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并没有带来国民幸福

我是晨旭

作者：金满楼
　　　　
　　　　曾有人说，清末十年是“激进与保守”之争，最后“革命”战胜了“革新”，枪杆子逼走了皇帝，中国便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个说法，实则是大有问题的。把皇帝打倒在地而未能改变专制的结构，这种革命是一种形式主义的革命，而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在于赶走了皇帝，但它最大的败笔也在于此，因为革命的目的本应是推翻专制结构，而革命的矛头最终却集中指向了满人皇帝。
　　　　
　　　　正如百年中的三场大革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及三年内战），暴力革命没有也不能带来国民幸福，历史上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历史的悲剧往往在于，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对此，鲁迅曾深有感触的说，辛亥革命后，“我到街上走了一通，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而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
　　　　
　　　　梁启超曾认为，帝制时期的国民，“毫无政治智识，毫无政治能力者，不知要求为何物，不知当要求为何事”。换句话说，即使革命共和了，最终也不过是阿Q式的革命，到“小姐的牙床上滚上一滚”。而革命党人却断然下论：“只要是中国国民，必然有共和国民之资格”；章太炎更是信心十足的说，“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事实真是如此吗？革命未必是济世良方，建设也不是打家劫舍。辛亥革命一声炮响，给多灾多难的中国送来了三民主义，但革命之后的中国，问题依旧是层出不穷，那些花样不断翻新的一个又一个主义，大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最终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学者张朋园曾在其著作《立宪派和辛亥革命》中说，“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统治的败坏或者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反是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此所谓，“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清廷专制腐败到了极点，而恰恰是因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宪的改良措施。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却是近乎残酷的历史真实。
　　　　
　　　　不容否认的是，革命在推翻皇权的同时，也破坏了传统的权威，而一旦权威被破，建立一个新的权威必须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而其中主要又以暴力为手段并需要付出千万国民头颅的代价。可叹的是，当革命成为社会共识的时候，这带来的往往是另一种灾难-----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学不会积极适当的妥协和有风度的对抗，那它只能在专制、暴力和血腥中沉沦。
　　　　
　　　　历史就是这样的吊诡。清末十年的新政与立宪对于近代中国的转型来说无疑是快马加鞭，但突然爆发的革命更是如电光石火，中国人尚不知道君宪为何物的时候，历史已经转进了更为茫然的共和年代。辛亥革命最大的问题在于，以满族亲贵的腐朽性、民族矛盾的伪构性掩盖了传统政治及社会制度的顽固性，并进而使原本以现代化和民主化为目标的浩大运动完全偏离了方向。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佩弗认为，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的共和政体只是美国的仿制品，注定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
　　　　
　　　　事实上，当年制定《临时约法》的那些革命党过于年青，他们对中国的传统、历史及其具体国情的了解乃至学识都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制度设想和构架既没有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思考，也没有对大众进行充分的启蒙并取得广泛的共识。由此，由革命党人操控的各省代表会议及临时参议院又岂能真正代表民意，就其民主程度而言，尚不如袁世凯提议的国体问题交由国民大会解决来得更开明。更重要的是，这部宪法性文件的制定过程中严重缺乏民众的实际参与和民意的表达，它究竟代表了中华民国的国民还仅仅是代表了极少部分革命党的理想信念，这本身就是个问题。
　　　　
　　　　民国后实行的共和体制实为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一个翻版，然司法权始终坐冷板凳，所谓“三权”，其实只有“两权”，而“两权”的设计又因西方制度与中国传统的水土不服，加之私心作祟（初为内阁制，孙来后改为总统制，孙去袁来后又改成内阁制，袁世凯掌权后重归总统制，袁死后又改回内阁制），最终导致国会、总统、国务院三者关系揪扯不清，“府院之争”多次上演，“倒阁”频率较之法国更为盛行（北洋时期的总理平均任职时间不足半年）。如此假共和、假民主倒不如真帝制、真独裁，因为假货尚需要附加的美化伪装成本，其效率效益反要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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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军阀混战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