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遭了水灾,上级党组织给文安人民以极大关怀。分洪以后,天津地委副书记陈义堂、副专员史洪涛、宣传部长杨进修、军分区政委宋健等领导同志亲临文安城,直接参加文安抗洪斗争的指挥工作。为了帮助县委树立必胜信心,地委领导经常和县委一起研究文安的地形,为县委出谋划策,使县委在抗洪斗争的每个阶段都能作出正确决策,省委、省政府领导也多次和文安县委直接通话,为文安的抗洪斗争提出指导性意见。 为了救济灾民,上级还拨下了大批赈款赈物,到1963年12月底,赈款赈物累计有:救灾款150万元,布53万尺,棉花15万斤,还有其它衣、鞋、帽等大批实物。此外北京天津等6市县无偿提供代食品662.94万斤,另外还有全国各地捐献的大批物品和现款。这些款物使全县人民得以养息休生,安全地渡过了难关。 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为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立下了不朽功勋。 洪水到来后,被水围困的灾民面临饥饿的威胁,与洪水进行生死搏斗的民工也遇到了物资短缺的巨大困难。在这关键时刻,人民空军协同民航飞机飞临文安上空,在气候条件恶劣、空投点很难寻找的情况下,克服困难,空投大饼、饼干80000余斤,麻袋17300条,并把省委、省政府给灾区人民的慰问信及大批宣传品送到广大灾民手里。 8月25日,正是文安水势猛涨的时刻。人民解放军陆军4625部队两个连,海军东海舰队和北海舰队的4艘登陆艇(100名指战员)火速赶到,参加了护城抢险和抢救工作。 8月26日,大小南门同时告急,陆军两个连紧急出动,奋战险情,筑起土坝,保住了城门。8月28日,南城150米地段危险,他们又一次投入紧张抢救,一天运土960方,加高加固了城坡,使这一地段转危为安。 当城防委员会决定在城墙险段外侧抛砖坝时,陆军两个连接受了到5里外的砖厂摸砖的任务。他们乘船来到砖厂,从水里一块一块地摸上来,被水浸泡的双手和砖一摩擦,不多时便露出嫩肉,浸出了鲜血。但他们谁也不叫一声苦,5天时间共摸砖15.6万块,抛砖坝200米。 由海军指战员驾驶的4艇登陆艇日夜奋战在抢救第一线,更是受到了文安人民的交口称赞。8月28日,急流口大队倒房砸伤了人,4号艇指战员火速赶到,把他们救上艇,立即进行包扎抢救。8月31日,突然刮起了大风,3号艇发现大洼有几条小船在水里打转,处境十分危险,立即起锚出航,冒出风浪把4只小船上的15个人全部救上来。在夜航中,各艇经常遇到螺旋浆被高梁秸缠住或搁浅的情况,有时一天竟达五六次。每当这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排除故障。在紧张抢救的日日夜夜里,各艇平均每天航行19个小时。他们跑遍了灾区每个村庄,抢救灾民17388人,牲畜1599头,其它物资已无法统计。文安遭灾,还得到了各地人民的大力支援。在飞机空投的食品中,有天津人民为灾区赶烙的大饼,当文安人民接到大饼时,有的还尚有余温。为了解决灾民的医疗问题,上级派来的大批医务人员和文安县医院的医生一起,组成几个医疗队,深入各灾民集居点,免费为群众治病。刚从河北医学院毕业不久的李静敏同志,在一个灾民点发现一个被痰堵得奄奄一息的病孩儿,在缺少设备的情况下,她口对口地为病孩吸出浓痰,使病孩儿转危为安。各医疗队在巡回医疗中,免费治疗达10万人次,使灾后的文安避免了大的疫情发生。 抢救急需船只时,上级把北京各公园的游艇调到文安。此外,安新县派小船336只,胜芳派大船80只,宝坻县派木船31只,省航运局派4艘火轮,及时赶到文安洼。 随船前来参加抢救的船工,为抢救文安人民的生命财产立下了功劳。8月31日,风雨交加,胜芳船工曹之青等人驾船从董村回文安,当船离城还有二三百米时,突然一个大浪打来,船舱进水,船身下沉,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如果他们弃船跳水,完全可以游到城墙,但船上的灾民就会遇到危险。他们一面用席苫住船舱,不让继续进水,一面想法稳住船身。这时,小船路过一条电话线,船工袁风鸣、戴河银一把抓住电线,想把船身稳住,不料一个大浪竟把船抛开。他眼疾手快,一手抓着电话线,另一只手一把抓住锚链,使尽平生力气,才把船拉住。后来汽艇赶到,才使全船人员脱险。 同一天夜里,安新县大田庄公社的陈德钊等人带船停在袁郭村边,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倒房的声音。陈德钊等立即撑船赶往现场,把杜秋元一家6口救上船来,并帮他打涝落水物资。 在水淹文安洼时,大批灾民和耕畜被转移到外地。远离家乡的文安灾民亲身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黄甫公社李黄甫村的李恩才、王恩俊、李振福是3位年迈的五保老人。他们随本村的灾民一起乘坐火轮到霸县胜芳镇,这里已经停满了接待灾民的汽车、大车。早在这里等待的信安镇和董家堡大队的干部迎上船,热情地说:“我们是来接客人的,大伯快下船吧。”3位老人心里纳闷:“咱们是灾民,怎么人家说是接客人?”直到被扶上马车,他们还有点不相信,怕上错了车。弄明情况后,李振福含着热泪告诉大家1939年闹水灾的往事,那时他全家四口人逃到天津,父亲活活饿死,自己跑到营口当了华工。抚今追昔,老人激动地说:“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哇!” 永清、固安、霸县、武清县为灾区寄养了几千头耕畜。他们把为灾区看养好耕畜,当作对灾区的最大支援。牛驼一村二队饲养员为灾区养的一头母牛下犊,小牛犊不会吃奶,他每次都抱着小牛喂奶。固安东红寺公社何家营大队给文安喂养的一头小毛驴掉到井里,当时正值隆冬,副大队长何玉峰跳到井里,用手提着驴耳朵,喊人把驴拉了上去。他说:“人家为保卫天津市受了灾,把牲口交给我们养着,要给人家淹死,还有什么脸见人?”在永、固、霸、武四县人民的精心照料下,文安寄养的近4000头牲口都增了膘,还有141头母畜怀了驹,有76头母畜生了小牲口。
分洪以后,人民生活出现了困难,群众的思想情绪不稳,出现了一些怨言、怪话。针对这一情况,文安县委对广大群众进行了深入的政治思想教育。 8月26日,县委发出关于认真做好当前干部、灾民政治思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公社党委和各灾民居集点的党组织负责同志,在做好抢救、安置等工作的同时,切实做好基层干部、党员、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县委要求各级党组织:一是要向广大党团员、干部、社员讲清形势,明确当前的有利条件和暂时困难,启发大家发扬艰苦渡荒、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广开生产门路,依靠集体力量,战胜灾荒;二是要讲明今年我省不可抗拒的水势,讲明有计划分洪蓄水,保卫天津市、保卫津浦路的重大意义,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消除怀疑和不满情绪;三是表扬抗洪斗争中的好干部、好党员、好社员,鼓舞广大群众的斗志;四是揭露坏分子的破坏阴谋,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 县委的通知下达后,各级党组织按照县委宣传部印发的宣传提纲,逐村逐点地进行宣讲。各级党组织还组织召开了党团员和贫下中农代表会,运用回忆对比的方法,大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帮助群众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 进入9月以后,洪水停止上涨。9月7日,文安县防汛指挥部请示上级,要求堵复小垛村分洪口门。经上级批准,9月12日文安县人民委员会发出紧急通知,调集民工堵复小垛村口门。到9月30日,共调集民工9000余人,动土34600方,完成了堵复任务。 文安洼水势平稳以后,9月21日,县生产救灾办公室成立(副县长李益年任主任),具体指导全县生产自救运动。县委为全县生产救灾制定了总方针:依靠群众、依靠集体、自立更生、就地取材,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副业生产。 在县委的领导下,各级党组织克服依赖思想和畏难情绪,充分发动群众献计献策,筹资投料,开展多种形式的生产。到9月底,全县已有333个大队搞起治鱼、柳编、织网、打箔、苫布、粉坊及车船运输等35种副业生产,参加人数达30000余人,日获利28000余元。其中治鱼开展的最为广泛,方法有下箔、搬罾、风网、丝网等十几种,日捕鱼82700斤,收入7800多元。到1963年底,全县共搞起42种副业,48400人从业,日获利30650元。灾后文安人民的生活有了初步好转。 10月25日,文安南关水位降到6.33米,高上地区一部分耕地脱水。县委号召抢播小麦,全县共播小麦8万亩,出现了有史以来“涝了文安洼,当年种庄稼”的奇迹。
后记
1963年,文安虽然遭受了历史罕见的洪水灾害,但在上级党委和县委的领导下,文安人民与洪水进行了顽强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由于8月14日上级在分洪命令问题上发生矛盾,致使分洪时间拖延了6至7个小时。1963年11月8日,文安县委书记李泽民同志错误地被定为反党分子,受到开除党籍、撤消职务、行政降级的处分;县长夏晓德同志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组织部长姜佩珍同志也在政治上也受到一定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省委、地委对李泽民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反复核实,确认原定李泽民所犯错误与事实有出入,拖延分洪时间的责任不在李泽民同志。经过1979年6月15日和1982年2月17日两次研究决定,给李泽民撤消处分,彻底平反。夏晓德同志的问题也得到澄清,一并撤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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