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学弟子规的人去朝鲜学

君子兰

建议那些学弟子规的人去朝鲜，那里比弟子规还弟子规。

如果教育孩子，可以读读三字经。如果想学纯正的儒家，还是要学孔子的原著，如《论语》，原汁原味。  不要学《弟子规》，这已经是掺入了异化思想的伪儒家了。

有人说不学弟子规，就不懂礼貌。其实礼貌这种东西靠身教，家长以身作则比什么弟子规强。

现在，国内正掀起一股《弟子规》热。到处出版《弟子规》的全文、注释、图画，电视上一句一句的讲，甚至一本《大家都学弟子规》一版再版。《弟子规》值得这样提倡吗？本文提出点不同看法。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清康熙末年绛州（今山西新绛）儒生李毓秀（子潜）编。三百多年来，在国内广泛流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蒙书之一。此书固然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今人应该怎样对待，略抒浅见于后：

    一、时代的产物

    公元1644年，吴三桂叛明，清军入关“定鼎燕京”后，建立了清王朝。新统治者在一些汉族大臣的扶持下，逐渐认识到思想统治的重要性。入关不久，便制定并实行了“表章经学、尊重儒先”。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帝亲自到孔子家乡曲阜祭孔，手题“万世师表”，刻石立于孔庙，进一步确定了尊孔崇儒的大政方针。

    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一方面是封建制度日渐衰落，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产生，作为国内主要意识形态的儒学自然也有两种不同表现。一方面是程朱理学、王阳明的心学，在宋、明官方承认下，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宣扬“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代表的封建制度是永远不变的“天理”，一切反封建的意识、行为都是“人欲”。另一方面是一些具有早期民主思想的思想家的进步主张。如王夫之认为“终不离人而有天，终不离欲而有理”。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黄宗羲提出授田养民、工商政本等改革措施。面对着同是儒家学派，却有两种不同理论和主张的现实，清统治者两者相较，认为前者对巩固封建统治有利，于是康熙帝极力推崇程朱理学，他认为“惟有朱子之学，驾乎诸家之上”。又大封朱熹后人，修朱熹坟墓，令李光地修《朱子大全》，还破例地把朱熹请进孔庙大成殿。封建皇帝、封建朝廷既然明确了这一主导思想，封建文人自然依此作起了文章。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和”，儒家的特点是稳定、协调。在社会大动荡、大变节的春秋末年，天下不和，孔子不得志。到了汉代，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建立，儒学便定于一尊。两千年来，新王朝一建立，孔子照例受尊敬，王朝之末社会一乱，孔子思想便受冷落。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统治者为保统治，自然要百姓老老实实。当年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话已说的很清楚，作为封建社会后期，几经改造后的儒学——理学，要求人人循规蹈矩，不许犯上作乱。男子忠君尊上，女子“三从四德”。清军入关后新统治者面对不服从的百姓们“嘉定三屠”、“血洗江阴”武力压服后，又推行“薙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用种种高压手段要百姓训服，当当然还要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以造就大量顺民，康熙末年出现的《弟子规》便应时而生了。

    二、旧日的说教

    一篇《弟子规》，符合当时的时代要求，充满了旧日的说教。例如：

    （一）对父母：文中对父母之孝，主要体现了一个“顺”字。不但“父母教，须敬听”，而且“父母责，二代目应承”。不但“亲爱我，孝何难”，即使“亲恶我”，仍然“孝方贤”。父母对自己好、坏，都应听从。一旦发现父母有过，对父母谏诤时，强调和颜悦色（“怡吾色”），还要柔声慢语（“柔吾声”）。父母不听，不仅要哭着劝谏（“号泣随”），父母责打自己也不许有任何怨气（“挞无怨”）。这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强调的“父为子纲”的表现。《红楼梦》中因为贾宝玉不认真读诗书，其父贾政对他痛打。一面打一面说“我打死你，也不犯法”。贾宝玉只有挨打，决不反抗，与此何其相似？

    （二）对长者：中国古代“五伦”中“长幼有序”是应该的，孔子当年还说过“乡饮酒，杖者出，斯出矣”。对老人给予应有的尊重。但《弟子规》中说起年幼人与老年人的关系是却是这样表现的：“长呼人，即代叫，人不在，即己到。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见能。路遇人，疾趋揖，长无言，退恭立。骑下马，乘下车，过优待，百步余。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进必趋，退必迟，问起对，视勿移”。依照这些的要求，幼者是个什么样子呢？长者一呼唤，幼者立刻赶到。即使长者不在那里，幼者也要及时赶到。依理说对长者不能称名，依称呼来叫，倒是应该的，但“对尊长，勿见能”却不一定对。年幼者在年长者面前，不许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能说出对事情的看法，只能唯唯诺诺，一切服从。如果说出与长者不同的看法，就是“见能”、充能，不尊敬尊长，就是说年幼人不许独立思考。在路上遇见尊长，要很快地小步跑过去作揖问好。即使长者不说话，也要恭恭敬敬地后退一步，老实站立。遇见老人下马、下车以示礼貌，当然应该，但要在长者来前或走后一百步都要求站到那里，这种礼貌就太过了。还有幼者在长者面前不能随便坐下，只有长者叫坐，才敢坐下。与长者说话时，声音要低……这样一个儿童、活像一只小绵羊、一个小奴隶，依此方式培养的孩子，从小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长大以后更是一个顺民、良民，正好符合清朝初年统治者对百姓的要求。正与当前孩子们要有独立思考，有创见的要求相反。

    （三）对社会：人们在社会中生活，随时存在着人际关系，人们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关怀。《弟子规》中说“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一再强调明哲保身，只顾自己。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看见不合理的事情，不能挺身而出，不是勇敢行为。书中不仅不分好事、坏事，一律视作与己无关，不去多管，还要人们“说话多，不如少。惟其事，勿佞巧”。叫孩子们不要多说话，话说多了会招惹是非。无独有偶的是清朝中期，一位新上任的官员，向长期为官的前辈取经，问起如何能保住官位，步步升迁时，久混迹于官场的老官僚给他六个字的明示：“少说话，多磕头”。综观整个清朝二百多年，凡保住禄位，飞黄腾达者，多是少说话，多磕头。孩子们从小学了《弟子规》，就可得此“法宝”。殊不知此“法宝”正是妨碍人们创见，戕杀人们锐气，起到纵令社会上诸恶横行的不良作用。谁都知道社会上好人多，坏人少，这是自古以来，乃至多年后直到今天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弟子规》的作者却认为“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稀”。他认为社会上好人少、坏人多。当然这是站到有钱有势的人角度看待劳动人民说的。文中提到对婢仆要“慈而宽”，是给有婢仆的人家的孩子写的，不是给普通老百姓写的。作者要把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培养成封建社会中标准的好孩子。在清朝统治的各代均符合朝廷要求的顺民。广大百姓，大量劳动人民的孩子学习它，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三、凑字的文笔

    今日人们所见的《弟子规》是几经修改的作品，此书最初由清康熙时绛州李毓秀写成后，山西浮山儒生贾木斋将原书作过一次修改，并将李编的《训蒙文》改名《弟子规》。同治五年（186年）陕西三原人贺瑞麟又将此书编入他所辑的《西京清麓丛书·养蒙书九种》之中，重新出版。共1080个字，通篇采用三字一句，以合辙押韵的韵文形式出现。这种三字一句，每一小段均押韵的形式，人们喜闻乐见，儿童读起来琅琅上口，易学易记，是一很好的形式，但这一形式不是始于此书，一千年前的《三字经》已有成功的范例。

    利用合辙押韵的形式当然很好，作者为了用这一巧妙的形式灌输进他的说教内容。却在很多处勉强凑字，硬造名词，不合语法，令人费解。如“居有常，业无变”之“业无变”之业应是祖宗传下来的事业不变更，但与“居无常”联系不起来。“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之“力为具”、“谨为去”更不清楚。“丧三年，常悲咽。居处辨，酒肉绝”一段，“居处辨”既含意不清，这两句又不押韵，只不过凑足三个字而已。“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应是对上要合乎等级名份，对下要与家庭地位相符。一般人不会想到这么多，还要好好解释一番。这么一解释，就失去“通俗易懂”之意了。“人问谁，对以名。吾与我，不分明”。意思是别人问到谁时，应该回答名字，“吾”字和“我”字，不应混淆，应该分开。应该是“要分明”，文中用了“不分明”，不正好相反吗？还有“直谅士，渐相亲”“直谅士”应是耿直信实的士人，“谅”当固执讲，固然也当“信”讲，但那是小信。孔子说“君子贞而不谅”，是说要讲大信，不要讲小信，作者此处用了这个“谅”字，要士人对别人“谅”，只是小信，便能“渐相亲”，显然水平太低，要求不对，这又是明显的凑字之为。“过不规，道两亏”，意思可能是有了过，又不按规则，如果两者加起来，就是两个错（亏）了。这种解释不知是否正确？孔子当年说过“过而不改，是为过矣”[5]，即有了过又不改过，又多了一个过。多么清楚，作者的话别人不懂，自己也说不清楚，正是“以已昏昏，使人昭昭”之作。“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己”。这句话显然依据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来，但“即速己”却很难令人理解，好象是自己不愿干的事，快快不干，“即速己”三个字可以这样解释吗？是快快干呢？还是快快不干呢？说起来这么别扭！讲起来这么不通！“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此“理真”显然是“真理”之意，此真理应指儒家学说。这又是为了说明问题凑句造词，颠倒名词之作。

    以上举出多例，说明此文作者为了说明问题，造词凑句，病句累累。作为儿童启蒙读本，孩子们读了这些病句，大大不利于语言训练及写作表达。我国古代的文言文，是很规范的，当时民间的俗语，是很顺畅的。以此别别扭扭的一些句子教育孩子，还让孩子们背诵，很易把孩子引向语言和文字不规范的邪路。

    从礼仪方面来说，强调多听大人说话，尽量少插嘴，或许有点道理。但作为一种人生训条来规范儿童，则是窒息了孩子天真、率直、活泼的天性，把儿童驯化为 “听话”“顺从”的“乖乖仔”。说“驯化”这个词儿可能不受听，因为“驯”字是用于动物的，但是你只要注意《弟子规》的最后一句：“圣与贤，可驯致”，“可驯致”就是通过“驯化”而“致”嘛。作为源头《论语》里孔子的思想，是清新活泼的，孔子期待“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鼓励门人弟子“当仁不让于师” ；他不满意颜回唯唯诺诺不提不同意见，叹息“回也非助我也，于吾言无所不悦” ；在教学上，他启发学生举一反三，如果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些极宝贵的思想，在《弟子规》里统统没有了，非但没有了，《弟子规》反而用一顶“紧箍咒”把孩子“套牢”——“对尊长，勿见（现）能”。中国是盛产以下这类格言的国度：“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话到舌尖留半句，未可全抛一片心”“言多有失，多言贾祸”“人怕出名猪怕壮” “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 “夹着尾巴做人”“自大一点就是‘臭’”“人前显能，难得善终”等等等等，连同“对尊长，勿见（现）能”在内，无一不是阻碍思想自由、禁锢创造精神的无形枷锁。

    中国封建教育的恶果，可以归结为四句话：“人格驯化，头脑僵化，脊梁骨缺钙，膝盖骨发达”。《弟子规》的负面作用正在牵着儿童走这条路。微观一点说，《弟子规》可以培养出“老实听话”、有一定道德水准的“谦谦君子”，同时却在扼杀未来的革新家、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