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开心
2017-12-27 1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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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天数: 512 天 [LV.9]以坛为家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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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近十几年来我国的人口增长数急剧下降。2010年的人口普查证明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已经从 1973年的4.5降到1.18，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增加生育，严格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已经过时。更有基层计生干部不惜侵犯人权来控制人口，造成官民冲突，弄得民怨沸腾，甚至变成国际事件，极大地伤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这种错上加错的生育政策绝不可以再继续下去了。
当初提出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年收入不到300美元。农业占经济总量约30%，各种商品都面临紧缺。同时，生育率很高，人口增长很快。中国经济面临就业不足，人均粮食生产很少，教育投入不足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出台了计划生育的政策。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在城市施行严格的一胎政策，在农村实行一胎半政策。为此，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很多家庭儿女双全的愿望不能实现。个别基层计生干部粗暴行事、扒房牵牛、强制堕胎等暴力事件也司空见惯。
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今非昔比，总体规模已仅次于美国，人均收入超过五千美元，两三亿农民在城里有了工作。人民的人权觉悟空前提高。长期坚持一个僵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渐渐地脱离了变化中的环境，计划生育的不良后果越来越暴露。特别是年轻人口的比例迅速降低。虽然在1976年以后的三十年中人口总数增加了40%，但小学生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从1.5亿减少到1.0亿。各地小学校大量合并，与2000年比较，2010年农村的小学校减少了一半。由于出生儿童长时期持续减少，使得中学招生也越来越少。现在大学也很难招生，各校都在抢生源。中国出现的超低生育率和人口少子化态势在全球社会古今罕见。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超过了所有国家过去所发生过的。
我国每年人口的增加数从1978年的1800万降低到现在的约600万。如果继续计划生育政策，2017年前后人口将达到顶峰，为13.5亿，以后人口数开始下降。即使立刻停止计划生育，再过约十年中国的人口也将开始下降。那时候人口总数约为14亿。远不到过去预测说的，继续执行计划生育人口也会达到15亿和16亿。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人口发生的主要变化有：
2003年20-39岁黄金年龄段劳动力开始减少。这一点已经为近年来逐渐加剧的用工荒所证实。
2010年14岁及以下的人口比例只有16.6%。即使每个人都能活到70岁，妇女的生育率稳定，14岁以下的人口也应占20%（14/70 = 0.2）。现在只占16.6%，低于世界平均的27%，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29%。我国人口属于严重少子化。
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1973年的4.5，降到1979年的2.8，1990年的2.3, 1995年的1.5，2000年的1.22，2010年的1.18。妇女生育率的急剧下降，虽然有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但主要是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的结果。因而即使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不可能大幅度回升。所以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按照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未来的二十年内必将发生以下的事件。这些事件是必然要发生的，正好像现在十岁的人再过十年一定是二十岁。无论我们如何调整生育政策也不会改变以下的事实。
2012年育龄妇女人数开始负增长。说明中国的人口生育能力正在走向衰减。
2012年总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止跌回升。其中15岁以下的人口比例继续下降，但65岁以上的比例快速上升。抵消之后总抚养比开始上升。2015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以后将长期面临劳动力缺乏和年轻人消费不足的问题。
2015年“光棍”危机开始呈现，以后危机逐年加深。到2023年光棍超过2000万，以后光棍数会达到4000万。这三四千万的光棍在他们以后的几十年的有生之年中永远失去了组织家庭的可能性。
从1975年到2010年一共产生了约2.2亿个独生子女。大约有4%的孩子会在25岁前死亡。即便部分家庭补生成功也将有数百万个家庭遭受失独之痛。
如果不改变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发生以下的事件：
如果继续保持现在1.18的生育率，2017前后年中国的人口将停止增加，此时的人口总数是13.5亿。
以后人口将持续快速减少。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掉三分之二，剩下4.6亿人；再过一百年到2200年只剩下6800万人。这一恐怖的前景充分说明我国现有的人口政策不可持续。
取消现行的生育政策是否会发生生育率的大幅度反弹？绝大多数人口专家估计是否定的。因为当前的低生育率并非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我们要担心的是即使取消控制人口的政策，生育率仍然达不到维持人口平衡所必须的水平。我国所真正需要的是适当鼓励生育，达到更替水平，而不是继续限制生育。
应该改变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看法：
我国控制人口的基本观点之一认为，人均自然资源的多少会决定经济发展的难易，人口多将加重全社会的负担。所以实施超生要交社会抚养费的办法。这种观点，过分夸大了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却忽视了人口多有分工更细、创新更多、产业集聚等好处。而且，“人多导致贫穷”的观点完全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世界上既有人均资源丰富的富国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也有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的富国，如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等。事实上，工业化以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因为资源的硬约束而发展不起来的，资源相对贫乏的东亚国家都发展得非常好，反而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却发展滞后。在五、六、七十年代，很多国家都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国的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例几乎没有增加，只是中国由于实行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并没有像四小龙、日本一样，人口和经济同时快速增长。
可见贫富和人均资源无关，只和发展模式有关。从短期看，人口数量的多少并不一定对经济发展有利或有害；从历史角度看，人口数和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但是人口结构的扭曲必定对长远的经济发展有确定的负面影响。最新的经济研究还表明，工作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以后，年轻人的创业和创新活力大幅降低，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减弱。近二十年日本经济的变化也证明了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他们的科技创新力明显下降。
我国近二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确实和人口结构及其变化有关。早先年轻型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同时出生的小孩大幅度减少，家庭负担减轻。储蓄率空前提高，在世界各国大中排行第一第二。这为我国的高投资和高增长创造了条件。但是这种短期有利条件看似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借债，将来是要偿还的。因为出生率下降必然导致将来的劳动力短缺，养老的负担加重。社会将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还债。在这过程中将发生低储蓄率所引起的各种问题。如基本建设缺少投资，环境保护没有钱，教育和科研经费不足等等。其结果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萎缩，甚至发生贫困化，即人均收入的持续性降低。
老年人口比例高的社会，和劳动力人口比例高的社会比较，显然更为不利。但是由于经济发展和医疗进步，老龄化是全球的发展趋势。通过技术、组织、制度的调整，特别是社会财富的增加，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强了社会的适应能力，人类社会有能力适应这种变化。但是过快进入老龄化，就会发生未富先老的问题。与其他各发达国家老龄化过程比较，我国未富先老，社会发展干水平落后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非常突出。
除了经济上的问题，独生子女政策也造成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的极度扭曲。独生子女政策造成4（祖父母）-2（父母）-1（当代）的家庭结构。当代的一个年轻人要负担六个中老年人。而且每一个人都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叔叔阿姨舅舅姑姑。全社会缺乏横向的血缘关系，只剩下垂直的单线条的直系亲属。这种单一结构是一种极为脆弱的人际关系。一个人生了病或发生别的困难，除了直系亲属，没有旁边的人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固然朋友也能帮忙，但是远不如血缘关系那么自然和紧密。每个人身处直系亲属的环节之中，他担负着上下直系亲属的各种安全责任，没有别人能够真诚帮助，担子非常重，极不利于社会的安全保障。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育政策？
按照中国现在的社会发展水平来推算，即使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只会在1.7左右。 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差不多的伊朗，泰国都自然地降到了1.8左右。东亚地区的台湾和韩国二十多年前的发展水平和中国现在差不多，当时的生育率也只有1.7左右。现在他们鼓励生育，生育率还是很低。有人担心，一旦放开，农村的年轻人会生3个小孩。实际上，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年轻人都在城市里工作，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未来面临抚养小孩的压力和城市人是一样的，很多研究表明，他们的生育欲望也不会超过2个小孩。所以根本没有必要担心放开后生育率过高，真正要担心的是放开后，生育率还远远达不到更替水平。在世界范围内，东亚地区的生育率是最低的，其中华人社会的香港和台湾更低。
是不是从限制只生一个变到放开二胎就可以了？还是应该自由生育，不加限制？自由生育对管理者来说，取消了生育管理，所有的社会成本和个人成本都消失了。放开二胎（即限制二胎），仍然有一定的管理成本。而且有一个强制性的二胎政策，就可能发生侵犯人权的野蛮执行。显然，自由生育更好一些。对全社会而言，我国需要的是增加生育。其理由已如前述。所以我们建议取消强制性计划生育，赋予公民自由、自主、负责的生育权利。
这一建议的争议在于会不会造成生育的失控，引发人口的出生反弹。事实上我国大城市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以下。北京、上海的妇女生育率已经降低到0.7，超过了只生一个小孩的计划生育的要求。说明取消计划生育不大可能引发超高的出生率。
试看世界各国的生育政策。人口密度远高于我国的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都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大多数欧洲国家也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尽管如此出生人口数仍不见增加。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机四伏。我国也需要鼓励生育，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应该是没有可怀疑的了。
取消计划生育，会造成几十万计生干部转岗。这不是坏事。停止做不必要，甚至是有害的事，就是一笔巨大的节省。不过，做出尽可能详尽的计划，让他们顺利转业，使得政策转变没有阻力，还是十分必要的。
建议发起人：
梁建章（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系研究教授，携程旅行网董事局长）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
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易富贤（长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同意签署人：（按回复时间排序）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系主任）
李宏彬（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赵耀辉（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胡大源（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陈玉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
苏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系副系主任）
袁刚（北京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李红刚（北师大管理学院教授）
袁飏（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副秘书长）
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廖进中（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
范剑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王苏生（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
郑国汉（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商学院院长）
李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系教授）
薛兆丰（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朱天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经济学与决策科学系主任）
唐方方（北京大学经济学、金融学与营销学教授）
何亚福（独立人口学学者）
刘国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
林莞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
杨其静（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教授）
蔡泳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研究员)
周春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
马良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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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2 09:53:10
发表于 2012-11-22 1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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