我的小伙伴们精心地篡改嘎巴小四儿）。” 正是这首英雄赞歌，伴随着我打遍大街小巷，村南村北。歌声就是命令，歌声是就是战斗的号角，哪里歌声唱起，哪里就是我战斗的地方。经过半年的厮杀，我终于用武力统一了我们胡同，我的小伙伴们，再也不敢至少是停着我的面唱起这首英雄的赞歌了。 后来我上学了，识字了，妈妈说：“你上学了，就是大孩子了，该有自己的大号了，你叫刘迎春，记得住吗？” 说着扳着我的手指头，在我的书包上，所谓书包者，是我爸爸特意为我打的一个小书匣子，在书匣子盖的后面写上我的大名：刘迎春。 我还没有来得及为有一个大名而感到自豪，却发现我的大名，在春节前腊月二十九贴对对九的时候，被贴在了家家门前的的大树或影壁上。我的所谓打遍大街小巷无对手，对我的小伙伴吹吹牛还算凑合，如今我对手变成的我的爷爷、伯伯、叔叔，别说打遍大街小巷无对手了，就是我爷爷那一关都过不去，我只好求助老爸： “爸爸，俺不要这个大号了，俺还叫小四儿吧，俺的大号天天贴在人家的影壁上！” 爸爸乐了：“都上学了哪能没有大号呢，这样吧，你们这一辈都带一个凤字，春字你不能叫了，你五哥叫春风，你就叫凤迎吧！” 当父亲拉着我的手，，由老师当着全班的同学宣布了我的大号：刘凤迎，顿时群情激愤，摄于我拳头的淫威之下的小伙们终于找到了报仇的武器了。我前脚刚跨进我们家小过道，前有小朋友喊我：“疯子，疯子！”，并做着各种鬼脸引我进攻，那个谁，竟然敢对我在小过道里的权威进行挑战，我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握紧拳头奋力追赶，眼看着就要追上，后面又窜出一个小伙伴，大声喊着：蝇子，蝇子！也不知道他们使用了什么孙子兵法，几个回合下来，我大汗淋漓，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 在我人生的初期，我为捍卫我的大名吃尽了苦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大名却跟着我四十七年，阅尽了人间百态，尝尽了人间滋味。（待续） | 
发表于 2014-10-30 22:5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