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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教科书《中药学》，桂枝的常用量为3～9g，仲景用桂枝多在15g，这样用起来会否剂量过大？首先，不知道这种“常用量”是怎样确定的，假如《伤寒论》《金匮要略》是中医的“经典”，所谓“经者，常也”，是揭示“大道”的常规医学理论，为何张仲景所用的剂量不是中医界的“常”？另一方面，由于经方药味较少，经方药味多为5～7味，而现代的方子起码十多味药，因此从整个方剂的总量计算两者是接近的，甚至现代用药比经方用量要大。 当然，中药书上所说的“常用量”，是指一般临床大夫处方的剂量，可是临床所见，许多中医处方桂枝超过9g的剂量，远远超过《中国药典》规定。近年亦有许多大剂量应用中药的报道，更有相关专著如仝小林主编的《重剂起沉疴》、黄和等编著的《中药重剂证治录》，大量病案说明，远超《中国药典》剂量规定并不一定会出现不良反应，更能取得良好效果，因此不少中医呼吁增加临床用药剂量，以提高中医临床疗效。 这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究竟是“常用量”不正常，还是临床大夫不正常？常用量的范围会否太过保守？ 《中国药典》中对于中药“常用量”的规定，实际上是指“安全量”，一般用量较轻，确保用药的安全，但却限制了疗效发挥。进一步而言，自古中医皆没有“常用量”这种说法，在每一本中药书上均找不到类似记载，甚至连一般中药的用量都不会讨论，中药剂量问题，均是在方书、病案上记载。那么，“常用量”是怎么来的？ 常用量是参考西药药理学的产物，是指临床用药时的有效剂量，亦称为“治疗量”，是指介乎于“最小有效量”与“极量”之间的范围。在此一范围之内用药，一般可以获得疗效而不会出现中毒反应。故此临床用药，一般不应超过“极量”。而在极量以上，则有“最小中毒量”，是指刚可以引起轻度中毒的剂量；还有“半数致死量”（LD50），是指能够引起半数实验动物死亡的剂量。一般所说的“安全范围量”，就是指最小有效量到最小中毒量这一剂量范围。 中药“常用量”与西药“常用量”的主要区别，在于西药超量运用可能出现中毒，但是中药剂量超出常用量，并不代表中毒可能。 中药的“常用量”，有多少是真正按照动物实验而定出常用量的“最小有效量”和“极量”的剂量范围？恐怕中药的“常用量”并非按照这一办法确定，而是按照模糊的、粗略的统计，按照现代医师习惯开出的剂量确定。既然中药“常用量”的最大剂量范围并非“极量”抑或“最小中毒量”，超越常用量并不代表即可出现中毒症状，那么超过“常用量”究竟代表了什么？有何科学意义？“常用量”想告诉中医什么东西？还有，西药上“极量”还有“一次极量”“一天极量”“疗程极量”以及“单位时间内用药极量”的区别，那么，中药的“常用量”想说的是哪一种剂量范围？再者，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用药习惯不同，常用量是否应“因地制宜”？——如此一大堆问题，谁来回答？ 还有一点更重要，西药上的毒性剂量确定，是通过给“正常”老鼠吃药后所出现的反应而得出“最小中毒量”“致死量”。可是，中药使用的对象并非“健康人”，中药的基本理论是“凡药皆毒”，毒即是指“偏性”，是以药物之偏性纠正人体阴阳之偏，即以偏纠偏、以毒攻毒，假若中药的对象是给“阴平阳秘”的健康人，必然用量较轻，才不会干扰人体的阴阳气血。这也是“常用量”一般甚轻的根本原因。假若确定“常用量”的目的就是要定出“安全范围”，由于“中药”的概念本身不可能以健康人进行“实验”，假若硬要让中药带上安全范围的帽子，以普通人来测试，就必然是甚轻的剂量。 中药的剂量，需要根据病机、具体功效而确定。通过对于张仲景运用桂枝的研究发现，张仲景在运用桂枝的时候，每一种剂量层次，明确对应着相应的病机与证候，证、机、量、效四者连成一线，紧密不分。临床上剂量应用多少，需要根据病情、配伍、煎服法、药物质量等因素综合后确定，而不能单纯以药物的用量论剂量，即评价这一处方的药物剂量是大是小。 举例说，假如在一张处方中开桂枝与炙甘草各100g，只开一剂药，但是嘱咐患者用3L水，煎剩下2L，然后每天喝一次，每次只喝一小口（20mL），就是说可以分开100天来喝，那么，这个100g的剂量，究竟是量大还是量小呢？ 中药常用量并未考虑到用药的具体情况，古今药方煎服法不同，可是却运用了常用量的标准来规范古代处方，导致“古方不能今用”的现象，现代中医无法完全按照古方思想处方用药，这严重影响了对古代医学理论的研究。 《原剂量经方治验录》（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李宇铭著）一书 | 
发表于 2020-1-23 20:3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