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7年 受贿1575次：这样的记录是怎样炼成的

流氓兔

2009年2月，刚任几个月河南省封丘县县委书记的李荫奎被“双规”。专案组进行调查后，发现他在担任封丘县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贪污受贿上千万元，先后一千五百七十五次受贿，创下县委书记受贿次数之最。（法制日报12月15日）

在7年时间里，受贿次数达1575次——平均不到2天的时间就受贿一次——这还包括双休、节假日的“加班加点”。看来，此官员以受贿的高频率而“出名”，绝非是浪得虚名。

这1575次的受贿是凭什么完成的？受贿次数没超过1575、贪腐数目却超过一千万，现在还“潜伏”着的还有没有？
若不是一个“偶然”事件——900多名居民举报污染企业，牵出了李荫奎的贪腐行为，可以想象——那第1575次的受贿会是最后一次么？

是900多名举报污染企业的居民“歪打正着”的水平太高？还是其它方面的问题？
贪官的贪腐行为不一定都会牵涉到900多人的举报，仅凭一些“偶然”事件“暴露”贪官可靠么？

不一定所有贪官的家里都会遭到小偷光顾，等到盗窃案破获才会暴露“财产来源不明”；不一定所有的贪官都会和二奶、情妇反目，不一定所有和贪官反目的情妇二奶都会举报贪官；不一定所有贪官的前妻都会因感情和财产分割等原因，带着贪官的儿子进行“亲情反腐”。

公开透明是权力最好的消毒液，阳光监督是权力最好的防腐剂。

公开透明能让公众清晰的看到权力的运行轨迹，有效监督才能保证权力的素质。官员也是人，不能完全指望他们有权力自肥的机会时能自我遏制贪欲——这就好比，对一个正常的俗男人（宗教界人士除外），不能指望他和美女裸睡时不起“反应”——从古到今，不起“反应”的可能只有一个柳下惠办得到；而且，做这个可能的判断都还要把他“坐怀不乱“的传说当做事实。

说到底，保证了“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遏制贪腐行为；保证了“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1575次的受贿记录或者就可能是个永远的记录。

论坛好友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贪官，贪官大多数是有本事的官。自汉朝举孝廉开始，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就开始走向了正规化，层层选拔，层层考试，一直到后来的科举制度，对于官员的选拔不可谓不严格。大抵统治者也都怕所选拔的官员太不像话，不仅“大失朕望”，一个不好，激起民变造成统治不稳，是哪个朝代都受不了的。无论是举孝廉还是科举，除了考察官员的学识见识之外，对被选拔者品德的要求相当的高，“孝廉”更是只重德行。

　　　　 再说新中国的选拔制度。解放之初，高考录取大中专加起来去去十几万，不可谓不是精英。聘任时层层监督，所选大部分都是勤勉有能德才兼备者，上任之初无不是朝乾夕惕兢兢业业为国家人民工作。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然而就是这样严格的选拔制度，却难免官员贪腐，原因何在？有人认为处罚力度轻，犯罪成本太低造成。此说不能说没有道理，然明朝时将贪官剥皮塞草立在衙门，每个官员上任伊始要先瞻仰上任贪官仪容，处罚可谓言，犯罪成本可谓高，但贪官还不是照样前赴后继，屡禁不绝？有人认为官员公布财产，所谓的阳光制度可以防止贪腐，不能说这样的制度没有效果。但历来在中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再阳光的制度，层层对策之下，其效果恐怕都会大打折扣，不能完全令人满意。
　　　　 其实，再好的制度，只要不能取得根本性的效果，那就是制度本身有问题：贪腐禁而不绝的根本原因在于监督制度的缺失。从历朝历代到今天，对官员的监督制度不少，有效果者少，为何？颠倒监督关系造成的。以前的时候是父母官，官员本来就是治理老百姓的，监督官员靠的是官府的督察员等类似机构，形成官官相护的利益集团就会是必然的了。今天我们虽然改了名字叫做“公仆”，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查处力度，但监督体制与以前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还是用官府的机构——官员来监督官员，其能达到的效果就会是显而易见的了。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我认为办法还是有的，虽说不能使贪腐灭绝，但时至大为减少，还是可以做到的。方法就是改变监督体制，变官员监督官员为人民监督官员。在一个几乎全民羡腐人人想当公务员的社会，要想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现象，唯一的途径是充分发挥人民对官员的监督作用，且官员任期满卸任后仍然处在人民的监督之下。也就是说，任何官员卸任后不再是官员，也不是公务员。没有了晋升的制度和渠道，在任的官员才可能改变只对上级官员负责的工作方式，才不会用全部的精力去迎合上级官员而丝毫不顾治下子民的感受。只有如此，所有官员才能真正明白自己为什么人工作，对什么人负责的问题。
　　　　 当然，具体制度需要由相关部门去研究实行，怎样能真正的发挥人民的监督作用，也不是一两篇文章能说清楚的。但是如果只像当今这样，试图依靠政治思想教育，依靠党委领导下的纪委和政府领导下的反贪部门去反腐，说到底还是靠官员自觉，自己监督自己。处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指望官员发挥精英作用，自觉自律，靠党性觉悟而不贪腐，岂不是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