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不改腐败不穷

秋水流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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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卫志民  http://www.outlookchina.net/template/news_page.asp?id=5373

解决系统性的、体制性的官员腐败问题，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开启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自由竞争的、法制的、民主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建立现代民主政治。
政府官员腐败在中国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无新意。真的不想谈腐败，要谈就谈改革和革命吧。谈腐败是谈现象，谈革命是谈结果，谈改革是谈原因，这里面有个因果关系在里面。
为何小女孩想当贪官
目前大家在口头上、在语言上对政府官员腐败这个问题的批评自然还是很多，但与20年前相比，感觉上是越来越缺乏源于价值观层面的激情和义愤了，可能大家已经审丑疲劳，身心俱疲，加之日益沉重的生存压力，对政府官员的种种腐败行为越来越麻木了。如果一个腐败官员没有贪污几个亿，如果他的情人没有达到两位数，似乎很难引起已经见多识广的中国公众的兴趣，这类新闻很难登上中国门户网站的头版。即使大家在虚拟世界痛骂腐化变质的官员，给人的感觉也似乎是作为羡慕和嫉妒的更高级发展阶段出现的，而非基于政府公开宣传的所谓主流价值观。大家恨贪官是因为自己没有用，祖坟选址不当，或先祖坏事做多了，导致自己今生没有机会做贪污受贿这样的坏事。如果有机会，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洁身自好，读者诸君可以先在心里问问自己。
在行动层面上，大多数人从各自的私人生活经验所得出的结论似乎是地球人已经无法阻止这只红苹果逐渐腐烂下去了，批评它是无济于事的，是有害于自己身心健康的，也是不利于改善自己和家人物质生活质量的。明智的选择应该是接受这个残酷的社会现实，而不是试图改变它。一个人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了，个人能够改变的只能是他自己。在现在这样的乱世中，识时务者方为俊杰。一个聪明人、一个理性的人应该尽最大努力去适应它，利用它，资质平平的人努力为自己争取更大一点的生存空间，豪杰或枭雄则是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一展抱负。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适者生存，劣胜优汰或优胜劣汰。
记得是2009年9月，有记者在广州小学开学的第一天对学生进行采访，在问到长大后最想做什么工作时，一位6岁小学生很认真地回答说想做官。“官”也是三百六十行中的一行，自然可以把它定为人生理想，但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中，人生无疑是可以私下这么规划的，但似乎不可这么大张旗鼓地明说。这样的新闻显然不符合我们官方的舆论导向和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于是，那位记者进一步追问道，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官，小女孩思考了一下很认真地说，想做一个贪官。记者当时一定大吃了一惊，这孩子怎么这么实在。记者继续追问到，为什么要做贪官呢?小女孩说因为贪官有许多好东西。
这样的社会新闻让我悲喜交加，悲的是一个小女孩，来到这个世界上仅有短短的六年，在思想上就已经“腐败变质”了，心灵的保质期何其短也，我们的社会环境何其丛林啊。喜的是她坚持到六岁还没有变为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还没有道貌岸然，还没有完全失去童真，还没有变为“五道杠”。
中国每年百万大军报考国家公务员考试，这些年轻人是不是也是怀抱那个小女孩一样的梦想，准备豪赌人生，拼命一搏，加入到竞争激烈的贪污受贿竞争中来呢?如果年轻人越来越觉得只能通过追逐权力来改善个人生活品质，只有通过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这样的犯罪活动才能比较可行、快捷地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那么中国人时下生活的这个特殊环境是多么的残酷啊。
腐败是偶发性的吗
我们经常说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绝大多数党员是生活在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他们不管多么艳慕贪官，连给贪官送上谄媚笑容和身体的机会都没有，更是没有机会犯罪了。
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如果你从身份的角度去理解“干部”这个词汇的话，如果你从行为角度而不是动机这个角度去理解“好”的话，也是不错的。毕竟，想想贪污受贿，想想欺男霸女，想想耀武扬威，想想前呼后拥，被窝里意淫一下，似乎并不犯法，顶多境界不高罢了。可是境界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毕竟在失控的汽车前勇救学生、并且幸运地成为一个能够引起高官注意的著名事件是个极小概率的事件。
问题是谁又敢说绝大多数有机会、有能力腐败的官员是好的呢——虽不能有幸腐败，但心向往之。
今天中国人遇到的政府官员腐败，就其发生的广度、深度和烈度来说，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在心里悄悄地做着当大官、发大财的梦。但还不能说是空前绝后的，官员腐败问题目前还处于一个寻底的过程中，远没有到探底回升的阶段。
中国这只红苹果的表皮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腐烂斑点，至于切开以后它的芯里是个什么状况，读者诸君只能各自猜测了。
你可能会说，世界上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但是，中国今日所遭遇的腐败并非偶发性的。腐败，必定源于制度的结构性缺陷，特别是基础性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既然是制度性的腐败，源于制度的结构性缺陷，而非源于一个能够基本完好运行的制度所存在的瑕疵，那就只能依靠制度的彻底变革，特别是基础性制度的彻底变革来解决。
变革的具体路线可以讨论，但变革的终极指向必须首先通过全社会充分的讨论形成基本共识，那就只能是在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存在、且已经经过长时间运行被清晰地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是什么有国别特色的市场经济，而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身边明明有通衢大道不走，非要披荆斩棘地在乱石荒野中艰难探索。河上明明有坚固的大桥免费通过，却非要率众在激流中摸着石头过河，好不辛苦。但累死也没有人可怜，因为这是自寻苦吃。
我们目前选择的这个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所谓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无所不在的经济管制，迷宫一般复杂的税收优惠制度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自由裁量权，政府官员手中所控制的巨量经济资源，几乎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共同创造出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这样的制度安排简直就是在刻意放纵党员干部犯罪。
解决体制性腐败的出路
许多人都喜欢引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中的开篇语来形容地下的中国社会，这段话似乎是为今日的中国量身定制。“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改革开放使中国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自由，能够自由地在某些领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去追求财富，去创造财富。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另一方面我们的改革天然就是不彻底的，只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是目标含糊的、不断修订的、缺乏整体规划的改革。
至于政治体制改革迄今为止还是具有相当大的政治敏感性的，不是一般人物可以随便谈的。即使是温总理谈，在国外谈的尺度都要比在国内大许多，都要有很大的顾忌，何况我等草根。这是一个让人没有安全感的话题。
在这种新旧杂陈的制度环境下，令人瞠目结舌的政府官员腐败，空前不绝后的贫富差距，断子绝孙式的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全民相互戕害的食品安全问题，只顾掩盖眼前问题的货币政策，泛滥的流动性，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巧取豪夺，明火执仗，道德沦丧，信仰缺失……无不昭示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解决这种系统性的、体制性的官员腐败问题，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开启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自由竞争的、法制的、民主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建立现代民主政治。
也许有人纠缠于目前在许多国家运行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民主制度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也并不是尽善尽美的，究竟应该和哪种市场经济体制接轨，和哪种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接轨?月饼有广式的和苏式的，但这不等于说你可以把麻花说成是月饼。桃子有89号的和76号的，但你会因为它们之间的微小差别而放弃吃桃子吗?大米有东北大米和南方大米，有一季稻和三季稻，你会因此而搞不清“吃米饭”的含义吗?
还有人以种种荒谬可笑的借口来论证现代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人，比如说中国人素质低。作为个体，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不会认为自己的素质低，低到无法区分好歹对错，低到无法正确行使自己的基本政治权力。但在宏观层面上，许多人却接受了这种“种族低贱论”。70年前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大字不识一个的偏僻乡村的农夫素质高得都可以用黄豆进行民主选举，现在中国人的素质怎么反而倒退了?况且香港的中国人和台湾地区的中国人和大陆的中国人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为何我们这边就素质低下了呢?全然忘记了我们在另外的场合喜欢强调的五千年灿烂文化。
还有人从经济增长速度的角度来寻找辩解的理由，如好人专制、开明专制、强人政治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姑且不论目前这种政府主导的有特色的市场经济，低下的效率，巨大的成本是不是断子绝孙、涸泽而渔式的，是不是可持续的，官员的权力那么大，又没有什么约束，人口那么多，不是一个像新加坡一样的城市，不腐败变质才是不正常的呢!怎么可能好人专制，都专制了还能是好人?
经济学中的盗贼统治模型认为，在某种情况下，一个国家腐败的盗贼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积极性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因为经济繁荣能够产生更多的财富以供盗贼统治者们盗窃。高层统治者们甚至会压制较低级别官僚的腐败行为，以确保更多的资源能够留给高层的盗贼统治者们。
笔者以为，仅靠思想政治教育和学习培训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枪决腐败的官员同样也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这种方法只能制造几个倒霉鬼，这样的反腐行动还极易沦为官场权力斗争的手段。只打苍蝇蚊子，不填臭水坑，显然是既不治标也不治本的。
于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政府官员的腐败活动在主流价值观的武装下，在政治思想教育人士和各类干部培训讲师的循循善诱下，在红色旅游的熏陶之下，在秦城监狱这类基础设施的威胁之下，愈演愈烈。受到党纪国法处理的违纪官员越来越多，人均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高，腐败变质的官员级别也越来越高。中国作家韩寒有句名言，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官员不断下降的道德底线和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智商之间的矛盾。这句调侃非常不幸地找到了统计学方面的证据。你可以思考一下，当前中国犯罪率最高的群体是哪一个群体。
用行动而不是空谈为改革加油
聪明智慧的中国人从长期来看，在同样聪明智慧的先进国家人民引领的人类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伴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自然会最终融入世界主流社会，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从容不迫的、体面的生活。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特别是目前先民主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国家的人民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我们的问题是中国人如何才能尽快地回归世界主流，尽快地建立起已被证明切实有效的现代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难道我们还要经历一次社会剧烈动荡和民族灾难才能够毁灭掉旧制度，建立起新制度?管理层若有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打算，中国就真正的危险了。中国社会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远非无解，管理层和草根大众都不要过于悲观。精英们更不应该持有倒计时心态，忙于赚快钱，做短线，捞一把是一把，怀揣外国护照，随时准备开溜。
在改革和腐败的赛跑中，在改革和革命的赛跑中，和军事斗争一样，首先不能丢掉士气和军心，否则必败无疑。放弃胜利的希望，失败自然就会接踵而来。用行动而不是空谈为改革加油，战胜腐败和革命。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激进的改革者，而不是激进的革命者。放弃真诚的改革，就是选择了腐败和革命，也就是选择了暴力、动荡和毁灭。在革命和暴力面前，逻辑再好，再正确，都将一点用都没有，和蛛丝一样无力。

秋水流觞

我们也曾经是迷惘的一代
徐 贲

托尼·朱特那本小小的《沉疴遍地》（新星出版社，2012年）是为年轻读者写的，但上了年纪的读者读了也许可能会更有体会。朱特说，一直有那些觉得自己在政治信念上一无所有的美国80后、90后学生们在向他抱怨：“‘你们当然容易啦’：你们这一代人有理想，有思想，你们相信某种理念，你们能够变革。”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了区分的意义。他们对朱特所青睐的社会民主主义所知甚少，也不感兴趣。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信念，这些年轻人成为朱特关心并想要开导的“迷惘的一代”。
这样一本为美国年轻读者写的书，翻译成中文出版，读者和阅读的语境都与原来的不同，含义自然会有变化。例如，朱特说，今天年轻人缺乏政治信念，而比他们年长的则以前曾有过信念（在中国也常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在我听来有点像是挖苦。
我们这些在1960年代后期开始懂事的一代，确实是有过某些可以称作为“政治信念”的东西，但那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念，是别人灌输到我们头脑里来的。这样的信念不仅不能使我们心明眼亮，反而曾使我们比迷惘的一代更加迷惘。
在我们政治信念最为明确、深信不疑的年代里，我们相信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本质区别的信念是有了，但“草”和“苗”这两类植物的区别在哪里，却令我们陷入了无解的迷惘。
后来，又有了一种新的信念：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为什么要抓老鼠？要抓的老鼠又是什么？是让一部分人先不择手段地发财的那种“富起来”吗？“富”就是我们所要的那个“幸福”吗？要发财的信念是有了，但为什么发财，发财到底与幸福有什么关系，却又使我们陷入了新的迷惘。
《沉疴遍地》让中国读者看到，原来在许多人眼里很富的美国，“富”不但不等于就是幸福，而且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富”的分配不均是一种让整个社会都不能幸福的不公正和非正义。朱特在过去30年间的美国生活方式中看到了某种令他在生命快要结束时忧心不已的“根本性的谬误”（2008年他写作此书时，就已患上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他写道，“三十年来，我们把追求物质上的自我利益变成了一种美德： 确实，恰恰是这种追求，如今构成了我们所唯一幸存的集体目的意识。我们知道各种东西的价钱是多少，但对它们的价值几何却一无所知。我们不再质疑一项司法判决或立法行为：它善吗？公平吗？正确吗？它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或更好的世界吗？”
一个社会里虽然有富人和很富的人，但却充满了不公平，非正义和“不善”，朱特将此视为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他说：“尽管它们不能轻易回答。我们必须再次学习提出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提出问题的方式，朱特生前便是以这样的知识分子著称的。在“公知”在中国已经被糟蹋成一种污名的今天，能否想象有其他的社会人物来提出这样的“根本政治问题”呢？
提出“根本的政治问题”的人，朱特称他们为“异见者”，他们“不同意、回绝和异议的行为，尽管……会非常讨厌，但却恰恰是一个开放社会的生命线。我们需要能够把反对主流意见当作美德的人”。美国有这样的异见者，中国也有，但处境要困难得多。
异见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是一种帮助而非破坏。保守的维稳希望拥有永久的共识，总是把异见看成是仇敌。然而，拥有永久共识的国家，不会长期作为那样的国家存在下去，民主国家是如此，不民主的国家更是如此。比起异见来，认同要容易得多。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有人来提出异议。朱特说，“认同是很有诱惑力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同意每个人、不同意见被妥协的传统磨平时，社区生活就容易得多。没有这些，或许这些被破坏了的社会或社区都不会顺利运行。但是，认同是有代价的。从来不允许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或者只在规定的和程式化的范围之内才允许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的、封闭的意见或思想圈，失去了它有活力地、有想象力地回应新挑战的能力。”
在不同的国家里，提出异议的方式和内容是不同的，但也可能提出一些相似的问题。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吸引他们的可能首先就是《沉疴遍地》中那些对于中、美两国看上去有相似意义的问题。朱特提问题的方式是激情式的（他不是一位学究式的“专家”），很容易获得这些读者的共鸣，例如，他提到了城市发展与自然的“利益计算”，他说，“自我毁灭的金融算计支配着各行各业。我们毁灭了乡村的美丽，因为自然那无法增值的华美没有经济价值。我们有可能关掉太阳和星星，因为太阳和星星不会支付股息。”他又说，“日益加剧的财富和机会的不平等；阶级和阶层的不公正；国内和国外的经济剥削；腐败、金钱和特权阻断了民主的血脉。”这些都能引起中国读者来自他们自己语境的共鸣。
然而，朱特在《沉疴遍地》中提出的远不只是这一类的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才是他政治思考的真正核心。他认为，美国年轻人政治迷惘，信念困惑，正是因为他们对不同的意识形态缺乏认识，所有难以作出正确选择，难以形成自已应有的独立政治立场。这不仅是一种知识的欠缺，而且更是一种公民教育的不足。
朱特“给困惑者指南”，特别介绍的是许多美国年轻人只是似乎熟悉的“自由主义”和他们大多人所不熟悉的“社会民主主义”。他要告诉读者的是，美国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s）——像奥巴马和其他许多民主党人，其实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早就有了许多相似的政见，如累进税制、穷人的社会福利、强调社会的信任与合作。难怪不少初到美国的中国人觉得美国在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上要比中国更社会主义，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朱特因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把“毫无规范的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社会之恶，这种资本主义是它自己最可怕的敌人，“它迟早会成为自己走向过分极端的牺牲品，再次仰仗国家来伸手搭救”。他认为，面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动荡，不仅仅是如何收拾残局，而且需要“重新思考”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国家的首要任务不只是国防、公共秩序、防止流行病、防止公众不满，而且是保障社会福利、维护社会公正和正义。朱特希望看到国家能更积极主动、更全面有力地干预调控所谓的“自由市场”。他主张社会民主主义，赞成它对好社会的设想，认为“强有力的国家和干预性政府的实际需要是不容置疑的”。在美国，朱特的这种主张是一种相当“非主流”的观点。
朱特主张在社会生活中为国家和公共部门分派了一个更大的角色，这会引起中国读者对官僚制度和特权无限膨胀的担忧。政治学家彼得·考林斯指出，政府的介入和管制固然可能节制资本家的贪婪，但是“公务员”们的贪婪比资本家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听命于政治主子的公务员们比起不为持股人着想的经理们也许更加自私，更加贪婪”，把主持社会公正的重任交付给这样的人，不仅是危险的，而且也是天真和愚蠢的。当然，朱特的主张是针对美国而提出的，至于别的国家的读者会怎么看，他就没有想那么多了。
社会民主主义在美国很难推行，朱特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对美国现状的批判只设定了一个低调的目标，那就是，“建议政府可以在不威胁我们自由的前提下，在我们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论证，既然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和我们同在，思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国家，必将不无裨益”。他承认，“20世纪进程中美国立法和社会政策中很多最好的东西——亦即我们被催促着以效率和‘小政府’名义加以摧毁的一切，在实践中正好和欧洲人所称的‘社会民主主义’相呼应”。也正因为如此，他为自己设立的批判目标不是改革而是思考，“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去做；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谈论它”。
许多中国读者一定会觉得，朱特为社会批判所设定的是一个他们既难以理解也不能满意的目标，他们思考社会和政治的弊病，尤其是由制度造成的权力失衡和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公正，首先想到和要求的很自然的就是体制改革。在他们看来，问题恰恰不是如何谈论它，而是如何去做。他们能有这样的看法，比起我们那一代人，已经不那么迷惘了。

北风之神

还记得《建国大业》蒋介石的一句话吗？——不反腐就要亡国！反腐就要亡党！
太经典了！

平安

寒霜若雪

大眼贼

无语 发表于 2012-7-8 08:36
这样发展下去，就怕党与国都亡了

国家永远不会亡的，但政权会，政党也会，政权不等于政府，政党也不等于国家。但独裁者很乐意将此搞混并愚弄那些庄园里的奴隶，而相当一部分奴隶也会愚蠢的认可奴隶制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