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开心 2016-9-2 15: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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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天数: 1050 天 [LV.10]以坛为家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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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记忆》
李士權
还是从我出生说起吧。
那时的我家生活十分窘迫,居无定所。父母在左各庄镇南艾头村暂居时,我来到了这个世界。
因母亲是一位编织苇席的高手,在我将满一岁时,又随父母从南艾头移居文安镇城西徐郭村,应村里邀请,在那里教乡民们编苇席。直到我近四岁,才辗转回到祖居小叩皂村。父母用外出几年的积蓄盖了三间砖撘都的房子,才算是有了一个稳定的家。
我生来小巧,体弱多病,姐弟五人,又排行在末,必然是在父母和姐姐及哥哥的坷护下长大的。直至参加工作,几乎没有让我干过一点重活。但父母和姐姐的艰辛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即使到现在,偶尔想起,仍然历历在目,禁不住热泪盈眶。
大跃进(1958年)
回家的第二年,我们迎来了“共产主义”社会。家家户户的铁器物件儿,包括做饭的铁锅,集中到一起,重新炼成铁块上交国家。村里成立了集体食堂、托儿所(幼儿园),还有戏班子。
食堂是各取所需,托儿所不收费,戏吧,只要是不耽误农活,随便看。人们真是吃喝不愁,无虑无忧。
还经常听大人们说起苏联老大哥已经实现了比我们强的多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社会啦,我们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
一天,村里来了说是苏联老大哥援助的拖拉机在村南耕地,孩子们都像看稀罕似的,大的牵着小的跟着耕地的拖拉机来回地跑。高兴的连午饭都不舍得回家去吃,一直跟到傍晚才回家。
每天晚上戏班子都在演出,可时间长了,乡亲们就看腻了,总凉场。怎么办?冲出“村门”,到外面去唱。注意!在外面唱戏不卖票的,“共产主义”吗。
结果,不到半年,顶不住了。通知家里卖地,不然,戏班子就回不来了。然后家里卖地,戏班子才在乡亲们的顺口民谣:“小叩皂有钱就唱戏,丰各庄有钱爱置地”的朗朗声中灰溜溜地又踏进了“村门”
不久,集体食堂也被吃的顶不住了,开始定量,每人每天八两,而且凭票买饭。托儿所也悄无声息地关了门。“共产主义”社会就这样仓促地离开了我们。
这段时间,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共产风”。
那个阶段,因为五六年的那次洪水还没有完全退去。我村西洼南洼高上,已经算是旱地了,东洼北洼还是大面积的水田。旱地种杂粮,水田种稻子。安说应该算是鱼米之乡了。
因为这股“共产风”,造成的口粮不足,人们只好在春末和夏秋两季让孩子们挖些野菜搭合度日。如有余就晾晒干燥,囤积起来已被冬天食用。在水田劳作之余捞些鱼虾或去苇塘捡拾鸟蛋,采摘菱角和水豆维持生活。老人和稍大一点的孩子,有的去沼泽地的边缘打地梨,有的在浅水用插、罩、摸、掏等简单方法捕鱼以弥补口粮不足。
过去的冬天,不像现在。农活没有了就啥事都没有了,入冬后人们就盼望着进九,进九了,又盼望着村里的冬网班子早日出网捕鱼,大伙的生计就会多一点点希望。孩子们也特别高兴,提早就准备好了一根长约五六十公分的小木棍,末端绑上两颗针。冬网班子出网后,就跟着网队,等出网时在网后捡拾网漏小鱼,供家里下锅。
捡拾网漏小鱼,即是眼力活又是技术活。看到漏网小鱼,既不影响大人的操作,还得迅速地用前端绑有针头的小木棍把小鱼用针拾起来,往鱼篓里一柯,小鱼便被收入篓中。太晚了,小鱼就会牢牢地冻在冰面。
孩子们虽然不太懂事,但基本和大人们一样,有快乐,也有心酸。所不同的是大人们还多了一份忧愁。
打冬网,是个苦差事。同样,孩子们跟在网后捡拾小鱼,也需要很强的毅力。
文安洼的孩子,不得不早早地就学会浮水(游泳)、划船、撑船和撑拖床这些在水乡生活最基本的技能。孩子们才能适应环境,跟随大人一起,苦苦地支撑着、煎熬着。
瓜菜代(1960年)
60到62年,后来被人们公称为三年困难时期。
苏联老“大哥”,一夜之间反目成仇。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我们开始还债了。
村里集体食堂的定量,由每人每天八两改为每人每天六两。六一年又由六两改为四两。最后到六二年,又压缩到每人每天二两。
这三年,人们把地里的野菜挖光了,芦荡里的菱角、水豆采光了,开始吃榨菜喽。榨菜喽就相当于榨菜的果实,其实就是榨菜的茎尾集聚的像其果实一样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果实。
后来榨菜喽根本就满足不了人们的肚子了,只好干脆吃榨菜和旱地里当时几乎是仅有的一种野菜,人吃后会使人体浮肿,叫榨蓬科。这些野菜的吃法各不相同。榨菜就是热水焯后攥成菜团,然后在面板上洒点面,拿攥好的菜团,在面上一滾,菜团表面粘上一层薄薄的面膜,再上锅蒸,这就算是主食了,每天二两的口粮就是这样粘没的。榨蓬科呢?就是热水一焯,凉拌当菜吃,真是苦不堪言。
大洼里,打地梨(文安话)的“大军”,除文安本地人外,还有任丘、河间、献县等多个县的灾民。场面壮观而凄惨,无以言表。
地梨的吃法不外乎两种,一是条件还算是好一点的,水洗后上碾子碾成碎块,配上少许杂合面,贴饼子或蒸窝头吃。再一种吃法就是水洗后直接下锅,煮熟便吃。
但不管怎样吃,地梨相比榨蓬科和榨菜还是营养最最丰富的代食品了。
古来文安洼就有一个传说:“地梨!是文安的天然地下粮仓”。这可能就是老天对文安洼人的恩泽吧。
劳动之余,人们可以采集点三棱草。等入冬无事时,在家里编点草鞋、鱼包、蒲坛和床垫,换点零钱以补家用。
当时流传着一个民谣:“文安洼三宗宝,地梨、榨菜、三棱草”。
冬天,生活更苦。人们饿的前胸贴后背,即使盼到冬网班子出网,还能有得了什么好的收成吗?因为,捕鱼对网速的要求有歌谣作证:“快捕鱼、慢捕虾、不快不慢捕王八”。
我家就靠父母和姐姐编苇席维持生活。父亲没日没夜地准备着编席用料,母亲为了尽量多编一领席子起早贪黑。姐姐跟随母亲,从十四岁就能独立编席而且每天一领,现在已经和母亲不相上下了。但时间不长,姐姐就出嫁了。姐姐出嫁后就只靠父母编席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了。我!因体弱多病,父母坷护倍加。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我出去做其他小朋友能够做的事情。也只能在家学着帮助母亲递递边,踩踩苇,撬撬席(就是收边)。从不离开母亲的视线。
所以,我家也和乡亲们一样,艰难地熬了最难熬的三年
这段时间,后来又被人们称之为“瓜菜代”。
发洪水(1963年)
这一年的春节,政府按人定量统一发放了小麦面粉,让人们大年初一包一顿多年没有见过白面面儿的饺子。这即是我们还债结束的信号,也是我们的日子要转好的预兆。
大年初一人们吃着这顿饺子,多少人都热泪盈眶。虽然好吃,但难以下咽,大人只是默默地看着孩子们开心、快乐的吃着。心里即心酸又高兴地暗语,“”苦日子总算是熬到头了”。
春节过后没几天,村长找到我父亲,谈了应该送我到学校上学的事。父母听后,异口同声地答应了村长。元宵节过后,母亲把我送到学校,跟老师简单的致谢后,恋恋不舍地回家了。看着母亲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心想,母亲太不容易了。
当时学校是一个姓姜的老师。我听话,不打闹,又不爱说话,学习认真,当然姜老师很喜欢我了。不久老师让我搬来学校,晚上在学校跟老师作伴,父母对此也觉高兴,忐忑的心,放下了许多。
人们的生活确实比以前轻松了许多,村里旱地的面积扩大了不少,水田已寥寥无几。今年的麦秋收成还算不错,夏苗长势喜人。人们的脸上露出了多年不见的微笑。
一晃,芝麻将封顶,高粱晒红米,谷子弯了腰,山芋鼓起包,眼看着秋天的庄稼丰收在望。
一个突如其来的不幸消息,如五雷轰顶,震飞了人们脸上刚刚露出的喜悦,______“要来水了”。
那天早晨,人们脸上个个神情紧张,倾听着村长的“命令”,“抢收山芋”。按人将山芋梗分到户里,自己刨自己的。学校也放了假,跟着父母到了南洼,没刨多久,就听人们说,水已经到村了。父母听到后立马收拾工具,带着我往家赶。走了不远,就看到了水,越走越深,走到村边,已经是齐肩深了(大约一米一二),到家后,恐慌的心情一时也难以平静下来,一家人坐立不安,时刻关注着水情的进展。
傍晚,听人们说,村南最高上的地方也已经没过了大人的头顶啦。
晚上,惶恐的心情使人们难以入睡。早早起床,顺着大街往远处看去,已是茫茫一片,天水相接了,满洼的庄稼早已无影无踪。安静的村庄增添了往日很少看到的野兔、黄鼠狼和狐狸,引来村民的一阵狂欢追捕。不多时,均已成为村民的掌中之物。
欢乐一时的场景结束了,人们又沉寝在惶恐之中,默默地望着村外还在不断上升的汪汪大水,不知所措。
中午时分,政府的救生船到了,不少村民纷纷上船,随船逃离了正在逐渐被水吞没的“水寨”。
当时,据说文安城内有飞机空投食物。过了几天,“水寨”也有政府派来的大船运来的土豆分给各户,暂补无米之极需。以后的日子还得靠大伙自救。
眨眼就要入冬了,还得靠乡亲们自发组织起来的冬网班子,维持大家的生计。苦日子就这样重新开始了。
我们的学校,直到过了春节,才在街里闲置的房子里重新开了学。
仗着人们有过苦日子的经验,和前几年一样,苦苦的熬了一年,水就干了。
这就充分显示了新中国的优越!彻底打破了:“淹了文安洼,十年不回家”的古老而悲惨传说。
人们又重新种上课庄稼,第二年人们收了个多少年都不曾有过的好秋,我家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人们的日子才渐渐地好了起来,脸上又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文安县 李士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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