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盲流”闯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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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盲流”闯关东

我去“盲流”闯关东 　　所谓“盲流”，就是人口盲目流动；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的广大地区。盲流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的社会现象。我国1958年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三年自然灾害加之苏联老大哥要债，造成了全国农业欠收，粮食短缺，有些地方连草根、树皮都给吃干净了，甚至饿死了人。人们为了谋生，农村劳动力盲目地纷纷流入城市。当时政府严格控制劳动力外流，白天放下岗看着人们，人们就在深夜里举家偷偷地溜出村去，沿街乞讨，到处流浪，到了东北，有的被城市收容，有的被招入工厂，真是天灾人祸啊。 　　在这场灾难中，我还是很幸运的，1959年10月当时我16岁，我只身来到营口，一下火车，就在车站填表登记，被领到一家工厂干木工活。我给家里回信，说这里有活干，有饭吃。父母就带着我的弟弟妹妹们举家迁到了营口，一同去的还有同村的父亲的几个徒弟。我们一起找到了新的工作，就是在营口市化学制药厂木工车间做木工。说起木工，我家是祖传，父亲是跟着我的三祖父孙明学的，到我这里已有五代了，什么耠子耧犁耙，桌椅板凳架，无所不会，无所不精。此前父亲曾在左各庄鉄木厂任木工车间主任，先后收了几十名徒弟，我也在那个厂子上班。 　　担任营口市化学制药厂厂长的是一名部队师长转业的中年男子，中等身材，眉清目朗。他姓孙，不知他叫什么名字，人们都叫他孙厂长。他性格直爽，办事粗鲁，不拘小节。当时厂里接收了一批任务，车间主任和几位技术人员在车间的一张大桌子上铺开图纸，研究问题，一连好几天也没研究出个结果来，急得孙厂长蹦着高骂大街：“你们这些饭桶，他妈的干什么吃的，再搞不出来，妈了个巴子的，都滚蛋！”吓得别人都不敢吱声。 　　就在这一天，午饭时间到了，铃声一响，工人们陆续拿着餐具走出了车间，去食堂吃饭，我特意晚去了一会，怀着好奇心偷偷地看了桌子上铺展着的图纸，我越看越像栽水稻用的插秧机，1958年我和父亲在左各庄鉄木厂工作时，曾亲自参加制作过几百台这种插秧机。看完我就打饭去了。在大食堂吃饭时，我对父亲说：“爸，你猜那是什么图纸，就是咱们在左各庄鉄木厂制作的插秧机。”父亲历来胆小心细，斥责我说：“别瞎说，出门在外少找事。”真是草里说话露水听，不巧，这些话，正被在一旁吃饭的孙厂长听见。孙厂长看了我们爷俩一下，然后说：“你俩吃完饭到我办公室去一下。”说完转身就走了。父亲责怪我说：“怎么样，不让你多说，你偏说，这下出事了吧。”午饭后，我们放好了碗筷，我拉着父亲走进了厂长办公室。 　　孙厂长非常热情，茶早已沏好，拿出最好的香烟招待我们，让我们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你们是哪里人？”厂长和气地问。 　　“我们是河北文安人。”父亲答。 　　“你的尊姓大名？”厂长问。 　　“免贵姓孙。”父亲答。 　　“那好啊，咱们是一家子。”厂长很兴奋。 　　父亲接着说：“我叫孙绍恩。”又用手指了指坐在一旁的我说：“这是我儿子，叫同宝。” 　　“你们做过插秧机？”厂长直截了当地问。 　　“是的，我们在家乡的鉄木厂里做过。”父亲答。 　　“哈哈，那太好了，下午你就教给他们做。”厂长很得意。 　　“一会看看，不一定能行。”父亲说。 　　“走！咱们去看看。”厂长迫不及待地拉着父亲的手走进了车间，我在后面紧跟着。 　　父亲仔细看了看图纸，果然是插秧机，并且和我们从前做的是一样的。就说:“和我们以前做过的差不多。”厂长说：“孙师傅，就这样定了。” 　　下午上班的铃声响后，工人们来到了车间。厂长立即召开了大会，孙厂长在会上宣布：“从现在开始，孙绍恩师傅就是你们木工车间的主任，你们都要听他的，有不听话的，立刻滚蛋！”把原先的车间主任调到了别的车间。 　　从那天起，父亲带领和指导着全车间67名工人，昼夜奋战，一个多月制造出100多台插秧机，运到了生产第一线。孙厂长在全厂大会上表彰了父亲。父亲的一些徒弟们，如中滩里的王鸾柱、赵家营的赵光和、赵锡兰、小长田的任和平等，都纷纷投奔了父亲，进入了这个厂当了工人。孙厂长让我负责给工人们记工、领取和发放劳保用品等杂事，不再干木工活了。 　　后来按照中央的指示，厂里遣返盲流回家，由于父亲有功劳，孙厂长把我们留下了，继续干我们原先的工作。是一个不明的电报打破了我们平静的生活，一天我们接到了老家里发去的电报，电报上只写着“母去世”三个字，父亲以为我祖母去世了，哭了几天几夜，厂里不让回来。就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个多月的工资没领，全家人偷偷地溜出了厂子。经几番周折，回到了家中，原来是我的大娘去世了，早已以土为安了。 　　厂里发现我们走了，就几次往家里给我们来信，催我们回去，并把工资寄给了我们。父亲考虑再三，终没有回去，真是热土难离啊！ 　　口述：孙同宝（西新桥村村民72岁） 　　整理：文安县西新桥村何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